一场昔日的战争在今天还有多人议论分析，那肯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是其有着重大意义或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启示。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这么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旷古大战。注意，这里所说的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至公元前404年，期间开战双方多次停战又多次开战，最后以斯巴达一方获胜为终结。对于这场大战，用修昔底德的话来说就是：“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双方都用尽全力来准备。”“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就是那些现在还没有参加战争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加”，这次战争“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几乎整个人类”。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场大战影响范围之广，波及国家之多，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其对后世有多深远的影响了。还是借用修昔底德的话来评价，那就是这场战争使希腊社会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使城邦制度出现了危机，建立在城邦基础之上的雅典民主制也随着雅典的失败而遭受重大的挫折。此后，希腊世界再也无法恢复到奴隶制城邦上升时期的繁荣局面。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是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还是古代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说到雅典及其同盟者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他们双方为什么打起来：简单地说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古希腊世界两强并立，必有一争！，早在这场战争之前，双方就摩擦不断，但当权者还比较克制，都在避免战争，希望和平，但随着矛盾冲突的累积升级，双方都不再控制，且当权者都认为己方能赢。战争的钟声已经敲响，那只等着打开大门放出战争本尊了。
分析雅典失败的原因，我认为可以从两大方面去思考，一方面当然是从雅典本身去寻找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从对手斯巴达处入手。两相对比分析则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先看看雅典己方失败的原因。
一：钱的问题
一场战争的胜利与否，有很多的因素，最直接的是主战场上的胜负，而战争中又包含了指挥官的指挥调度、局部战场的把握、后勤保障、士气军心战力等因素。我们先来说说后勤保障。我们都知道，打仗需要士兵，而士兵需要吃饭、需要武器、盔甲、攻城器械等一系列的战争工具，这些都是要花钱的，还有，不要忘记这场战争打了27年呢，那得花多少钱啊！？钱从哪里来？当然是从雅典的国库啊，国库的钱哪来呢？当然是赋税啊、外贸啊，其实还有一个来源，这里也提一提：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争夺希腊世界霸权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的角逐， 提洛同盟的形成于希波战争（希波战争是古代波斯帝国也就是波斯第一帝国，即阿契美尼德王朝，为了扩张版图而入侵希腊的战争，战争以希腊获胜，波斯战败而告结束。）末期。公元前478年，雅典同爱琴海各岛及小亚希腊各城邦， 为了对付波斯而结成同盟。同盟国自愿接受雅典的领导，使雅典在军事、财政、外交等 方面都拥有许多特权。同盟国虽然各有一票表决权，但雅典有权对同盟会议的决议加以否决。这样，同盟会议原则上是雅典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却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雅典人。）而有意思的是同盟有个金库，金库为雅典掌管，同盟各国要向金库捐款，盟金的用途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这也算是雅典的可支配资金啊！。但是这里也埋藏了一个隐患，因为后来，为了筹备战争资金，雅典把盟国的贡金增加了近两倍。雅典的这项措施及其以前的特权都引起盟邦的不满，于是出现了盟邦暴动。伯里克利就曾亲自镇压了两次最大的盟邦暴动：公元前446年的优卑亚各邦暴动和公元前440年的萨摩斯暴动（这里就不细说了）。雅典对同盟国的政治奴役和经济压榨迫使盟国纷纷起来暴动，为了迫使盟邦就范，雅典对叛离的盟国采取了高压政策。结果，更多的盟邦起而暴动，这迫使雅典在战争期间两面作战，大大削弱了雅典的力量。雅典因失道而寡助，同盟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特别是远征西西里失败后，整个希腊马上起来反抗雅典。首先是优卑亚人、列斯堡人，其次是忠于雅典而著称的开俄斯人和特里亚人。失去了同盟国的支持就相当于切断了雅典的命脉。雅典同盟开始解体，雅典势单力孤，得不到支持和援助。再也无力与伯罗奔尼撒同盟抗衡。这也可以看成是雅典失败的一个原因吧。
好了，说回重点。其实战争爆发前，雅典经济实力雄厚，经济资源丰富，这些也是雅典当权者伯里克利有信心取得战争胜利的经济保障。然而，雅典的经济有它的局限性。第一，雅典以工商业为主，对外依赖性强。 首先，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气候温和，境内多山，适于农耕的地方不多。气候温和的山地盛产橄榄和葡萄，有丰富的陶土资源，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耕地较少，粮食往往供应不足，需要大量的输入谷物。另外，雅典有优良的港湾 ，利于发展海外贸易。雅典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手工业产品行销海外，开辟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又要从海外运进工业原料和谷物。海外贸易在雅典占重要地位。同希腊半岛的许多城邦一样，对外贸易要比国内贸易重要得多。雅典主要是工商业经济，工业产品要在海外市场销售 ，原料和粮食靠进口。雅典经济对外依赖性较强。在战争时期 ，海外贸易受到影响，势必影响到雅典的经济，尤其是在战争的后期，斯巴达控制了赫勒斯滂地区，雅典的主要贸易地区和运粮通道被斯巴达控制 ，雅典经济收入减少粮食缺乏。而这恰恰是影响战争进行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二，.国库收入缺乏稳定的来源，战争中财力不足。战前，雅典的经济实力可以说是雄厚的，也是伯里克利为之自豪的、赢得战争胜利的保证力量。然而战后，军费开支浩大，雅典感到财力不足，以致于在战争初期压缩划桨手，以节省开支。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初期雅典采取防守战略，田地被破坏，饥民增多；公职人员津贴提高，这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为了应付战争的巨大开支，雅典人开始对输出和输入雅典的一切货物征收 5%的关税。但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雅典财力困乏，严重地影响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取胜。 总之，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及国库收入来源不稳定，造成战争进行过程中财力不足是雅典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政治因素
战争的胜败还会被政治所影响（这点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很多例子，像南宋时期岳飞秦桧啊什么的，还有电视剧杨门虎将。算不算，好像不严谨了)。我们都知道，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民主政治趋于极盛，但是，在繁荣的民主政治的背后潜伏着危机。一是党争不断 党争就是是党派之争。古代希腊的党派是指围绕某些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自然形成的一些松散的公民集团。就雅典的党争而言，其党派的构成、斗争的形式和内容都因时而异，但不管哪种形式，党争都是雅典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在雅典国家形成与巩固过程中 ，曾发生一系列变革，如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克利斯提尼改革、泰米斯托克利改革、厄菲阿尔特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虽然改革是雅典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它们同时亦毫不例外地属于党争的范畴。（公元前 5 世纪中叶，雅典党争最为激烈 ，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首的民主党经过一多年的斗争战胜了以西门为首的贵族党，使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在雅典不断巩固、发展。在伯里克利当政时期，由于民主党力量过于强大，贵族党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党争处于低潮。伯里克利死后，他的民主党随即一分为二:民主党中以尼西阿斯为首的保守派与贵族党合并组成主和派，亦称寡头党 ;以克里昂为首的民主党激进派则构成新的民主团体，即所谓主战派或急进民主党。）党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主要体现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公元前 421 年“尼西阿斯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主和派取得暂时的优势，亚西比德的迅速崛起使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西西里远征的成行说明主战派在激烈的党争中再次获胜，而公元前 411 年的寡头政变，则标志着寡头派又占了上风。以伯里克利去世为界，我们可将雅典党争分为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党争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雅典的影响也不相同。伯里克利逝世前，雅典党争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逐步确立并臻于完善，奴隶制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而后一阶段的党争，使民主派与寡头派轮流执政，政府更迭频繁，难以制定长期可行的政策。另外 ，党争还伴随着削弱雅典力量的流血事件。总之 ，后期的党争扮演着不断削弱和损害民主政治，使雅典国力越来越弱的角色。这一点，在远征西西里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验证。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给雅典带来极大影响。而从远征西西里这一计划的提出、成行到惨败无不由于党争的影响。这就是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和牵制。下面是具体的表现。
首先，雅典在未解除“近忧”斯巴达前劳师袭远，这是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们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是每十天重订一次的。一旦斯巴达发现雅典军队分散了，他们很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既进攻阿提卡又援助西西里。况且，一旦雅典并不了解西西里，只听信厄基斯泰人(西西里岛上一民族)的片面之词和他们自己调查团的伪报告， 公民大会讨论是否远征时，也出于党派利益的考虑，未听从尼西阿斯的良言相劝，反而在亚西比德的鼓动下，充满了远征的热情，迅速地组成远征军出发了。
其次，公民大会在党争的影响下任命将帅失当，即任命亚西比德、尼西阿斯和拉马卡斯 为全权的将军，这种失当具体表现有三:其一，尼西阿斯属于主和派，他极力反对远征，选他为将军必然导致其在远征时和进攻叙拉古时均采取消极态度。尼西阿斯率军初到叙拉古时，他没有立即发动进攻而在卡塔那度冬。结果，吉利普斯偷偷地引进伯罗奔尼撒的军 队首先向雅典人进攻。 雅典人在厄庇波利溃败后，本应取消继续围攻叙拉古的计划，而进退维谷的尼西阿斯宁愿死在敌人手中，也不愿意接受雅典人不公正的判决。所以，他没有采纳另一将军德谟斯提尼的建议，最终使雅典远征军陷入绝境。其二，亚西比德属于主战派，他积极主张远征，因为“他对于赛马的热忱和他的奢侈生活已经超过了他的财产所能供给的”，而一旦远征成功“会使他个人同时得到财富和荣誉 ”。任命怀有如此野心的人为将军，无异于将雅典城邦引上毁灭之路。其三，任命尼西阿斯与其政敌亚西比德同为远征将军，政见不一必然导致军事行动上的不一致。远征军到达西西里的利吉姆后，才发觉受骗，厄基斯泰人根本没有允诺的那些金钱。这时，尼西阿斯要把全军开往目的地栖来那斯，而亚西比德却要去拉拢西塞尔人叛离叙拉古，后来另一将军拉马卡斯支持了亚西比德，亚西比德率领自己的船舰前往麦散那结盟，结果遭到麦散那拒绝，亚西比德只好无功而返。还有，公民大会受党争的影响，对亚西比德涉嫌渎神罪处理也不当。远征军出发前，雅典城内赫尔墨斯石像的面貌被毁。这一事件受到国家的重视，因为这不仅被认为是远征的不祥之兆，而且被认为怀有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亚西比德被控告参与此事。亚西比德当场否认对他提出的控告，请求在他远征前对他进行审判，以便查出事情的真相。但是“他的敌人恐怕马上审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会得到军队的好感;同时，因为他获得亚哥斯人和一些门丁尼亚人参加远征而甚得民心，他们恐怕人民对他宽恕，所以，他们尽力把案件推迟，阻止马上审判。同时他们还使一些人起来发言，说亚西比德应当马上出发，不应该阻止军队的启程，他们的计划是想对他提出一些更为严重的控告，到那时候再派人去，把他召回来受审。果然，远征军到达卡塔那不久，雅典即派人召回亚西比德答辩国家对他提出的控告。实际上，亚西比德不可能参与毁坏赫尔墨斯石像，因为他决不希望在他远征前出现任何不祥的征兆。而在党争的作用下，公民大会做出了以上不公正的处理 ———召回远征途中的亚西比德受审。修昔底德认为，如果亚西比德不被召回的话，雅典远征西西里可能不会失败。这种不当处理使亚西比德中途叛变逃往斯巴达，向敌人泄露了雅典的军事机密。斯巴达按照熟知雅典内情的亚西比德的谋划，一面派兵驰援西西里，一面出兵长期占领雅典近郊的狄西里亚，给雅典以致命打击。党争还败坏了雅典的社会风气，使诡辩之风盛行，导致了雅典的政局不稳。修昔底德对党争给雅典带来的危害痛心疾首“他们(指雅典人) 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内部已经发生革命，但是他们还支持了八年，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 投降 ”。正是党争引起了雅典政局混乱，为斯巴达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民主政体的弊端是导致雅典失败的又一重要因素 伯里克利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称作为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在多数人手里”。雅典的重大事件都由公民大会决定，每个公民在大会上都有发言权。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伯里克利时更加广泛。在希腊人的思想中，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平等，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抽签和轮流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典民主政治代表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然而，雅典民主政治也有着极大的缺陷，这在战争中暴露无遗。首先，雅典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民主，它的庞大的公职津贴开支不仅依靠对国内奴隶、外邦人的削剥，而且依赖各同盟国家的贡款。为了强迫各盟邦缴纳贡款，雅典与许多盟邦关系紧张，在战争中经常有盟邦因此背叛雅典而投靠斯巴达；其次，公民直接广泛参与政治做过了头，重视民主而忽视了集中，这样大大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水平。对公民治国能力的盲目崇拜，以及平民权力的无限膨胀，使国家失去了有效的制衡机制。由于公民大会的判断“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的影响的。”因此少数别有用的政客便利用群众情绪操纵公民大会通过错误的决议。最后，政治生活中的抽签和轮流执政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雅典，除十将军外，所有公职人员都经过抽签选举产生，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民主，则还实行轮流执政。这便忽略了选举公职人员时需要考虑个人能力的问题，很难将最杰出的人物推向领导岗位，结果难以制定出最好的政策。党争不已和民主政体的这种弊端成为雅典失败的又一原因。 为什么雅典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代倍受称颂，而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却因其弊端百出而遭到谴责呢 ?我引用一下郝际陶教授的观点，这是伯里克利“巧用民主，适势独裁”的结果，而在他以后的任何一位领袖都做不到这一点。公元 前431 年，斯巴达军队攻入阿提卡，伯里克利采取“固守城垣”的策略。不久，雅典人就指责他身为将军却不率领他们出战在这种情况下，伯里克利既不召开公民例会，也不召开紧急会议。不研究新情况，遵循旧章，听命于伯里克利一人之见。公元前 430 年，斯巴达人再次攻入阿提卡，此次伯里克利召集了紧急会议。他在会上申明其政策的原委，引导民众、鼓舞士气。由此可见，伯里克利召不召开公民大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这要看对他制定的政策是否有利。伯里克利这种做法显然不合民主制的规则，但他恰恰用这种独裁方式左右着国家的大事。正是伯里克利使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优越性而避免了它的缺点。而在伯里克利以后的领袖，为了争夺权力与财富，为了个人利益与野心，他们不惜放弃原则，放弃领导，把城邦的领导权交给民众，以哗众取宠，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在他们的领导下，难以控制国家大局。不但使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明显，而且制定出错误政策，最终导致雅典民主政体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三、军事原因
战前，斯巴达自负是陆上强国，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而雅典自负是海上强国，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雅典人按照伯里克利制定的战略，只是防守。这是一种消极的作战方式，不利于雅典的获胜。西西里之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这次战役后，雅典的海军力量削弱，战争的形势开始不利于雅典，为斯巴达战胜雅典提供了可能性。西西里战役雅典失败是由于多次延误战机。雅典远征军远征叙拉古时有明显的失误。当时雅典在西西里的主要对手叙拉古认为雅典不会进攻西西里，因此，在雅典军队到达时，叙拉古并没有充分的准备。雅典军队士气正旺，如立即进攻的话，是有可能战胜叙拉古的。但雅典远征军的将军们由于意见不一，失掉战机。这影响了雅典兵士的士气，而且使叙拉古有充足的时间作准备，修城墙，谴使求援。在斯巴达的援军到达叙拉古后，叙拉古并没有马上封锁港口，在攻城无望的情况下，安全的撤退军队是完全可能的。但雅典因故推迟撤军，断送了撤军的良机，最后港口被封锁。雅典海军被包围。由于多次延误战机，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阿哥斯波培米海战也是如此，雅典人由于战术的不变和海里内部将军之间的不和导致雅典海军失败。斯巴达实行以逸待劳方针，最终拖垮雅典。在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打击下。这次战役雅典 170 艘船舰全部被俘，雅典海军丧失殆尽。从整个伯罗奔罗尼撒战争来看，雅典败局已定，因为“他们一旦在海上打了败仗，他们一切很可能都完蛋了。”总之，海军明显占优势的雅典由于多次延误战机和战略战术的错误而最终败于斯巴达。
综上所述，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失败的自身原因是由于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财政来源的不稳定性造成战时财力不足；内部的党争和民主政体的弊端；战略和战术的错误；同盟内部的矛盾导致盟邦的暴动；这几方面成为雅典失败的主要自身原因。
好了，说了那么多的雅典自身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斯巴达的优势。首先，相比于雅典的工商业经济，斯巴达以农业经济立足。伯里克利曾说过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 无论在个人方面和国家方面， 他们没有金融财富。但是，虽然斯巴达的农业经济相对落后， 却比较稳定、不易受到战争的冲击，这是我认为的斯巴达最终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认为斯巴达的农业经济足够强大到可以支撑他打完这场近三十年的战争也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农业经济这种持久的稳定性为他赢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前期的基础。在后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西西里战争中， 斯巴达得到了叙拉古提供的战舰和军需品的支持。西西里战争后， 斯巴达又获得了波斯的经济支持并扩建了海军。那时的雅典， 已无力与斯巴达相抗。其次，斯巴达在对待同盟国的态度上与雅典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斯巴达没有要求他们的同盟国交纳贡款， 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公款，从私人来源求得捐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却十分有意地让这些国家都由那些亲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来统治， 将各同盟国紧紧地控制在手中。除此之外， 因为雅典暴政以及对其同盟国的侵略， 斯巴达俨然将自己置于希腊人民解放者的角色， 认为斯巴达人要迅速以全力援助其同盟者。因此， 舆论的情感大致是倾向于斯巴达一方面的， 尤其是因为他们宣布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希腊。希腊各邦和个人都热烈地在一切可能范围内援助他们，既用言词，又用行动。正因为斯巴达打着解放希腊的旗号， 这就赢得了希腊大多数人的支持 而雅典在社会舆论中更加陷于孤立地位。所以失败也就不可避免。再者，斯巴达虽然经济实力较弱， 政体上也不比雅典先进( 实行贵族寡头政治) ， 但是从多利亚人定居在斯巴达的时候起， 斯巴达有一个特别长久的政治混乱时期， 但是斯巴达很早就有一个宪法，它从来没有过主政治。四百多年以来，他们的政府没有变， 这点不仅是他内部力量的源泉，并且使他能够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贵族寡头政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保证了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斯巴达以军事征服立国， 其国家的建立也是为了统治、镇压人数众多的希洛人的需要，军事残余远超于任何别的希腊城邦。斯巴达人在把原住民变为奴隶后又经过两次美塞尼亚战争( 公元前740- 前720、——公元前640- 前620) ，将多数的美塞尼亚人都变成了希洛人。国家实力与凝聚力的不断增强， 使斯巴达拥有与雅典相抗衡的实力。而且斯巴达人具有很强的整体意识，认为各个公民都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基托认为: 他们必定是一个高度组织有着自我意识的群体，他们不是力图使自己适应另一种既定生活模式的个人，而是带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并决心维护这一方式的共同体。斯巴达实行奴隶国有化，这样可以保证公民之间不产生分化，有利于社会内部的稳定和贵族的控制，公民也全力于军事训练。不得不说的是，斯巴达的寡头政体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它高效率的优点。寡头政体的政权往往掌握在少数氏族贵族奴隶主手中。虽然斯巴达也有公民大会， 每月定期集会一次， 但是与雅典的公民大会大不相同。普通的公民大会成员无发言权， 只有听取贵族发言的权利。此外斯巴达公民在担任官职方面的机会很不均匀， 国家官职主要为贵族所把持， 一般公民很难担任官职。因此在战争中制定对敌政策时多为贵族直接决策， 而不像雅典要经过繁琐讨论， 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
此外，波斯对斯巴达的支持，也促进了雅典的失败。远征西西里失败后，雅典海军的损失非常惨重，雅典同盟也开始瓦解。但斯巴达认为要想最后摧毁，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这需要大量金钱，于是斯巴达求助于波斯。波斯人为了实行重新控制小亚的希腊城邦，进而染指希腊本土的目标，也乐于向斯巴达慷慨解囊。公元前 412 年夏到公元前 411 年冬，双方接连签3个条约。根据条约，波斯获得了对小亚希腊人的统治权。这样，斯巴达就利用出卖小亚希腊城邦的独立而从波斯手中换来强大的舰队。波斯为了让希腊的两大势力互相对抗，给斯巴达经济援助，正是以波斯的金钱和舰队作后盾，斯巴达的舰队发展壮大和雅典相抗衡，从而取得胜利。 还有一个要说的是，雅典奴隶逃亡也对战争产生了影响。常年的战争致使各国兵源匮乏，公民兵已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于是征收奴隶入伍或雇佣外国士兵成为当时的趋向。这样，战争的灾难又转嫁到奴隶的头上，这引起了奴隶们猛烈的反抗。他们利用战争的机会大批逃亡，这严重削弱了雅典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远征西西里期间，雅典船舰上的奴隶大批逃亡，是造成雅典军队覆灭的因素之一;斯巴达在狄西里亚设防，雅典两万奴隶逃亡， 破坏了雅典的经济基础。这些就是我认为的斯巴达一方的相比于雅典的优势所在。
总的来说，对于一场战争的胜负原因的考察。不外乎内因与外因。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于内外因地位的分析。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 外因是第二位的原因。雅典的失败主要是其自身缺陷所致，但是我们并不能说以上的缺陷必然导致他的失败，而斯巴达因为他自身的各方面的优秀最终取胜。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 年爆发到公元前404 年结束历时27 年， 在这样长时间与残酷战争的重压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最终的赢家。从当时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各方面都不发达的情况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进行这样旷日持久的战争，尤其是在自己的对手的实力也不容小觑的情况下。雅典虽然一开始在各方面都有着绝大的优势 但是经过27 年的磨耗其优势也不复存在。同时，雅典也不可能进行27 年战争而不遭受社会基础的可怕裂变和社会精神的严重病变。伯里克利之后的领导人所表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暴力与冷酷的形象与战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开始变得自私与残酷，同时整个社会对集体利益也呈现出一种异常的低迷。人们更为关心自己的事情， 即使在公民大会上进行集体决策时，也多从金钱、地位和个人荣誉的角度出发。与此相反， 斯巴达则是一种较为封闭的体系， 这从斯巴达公民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意识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战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且斯巴达的军事传统将公民整体组织起来， 以上均有利于斯巴达进行这样一场持久战，那么斯巴达能够取胜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