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刷茅海建老师《天朝的崩溃》，我想说视图从自身的经验教训中反思和进步的人和组织，甚至大到民族，应该读读这本书。
茅老师开宗明义，“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我想，毋宁说，能否正确的认识鸦片战争，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走通现代化的道路。
在当下这个风云变幻的时间窗，灵魂之问是：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四十年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努力，究竟是洋务运动，还是明治维新？
我多么希望答案会是后者。
不战是悲剧，战也是悲剧。
“不同于先前的定海之战，沙角、大角之战前清军已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而且在战斗中也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非凡的牺牲精神。清军共战死277人，另伤重而死5人，受伤462人，共计744人。在鸦片战争中，除镇江之战外，我们还找不到何地清军能有如此的拼死抵抗。但是，将士用命仍不免于毁灭性的失败。如此巨大的伤亡换来的是，英军受伤38人，无死亡！战争的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丝毫也不照顾正义的一方。”
“三总兵英勇地牺牲了，死在自己的战位上，并没有因贪生而后退一步。在他们的督率下，也有一些清军兵弁在战斗中保持了高昂的士气。若对照清军平时的懦怯，可以说，裕谦战前激励将士的努力，已获成效。但是，此次战斗揭示出来的是，仅仅靠勇敢是不够的。
三总兵英勇地牺牲了，已无法站起来说话。我们不知道仅仅一水之隔的裕谦，是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英军（而不是汉奸）正是在他认为天然屏障的山岭和他认为清军更为擅长的陆战中，次第杀死了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
悲夫！而战争就是战争，其结果最终依赖于实力，和道义不直接无关，甚至和勇气也不直接相关。
“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理学成为可怕的教条。结果，在性理名教走向崇高之后，事实真情，反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 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 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
不实事求是，必定被残酷的事实打脸。
和是更大的悲剧
在战争中被打脸，我们屈辱的求和，却遭受了更大的悲剧。
“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因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
“拉萼尼由此领略了两年前南京江面英舰皋华丽号上的全部风光，他为他的国家赢得了一项全无缺点的条约。法国由此获得了虎门、望厦条约中的一切权益，包括片面最惠国的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军舰出入口岸等等。而耆英呢？他迟至一周后方上奏汇报签约情况，附呈条约送审。而随折的一片中，他又保举了此次交涉“出力”官员9人补官、加衔、撤销处分！中法黄埔条约是“天朝”的奉献，而“天朝”中人将此大悲凉当作大欢喜。”
悲凉的是，不是自己的标准和别人的不同，而是标准不同又力量远不如别人，不得不遵循对方的标准；更悲凉的是，自己甚至不明白对方的标准，以至于以有限的力量还不能争取到哪怕有限的权益。
最大的悲剧是血白流了，款白赔了，地白割了
读最后一章，清朝各主要干系人在战后的反应以及动作（思想不改变，行动无作为），真是如坠冰窖毛骨悚然。
“除了自杀的裕谦，以上12人均是鸦片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他们对战败体会最深，理应有猛烈的反省，有复仇的欲望。可从这12人战后的经历来看，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颜伯焘、牛鉴几乎是没有反应，剩下的5人又可分3类：一是耆英、黄恩彤的“柔夷”；二是刘韵珂的阴制；三是林则徐的对抗（假定福州反入城事件能代表其全部思想），道光帝则在三者间游移。作出反应的人，大多在通商口岸。我不知道耆、黄、刘等人若放缺云贵川或陕甘新，会否像琦善等人一样麻木？ 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 而林则徐呢？这个问题可分开谈。我以为，作为一名士绅、一位民众，战后无论以何种形式抗英（包括反入城）都不应受到指摘，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程的表现。他们的思想落后、手段陈旧、目标错误，应当由当时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来负责。但是，林则徐作为一名赋有思想的政治家，应当有更高的眼光，应当有负责任的态度，善于将自发的斗争纳入正确的轨道。我这里不是对林格外苛求，而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尽管他那对抗的姿态是可以表扬的。 “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东京湾中出现的那4艘“黑船”。今天的人们对两国的差异已作了种种叙述和分析。而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战后没有振作、没有革新，使清军将士的鲜血白流了。也因为如此，我在上面对负有责任的12名政治家一一进行清算。”
天朝的迷梦
“时光又过去了许多年。 1881年，李鸿章与巴西使节谈判条约。此次双方签订的条约，方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互给最惠国待遇而取消了协定关税等内容。此时已距鸦片战争40年，清朝已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瑞典、挪威、德国、葡萄牙、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签订了几十项不平等条约。 由此看来，问题仅仅能归结于耆英、黄恩彤、道光帝等个人身上吗？中国人真正弄清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迷梦。”
当时的战与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事后的反思与行动。
“就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头一样，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会有许多次失败。失败并不可怕。日本最初的失败，虽给其带来种种灾难，但到秋后算总账，真正的失败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锁国”政策，而对今日日本民族说来，当时的痛苦并不比婴儿接种牛痘疫苗时的不适更为强猛。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给世界上任何民族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还少吗？视野的放宽，距离的拉长，会给历史学家另一种价值观念。 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 日本的事例已经证明：避免交战，减少损失，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即使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不见得必然一味沉沦。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再度辉煌，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
很不幸的是，当时的国人选择了继续在天朝的迷梦中沉睡，面对挨打的痛楚，我们选择的是最轻易的解决方案——相信自己的失败只是由于”所用非人“。
于是“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悲夫！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们如何汲取教训？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直面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才是最好的“以史为鉴”。
除了意识和态度，行动和改变的科学方法也殊为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反思，也不是那些反思不恰当不精到，而是我们确实太容易遗忘了——困境中形成的反思，环境一旦改变，太半就遁形无迹。所以黑格尔才会慨叹：“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
不过，虽然黑格尔告诉我们“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有点让人悲观，但马克思也告诉过我们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我们“能成为更擅长改编和戏说的复读机。”
或者说，尽管人类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这一点整体上无解，但在局部上还是存在可优化的机会的。
如何实现局部性优化？作为一个管理者，如何让自己的组织内形成有效复盘机制，并形成可传承的产出？我认为还真得向复读机学习，也就是“积累的经验在后面的重复执行中不走样”，换言之，反思一定要转化为“结构化+可复用”的操作层面的东西并固化下来，形成组织能力的基线——之后哪怕看上去在进三退二，至少也是在持续前进。而这个过程中，除了机制，还需要激发团队的主观能动性，这又需要管理者在以身作则之外，还树立榜样，从而在正（ben）式（zhong）的复盘机制外，形成组织内活泼的主动反思的文化，将反思的观念植入到大多数人的脑中。
想到前两天有一位朋友（他在Gartner供应链排名第一的公司工作多年）和我讲，想把他的工作经验写成Playbook，把Know-How内化并传承，不禁要点个赞“庶几近乎道”也。
立刻的，我向他推荐了《天朝的崩溃》。
从WHY到HOW
最后但也是最关键的，是如何将反思从一种心态转化为持续的行为，如何从个体的持续的行为转化为组织持续的行为。唯有如此，反思才能形成真正的价值，挨打的屈辱才没有白白承受。
我总结这八个字，“以点带面”“上下同欲”，而支撑这八个字的，则是组织设计和文化建设。组织设计，可以保障领袖/精英的反思和格局，可以尽可能有效地传导到组织边界内；而上下同欲，即不再强烈地在“我的”和“我们的”之间形成强烈的对立，才能将组织的行为形成合力，最大程度改变难以改变的现状。在这点上，历史上那些充分发动群众的伟人，提供了比茅海建老师这本书更详实生动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