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
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这样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一部。
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它使我们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当然，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籍，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
新乡机务段负责维修平汉路的铁轨，年年要用许多道钉。新乡机务段的段长与延津铁冶场的老牛是表亲，便把锻造道钉的活计，派给了老牛。采买老万一个季节来延津拉一次道钉。老万是山东人，四十多岁，白眉毛，爱时不时张嘴，但不是打哈欠，上下颌一咬一咬，只为活动个筋骨，能听到筋骨的“嘎嘣”“嘎嘣”声。老万这次来到延津，老牛还没把道钉锻齐。老万要采买一万枚道钉，老牛的铁冶场只锻了六千多枚，还差三千多枚。老万便在延津住下等道钉。也是闲来无事，第二天一大早，步出铁冶场，欲到延津县城四处逛逛。铁冶场的规矩，进大门要给看大门的打招呼，出大门时，如不拉货，不用给看大门的打招呼。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打着摆子，为看一个人，为丢一只羊，也绕了几道弯，最后被逼得无家可归；自己都三十多的人了，能因为几张饼，真去杀人吗？杀人之后，家里还有仨孩子呢。 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
瞎老贾并不是实瞎，一只眼瞎，另一只眼不瞎。瞎老贾除了弹三弦，还会用一只眼睛给人看相。几十年下来。阅人无数。人命各有不同，老贾一说，大家就是一听，并无在意，瞎老贾阅人多了，倒把自个儿阅伤了心。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
原以为杀只鸡狗是件容易的事，真等一个活物到你跟前，让你立马结果它，杨百顺还真有些发怵。鸡狗虽被绑着，但它们喊叫，喊累了，不喊了，流着泪看你。刚开始杀时，杨百顺闭着眼睛，一刀就下偏了，反倒让鸡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但啥事经不住时候长，三个月下来。天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习惯成自然，心就硬了。一个活物刚才还在哭，一刀子下去，就不哭了，一个事情就了结了。 这时杨百顺又想，世上万千的事，说起了结，还数这种了结快；别的事，一辈子也难了结。
杨百顺原想在老曾这儿落个脚，将来等时候合适了，再去跟老裴学剃头；老曾也没怪他，给他讲清师徒的道理，杨百顺也就安心杀猪。其实杀猪也不合杨百顺的心思，他一辈子最想干的，还是像罗长礼一样喊丧，但喊丧又不养人。让人为难。老曾听了，又没怪他，扑哧笑了：“你不就喜欢一喊吗？咱杀猪也有一喊呀。” 杨百顺一愣： “谁喊？” 老曾： “人不喊，猪喊。” 又说： “人喊死人，猪喊死猪啊。” 又说： “世上只见人吃猪，世上不见猪吃人。所以人喊不成个生意，猪喊就成生意了。”
老詹： “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老曾立马急了： “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
转眼冬去春来。在蒋家待的时间长了，杨百顺对染坊十几个人全熟了。不熟觉得染坊就是个染坊，熟了之后才知道，一个染坊不光是染布，染布之外，还有许多事情。十三个伙计，分五个来路，五个是延津人，三个是开封人，两个是山东人，一个内蒙人，还有两个南方浙江人，是过去老蒋贩茶时认识的。十三个人在一起，又来路不同。相互之间有说得着的，有说不着的，以说得着说不着论，分六个团伙。杨百顺一开始认为同一个来路的会是一伙，但时间长了发现，同来的往往有隔阂，过去相互不认识的，处着处着倒能成为朋友。
五年前，兄弟三人相继成亲，这时谁跟谁都说不着。说不着不是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而是妯娌之间产生了矛盾。老姜加上三个儿子，四股人共同经营一个“姜记”弹花铺，谁出力多了，谁出力少了；谁得的多了。谁得的少了；派给谁的活儿重了，派给谁的活儿轻了，妯娌之间七嘴八舌。时间一长，兄弟之间也产生了隔阂。人相互一有隔阂，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
“街上的事，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家里的事，一件事扯着八件事；你只给我说了一件事，我如何去断八件事呢？”
“知你为啥要当兵，不为当兵，是烦这个家；也不是烦这个家，是烦咱爸妈。从小我也烦爸妈，他们只亲老大和老四。可等你长大就知道了，爸妈毕竟是爸妈。” 牛爱国没有说话。牛爱香打个嗝又说：“长大你就知道了，不就是个爸妈吗？” 又说： “从小不亲没啥，孩子遇到难处，也不知护着孩子；不护倒在其次，也不知给孩子指条出路，弄得孩子左右为难。
戏里说的事，也是世上的事，怎么戏里说的，就比世上的事有意思呢？
五岁时是吴摩西把巧玲丢了，曹青娥做起梦来，往往是她把爹丢了；五岁时有人把她卖了，到了梦里，是她把爹卖了。爹被卖到人贩子手里，还蹲在地上哭： “巧玲，别卖我，我回去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巧玲从小怕黑，夜里不敢出门；到了梦里，成了爹怕黑，在哭：“巧玲，别卖我，我夜里怕黑。” 或哭： “巧玲，你要卖我，就给我装到布袋里，记着扎上口。” 一梦醒来，窗外的月牙，映在枣树的树杈间。但梦得多了，过去清楚的爹，面庞也渐渐模糊起来。白天细细想，也只能想出一个大概，爹的眉目、鼻子和嘴，被想成了一团麻花。原来一个人的面容，这么不经想。
但几年下来，牛爱国发现话也不是好找的，好话也不是好说的；或者说，没话找话不是件容易的事，专门找好话就更难了。两人本来无话，专门找来的话，就显得勉强；两人说不来，就无所谓坏话或是好话。如果坏话说不来，好话也不一定说得来。两人的心离得远，对同样一句话，就有不同的理解，你认为是句好话，她听起来不一定觉得是好话。再说，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话？每天专门想好话，也想得脑仁疼。
一方总想着另一方，就没了自己的心思。没自己的心思倒没什么，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出自自己内心，而是为了给别人看，牛爱国突然觉得没了自己。自己没了，自己的心思也没了，那牛爱国成了谁呢？
两人又说起小学时班上许多同学。冯文修、马明起、李顺、杨永祥、宫益民、崔玉芝、董海花等，二十多年过去，都各奔东西；其中一个叫王家成的已经死了，一个叫胡双利的疯了。李克智： “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哇。”
腹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
冯文修本是酒醉的话，但话经过几张嘴，皆成了清醒时的话；牛爱国当时给冯文修说的，也是酒醉的话，但话经过几张嘴，也成了清醒时的话。等话又经过几道嘴，传到牛爱国的耳朵里，牛爱国当时抄起把刀，就要杀人。这时不是去杀小蒋的儿子和庞丽娜，而是要杀冯文修。将心腹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子，反过头扎向自己。这些话自己说过吗？说过。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但又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已无法解释。因为时候变了，场合变了，人也变了。话走了几道形，牛爱国没有杀人，但比杀了人心还毒。这话毒就毒在这个地方。
妈六十五岁之后右边半扇牙糟了，常常牙疼，吃饭用左边。牙用左边。头便向左偏着，像喝过农药的姐姐牛爱香，脖子歪了一样。妈歪着头，用左边的牙嚼着饭说： “我活了七十岁，明白一个道理，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 牛爱国看着妈，没有说话。曹青娥：“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世上的人千千万。到了走投无路之时，能指上的才有两个人，牛爱国不禁感叹一声。
半夜下雪没人知道，半夜下雨总会有人知道。
三人吃饭的饭馆在医院门口，饭馆的老板是个胖老头，已对病和病人见怪不怪；见兄妹三人愁眉不展，知亲人得的是大病；胖老头也是爱说话，给他们上饭时安慰他们：“啥事想明白了，也就不忧愁了。”如是过去，牛爱国觉得饭馆老板说得对，现在却觉得他说错了。事情想不明白，人的忧愁还少些；事情想明白了，反倒更加忧愁了。
饭馆的胖老头来收碗，又安慰牛爱国： “啥事总有个了。看长点，心就宽了。” 牛爱国又觉得他说错了。啥事看近点，事情倒能想开；看得长，心就更宽不了了。
庞丽娜连跑两回，倒在她和牛爱国的关系上，画了一个句号。就像一块伤疤，脱头一层皮的时候会痛，脱第二层皮的时候，伤疤已经快好了。
如果妈曹青娥知道罗安江得了重病，也许就去了延津。这时牛爱国又不明白，当年的曹青娥，为啥不与罗安江见面呢？罗安江想见曹青娥，为何又不去山西沁源呢？其中也定有原因。能见面的时候不见面，曹青娥临死之前，像八年前得了重病的罗安江一样，突然又想见面，岂不知罗安江已经死了八年了。大家不见面是不想理会那些事，怎么赶在临死之前，都又想理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