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始终是长安城最讨人喜欢的名胜，特别是春天。春风渐暖，行道两旁的槐树返青，在蓬蓬绿色里，桃花，辛夷，次第开放，连风也被染上花香。进士科考试凑在初春二月放榜，在跃跃欲试的春华中，功成名就的得意也翻倍。
白居易二十八岁那年，终于迎来这样一个春天。他满心想着从此在长安城里做个受人尊敬的大官，为朝廷出力，并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武则天神龙年间开始，新进士在杏园宴会之后，都要去慈恩寺中大雁塔下题名。白居易也不例外。他的好友元稹也许曾提示他，四十八年前，他们共同喜欢的那个穷困潦倒、不甚出名的诗人杜甫也曾经登塔作诗。
也许并没有。这座城市里迎送过太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数不胜数。他们都曾经满怀希望，来到这个国家最繁华的都市，相信会在这非富即贵的城市里一览众山小。那时候他们都年轻，都拥有卓绝的诗才，光明的未来仿佛触手可及。
年轻的杜甫跳着脚在小酒馆赌博，他对自己的才华太有信心，从没想过往后岁月的大雨里他会病在启厦门边的破屋中，积水成塘。天宝十五载（756年）的夏天，王维依然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将会成为“安史之乱”里的一名俘虏。李白得意地写诗描述他在玄宗的宫殿里坐有象牙席，宴有黄金盘的恩宠，错愕万分地，他很快被皇帝放弃。
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这几乎是这本书里所有故事的核心：
得意的李隆基自以为心想事成，江山与爱情尽在掌握。太子被自己的铁腕手段吓得甚至不敢大声说话。他不知道的是，当他沉浸在华清池水雾迷蒙的霓裳羽衣曲中，渔阳战鼓正动地而来。在这场始料未及的“安史之乱”中，他的儿子抓住机会，谋划着对老父亲二十年压迫的报复——《公元756年夏天，城市在细雨中倾倒》。
渔阳战鼓传至华清宫的那几天，一个在长安蹉跎十年的倒霉诗人正越过骊山，他新得了八品官位，要把寄居异地的妻子儿女接到长安来住。黑夜里，当他把冻僵的手指揣进怀里，在山顶的北风中分辨出华清宫的乐曲声时，他不知道，他的小儿子没有等到他回家，已经饿死了。他也不知道，这一次离开长安，就是他与这座记忆里繁华富足的城市的永别。当他再次回来，它已经同这个国家的尊严一道被摧毁。但是，在这之后无尽的漂泊里，他总费尽心力想要回到这座对他并不友好的城市，这是他的责任。这是杜甫的《长安奥德赛》。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的军队抓回长安。他实在太不重要了，甚至可以在城里四处走动。不同的是，他敬仰的诗人王维已经被反绑双手，刀鞘捣嘴，从长安押解到洛阳。战争起来时，他像许多老实的朝官一样信赖他们的皇帝，在长安城里大家族纷纷举家南迁时选择留在城里。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三日，他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当宫门打开，只有一地狼藉。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抛弃了。这是王维《天之骄子的陨落》。
与此同时被押进牢房关着的，还有李白。他远远被关在浔阳。他的罪名是“从贼”。他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个疯子，他不在乎。他想做官，想飞黄腾达，想黄金盘子碧玉酒杯。但是他与他身世清白家族显赫的小朋友杜甫不同，他甚至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所以，只有“佯狂”，只有铤而走险。这是李白《赌徒》的故事。
后来人总爱叫李白“李翰林”。翰林学士象征着文采，皇帝的信任，与政治中心的亲近。李白曾经做过翰林待诏。贞元年间监修国史的宰相韦执谊很快在翰林院的材料里发现，“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有天壤之别。不过，此时，他还没心情理会这细微的差别，他，他年轻的同事柳宗元和刘禹锡，背靠着皇帝的支持，拥有风光无限的权力。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他们将发动一场变革。他们想除去“安史之乱”后国家的弊病，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在他们看不见的暗处，已经聚集起不满，嫉妒和报复。这是柳宗元与刘禹锡《诗人的旅途》。
柳宗元，刘禹锡以及积极支持“永贞革新”的朝官被流放，偌大的朝堂一下子空了出来。机会落在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头上。风水轮流转，现在，由他们来承受嫉妒与报复，但白居易想不到的是，报复来源的方向，是家庭里一桩谁也不愿意提起的隐私。这是《去他的<长恨歌>》的故事。
白居易晚年住在洛阳，拿工资，不干活，他对国家的责任感消磨成对大宅子，漂亮姑娘和替自己编文集的强烈兴趣。当然，他还热情地吹捧后辈诗人。老朋友令狐楚第一次把自己的幕僚李商隐介绍给白居易，一把年纪的白居易对面前十八岁的天才惊为天人，连连说，我来生给你做儿子。李商隐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取作“白老”。那时候，李商隐有文坛领袖的提携，还有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令狐绹(táo)。他满以为他们的友谊可以延续前世今生，超越时间。没想到，一生太长，已够变卦许多次。这是李商隐与令狐绹《最后时过境迁，再回想谁的脸》。
李商隐一次次徒劳无功地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同时，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日本请益僧圆仁偷偷留在了中国。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不能动摇他在大唐求法巡礼的决心。当他终于进入长安城时，交了好运：左街功德使仇士良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管理长安县一切寺院，也拥有控制皇帝与朝廷的权力。在他的庇佑下，圆仁万事顺意。他不知道，新近登基的武宗皇帝与他的宰相李德裕正在酝酿一件大事，不仅要杀了仇士良，还要把佛教徒与寺院毁灭。这是《圆仁的最后旅行》。
唐代是后世最愿意提起的时代：最繁华，最骄傲，最有包容与进取。但这本书里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繁华之后：“安史之乱”带给这个国家毁灭性的打击，但在这场战乱之后，这个朝代依然延续了一百四十多年。与我们的常识相反，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名字，其实大多出现在这个并不常常被提起的，日渐黯淡的“唐朝”。在这里，盛唐饱满多汁的自信渐渐干瘪下去，酿出一点苦涩。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诗句曾经是他们用来炫耀才华，交换功名，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在时代的悬崖上，诗句与文章，找到它更有价值的位置：它拥抱人心的无助，叩问命运的规则，向渐渐驶离的历史丢出最后求生的绳索。
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跟随史籍与传说各不相同的叙述角度，试图回到微妙不同的历史现场。但是，在每一个关键的岔道口，总能找到超过三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每一种都振振有词，仿佛抓住你手掌的手相占卜者。我也只能在这些迷茫的分岔点选择相信某种叙述，跟随它走下去。幸运的是，诗人们慎重流传下诗集与文集，如同篇幅巨大绵长喋喋不休的独白，穿过时间迷雾重重的遮蔽，邀请我们进入某个瞬间，他们动荡的内心。
意在被铭记的，都在被忘记——古老的城市被时间和战争摧毁，成为平原上一座土丘。宫殿倾颓，纪念碑穿毁，盛名与功绩都化为尘埃。但诗句流传，如同一个奇迹，带着千年前日常生活的艰辛，和诗人的一部分灵魂。
哪怕它屡屡成为考试的题目、比赛的内容，诗歌从来不是任何时代的必需品。在我们的时代更不例外。但因为这一部分陌生人交付陌生人的灵魂，在少数人那里，它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