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梁山好汉式的义举——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普通人似乎都有“仇富”心理，大概他们觉得为富肯定不仁。有关调查发现，大家普遍认为富人奢侈（57.1%）、贪婪（52.7%）又腐败（45.0%）。因此普通人但凡看到富人倒霉，总觉大快人心。因此，中国的梁山好汉、燕子李三，西方的侠盗罗宾汉、佐罗等备受百姓欢迎，这些人似乎代表了“正义”和“天理”。
从心理学来看，仇富来源于对财富强烈的占有欲。仇富是仇富人，爱富是爱财富。仇富的本质是爱富。对别人拥有财富是仇，对自己拥有财富是爱。财富本身是硬币，恨与爱只是这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另一方面，资源又是稀缺的。别人占有较多资源时，自己更多占有资源的可能性就减少，从而自己满足欲望的手段就减少，这对个人而言就会产生一种痛苦感。仇富就是这种个人痛苦的一种外泄表现。
虽然大家都“仇富”，但是据调查，92.9%的人又希望成为富人。那些“杀富济贫”的人被人们奉为英雄，但是人们却又挖空心思的想成为富人。
从人性来看，人们习惯性地使用双重标准，穷人的不道义的行为很少受到关注？富人的行为却往往被放大？这一点我们不需过多论证即一目了然，你看，那些公众人物（有钱）和公务员（有权）的不道德行为往往很容易引起围观，获得点击和转发。
翻开《水浒传》，梁山泊上聚集的那些人哪个不是打架斗殴，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上梁山需要纳“投名状”，哪个不背负人命？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张青夫妇、不顺心就用斧劈人的李逵、替人做打手的武松、大闹五台山的鲁智深、刽子手兼敛财高手蔡福与蔡庆兄弟两、办假证私刻图章的萧让等等都被认为是英雄好汉，能在“聚义堂”有一把交椅，可见梁上不过是各色罪犯的避难之所。
哪一个自称天命的王朝创业之初，不是聚集了大量土匪强盗？不是被官府和百姓视为叛逆？叛逆历来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举。
这些人打出“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口号正好迎合了穷人的“仇富”心理，以及对正义的渴望。
啸聚山林“干大事”需要钱粮，他们不事生产，打家劫舍在所难免。穷苦人有什么钱粮？要革就得革有钱人的命，所以杀富济贫是必然之举。革命事业要扩大，得有普通百姓的支持，因此救济穷困，杀几个贪官恶霸也是应该。
况历史一再证明，被济之贫最终仍是贫。所谓“杀富济贫”不过是一句能给穷人希望的口号。
明末清初文学家丁耀亢这样评论侠客义士，“今之号为侠者，恃势凌物，武断乡曲，吾直以为穿窬之雄耳。即侠如郭解，亦仅得族，况为解所耻乎？当时剧孟朱家，亦皆重然诺。天下重之，而解好巧杀人，终不免族灭。故曰：“好勇而不好学则乱”。”（穿窬（yú）：翻墙或钻洞。这些所谓侠客的人，恃强凌弱、横行霸道，不过是鸡鸣狗盗之辈。如大侠郭解，被夷灭三族，他们会为郭解觉得可耻吗？还有剧孟和朱家，都是信守承诺之人。世人都很看重这种品质，但郭解动不动就杀人，最后被灭族。所以说：“好勇不好学就会作乱”）
在《汉书》作者班固看来这些人是“罪已不容于诛”。
侠客和恶霸、侠义和任性、仗义和黑社会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也有把三国的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和隋唐英雄的瓦岗寨结义对比，说“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原因是，刘关张等人是真心诚意的结拜，彼此真拿兄弟相待；而瓦岗寨四十六友人最后却自相残杀。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关羽在华容道为了一己之私释放曹操；关羽凭借与刘备的特殊关系，主政荆州，却违反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最后丢失荆州，让刘备统一中原，恢复汉室的计划彻底泡汤，最后只能偏安西蜀；刘备传位给“扶不起的阿斗”刘禅，却杀死了才能出众的义子刘封；关羽被杀后，刘备不听劝阻，不顾危险，发倾国之兵替结义兄弟报仇，让新建的蜀汉受到沉重的打击，国力日渐衰弱，为蜀国灭亡埋下了伏笔。就此事，诸葛瑾也曾写信劝过刘备，说：“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 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於反掌矣。”（大意：义弟关羽和大汉的皇帝比谁重要呢？荆州和整个国家比起来，谁先谁后呢？虽说应该复仇，可是应该有个先后顺序……）关羽和刘备的这些做法却是舍大义就小义。
什么是大义，什么是小义？
方富贵《说义》一文中说：“大义，大思想、大视野、大角度，是大境界。小义，小思想、小意识。大义建立在无数的小义之上，小义是大义滋生的温床，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又相矛盾。家是国和社会的一分子，家中孝悌是私义，是小义，生发出大义“精忠报国”，而自古忠孝又难两全，“欲安其家，先安其国。”义是信任之本，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友情与友善交往之基，友情是私义，友情友善是社会的调和剂，而情深义重易越礼法，又有悖于社会和谐。”
世间没有绝对的大小，“大义”和“小义都是相对而言。
如果关羽在土山被曹操俘虏，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降曹，一是就义，关羽该怎么选择？
如果选择归降曹魏，那就是变节，舍弃了汉朝，背叛了大哥，就是“不忠不义”；如果选择就义，或者曹操不同意关羽的“三约”，处死了关羽，关羽就会像张辽说的，犯下“三罪”：第一，负刘备，第二，陷二嫂，第三，不能匡扶汉室。两难！
况且，曹操是汉朝丞相，又与天子在一起，要说关羽的志向是匡扶汉室，那在曹操手下做事不是更加方便，更名正言顺吗？因此，就是投靠曹操，也是投诚，不叫投降。只不过，《三国演义》的作者以蜀汉为正统，读者观众不自觉地代入其中，理所当然认为刘备集团才是代表正义，曹操乃是“国贼”。
三国时期的，曹、刘、孙集团屡屡打着为国讨贼或复仇的旗帜发动战争，难道是真的在意大汉王朝和那个傀儡天子？
况自古“成者王侯败者寇”，人们总是对胜利者宽容，对失败者严酷，认为胜利者全身散发着光辉，失败者就是一无是处的卑鄙小人。夺取江山的统治者可以改写史书，编写适合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民众在启蒙阶段接触的就是这样的“历史”和立场，以至这样的认识成了国民的普遍意识，于是乎民众以为事实就是这样，就应该持有这个立场，如岳飞和秦桧、如秦始皇、如以前教科书中的蒋介石等。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序》中也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qiāo）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大意是：俗话说：‘何必知道什么叫仁义？享受谁的好处就可以认为谁有仁德。’伯夷以吃周粟为可耻，竟饿死在首阳山；而文王和武王的美名却没有因此而受损。盗跖和庄蹻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徒却歌颂他们道义无穷。由此可见，庄子说的‘偷盗衣钩要杀头，窃取国家却被封侯，侯门才有仁义’，并非虚假之言。）
史学家普遍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信史，因为，它“对前代史的描述并非仅凭想象、推测。它是以大量的口碑资料、实地考察、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在作者本人历史观的指导下进行了剔抉选择……” （1）好吧，这样的信史也是司马迁“剔抉选择”后的作品。
的确，不同作者笔下的历史是不一样的，统治者的需要、作者的视角、历史观、学识、个人喜好等因素造就了不一样的历史。
我们知道，《史记》每一篇末尾都有一个“太史公曰”，就是作者的评价，但是这个“一家之言”对民众的影响却超过了史实本身，后人沿袭这个观点近两千年，比如司马迁赞扬项羽而贬低刘邦，因此后人都觉得刘邦是一个无赖，而项羽才是豪杰，后世的杜牧、王安石等众多文人为项羽鸣不平，连女流诗人李清照也能写出荡气回肠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诗句。有了前面的“启蒙教育”，加上文人墨客和民间艺人的助力，我们发现，不论古人，还是今人，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是多么地相似！忠义千秋关云长、白脸奸雄曹操、梁山英雄好汉、名族英雄郑成功、奢靡的慈禧太后、卖国的李鸿章、大汉奸汪精卫、反动派蒋介石……
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纵然豪杰、侠客辈出，如豫让、荆轲、苏秦、张仪、伍子胥之辈，虽然对“雇主”、对某国君主有利，但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何况战国！张仪，魏国人，辅佐秦国；苏秦，赵国人，先游说秦国、后去赵国、得志燕国；伍子胥，楚国人，父兄被杀，逃往吴国，后率吴军大破楚国……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些英雄豪杰不过是为了自己能施展才能，实现个人抱负，哪里有义与不义？若伍子胥，我们可以说他为一己私仇而叛国投敌，杀害同胞！吴王僚不支持他公报私仇，他就支持公子光刺杀了吾王。吴兵攻下楚国首都郢[yǐng]时，杀害伍子胥父兄的昭王已逃跑，他竟然将恩待自己的楚平王掘墓鞭尸。如何后人把这样一个忘恩负义，媚上求显的人当做忠义之人，死后又尊为钱塘潮神呢？
《企鹅与怪兽》一书中写道，“实际上，人们相互之间最残忍的、最不人道的对立行为，都是标榜为深度“合作的”那些人干的。在我们的文化里，“合作的”通常被认为是“友好的”或“慷慨的”，或者用一个字来概括：“好”。这是一种文化适应性。在我们增进合作的众多方式中，有一种方式是依靠行为规范。但是，在一种社会环境下，“好”可能会展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而在另外一种社会环境下，它的道德含义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极端民族主义或者群殴是可以让人们展现出高度合作的行为，有些人会为了群体的利益牺牲自己。但是，从群体外部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有可能导致可怕的暴行，例如自杀式炸弹，或者帮派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杀死对立帮派成员。”
鲁迅《故事新编·铸剑》里，少年称人为“义士”，那人严冷地说：“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世间本无高尚，我只是做我认为对的事情。何谓义？何谓义士？”
那究竟什么是“义”呢？
“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换成现在的话：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做不该做的事就是“不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心中有仁，行为才能有义，人路好比说正道。
《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义，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意思说，“义”是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我们崇尚羊的形象和涵养，要像羊一样温和、善良、美好。
羊在我们生活中，从古至今都是六畜之首，是最美的食品。中国人非常崇尚羊，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把“羊”都用在最美好的事物上面。比如，羊与鱼构成了“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羊和鱼都是最鲜美的食品，最好吃的食品。中国人最美好的字眼“美”、“善”上面都有一个“羊”字，都是用“羊”作主要部首来构造的，这反映了人们对羊所具备的美好境界的追求，并把这种境界作为国人追求的品行。
人是要讲“义”气的，不过这一个“义”，应该代表一种原则、理想和追求，正如孟子这些人穷一生追求的，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义”在哪里？不在别人眼中，不在别人的口中，而在自己心中，只要顺从内心的“仁”，能交代自己，那这件事就合乎“义”。
脚注：
（1）语出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第一章第一节“什么是历史”
（2）《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鞭尸后，连老友申包胥都责备他：“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