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是“民国史学四大家”之一钱穆先生的8次演讲内容与早年所作《略论治史方法》和《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共十篇文章、整理汇集而成的历史研究类专著，主要谈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大义和方法，是作者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其精神、要义凸显了作者史学见解的本源所在。
这十篇文章中的前八篇是应香港一学术机构的邀请，以研究中国史为总题，分做八篇演讲而成，约成书于1961前后；两个附篇要早些，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两部分汇集成一册分别于2001、2005、2013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进行过3版印刷；后又由九州出版社再版。本文所评采用2013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该书最先讲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最后将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同对象与共通骨干。”在文化大体系之下，各分题地位、分量之不同，又决定了“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有所不同”。本书可视为历史研究重要阅读书目之一，“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在帮助我们了解国史大家钱穆的史观，形成自身对中国历史较为全面的认知，掌握“从大处着眼、小处留心”的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大有裨益。对于准备研究历史，而又不知从何处入手、从哪些方面研究比较有价值等备受困惑的人，本书是一部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很好的入门书籍。这也是初探史学的我选择这本书的重要原因。
一、治史“先应有一番意义”
作者认为，“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之不同。”本书实乃钱穆先生对历史研究之意义的阐述，然后再从意义来讲研究方法。作者在序中言，此书可另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句话很贴切的点出了这本书的特点——“研究历史，所以最应注意者，乃为此在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先生对中国之历史、中国之文化充满信心和自豪，亦寄希望于更多国人了解中国史、热爱国家和民族。其在《国史大纲》中亦如是说：“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先生自局势动荡的三十年代开始，一直站在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历史著眼，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以重振民族的信心。基于这样的史学立场和背景了解，可以让我们在阅读本书时更有代入感和意义感。
从研究写作情感上来说，此书蕴含着钱穆先生深沉的爱国之情。
从内容上说，钱穆先生紧紧围绕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这一中心，重寻中国史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文化”即治史“意义”所在。而其他各方面都包含在文化这一体系下，故围绕文化这一骨干，分别就如何研究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这八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从研究方法上讲，本书打破以往研究历史注重材料与方法的传统，提出先研究历史之意义，再从此意义上来讲研究方法的观点，并且认为八个分题下的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之而不同。即稳（文化）中有变（各个分题具体的研究方法），变中求稳。
从治史方法上讲，钱穆先生反思以往治史者治史方法的不足，提出自己对治史者的建议和要求，力寻治史之体系。
二、治史当以“意义”一以贯之
治史需先有一番意义，而后运用相关材料与方法，才能有所得，以此避免人云亦云，陈陈相因之研究。钱穆谈及中国历史研究法，总是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之土壤。本书通过各个历史分题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之精神内涵。如在中国传统政制中，钱穆认为考试制度值得一提，原因在于以考试选拔官员，不仅打破了门第限制，促进社会阶级流动，将儒家思想文化较好的传承下来，而且由此形成的“士人政府”（贤人政府）又可进一步巩固与维护国家稳定。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重大发明，广为西方借鉴和学习，可被近代国人所忽视，钱穆认为实为憾事，为之惋惜。
文化是本书的骨干。钱穆先生反对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中的各种形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态度与方法，强调史学的治用，主张以史学来复兴民族通史，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学术史、社会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都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他在本书中提出中西文化虽各有其利弊得失，但二者也有优劣之分，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不及西方，但在总体价值上有胜过西方，他张扬中国的文化道德精神。
此外，在本书的各个部分都无一不在彰显中国文化。在研究通史时，钱穆先生提出：“历史个性不同，亦即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以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在研究经济史时，钱穆先生提出：“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做此表现者，若是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在研究历史地理时，钱穆先生提出：“中国历史之地理扩展，同时即是文化扩展”，“地理与文化有关”。在研究文化史时，钱穆先生把文化上升到了人生的高度，提出了：“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即是人生”这一构成钱穆先生核心思想的观点。钱穆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精髓即研究中国历史背后之民族精神与文化，其余各方面都是文化的体现，进而主张以史学来阐明中国民族文化的真历程、真面目与真精神，以史学来阐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爱国爱民之心，复兴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国人盲目追捧西方所谓先进文化，对自身文化传统怀疑与漠视的态度使钱穆感到危机与担忧，保存与传承文化传统的任务在其眼中变得异常重要与紧迫。因此本书将较大笔墨用于对比中西制度与文化（如中西宪制、社会形态、经济制度、学术体系等）之异同，以期读者对两方有客观的了解与认知，避免盲从西制，误读误解国史，加强对自身国家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认同。
如就“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是否是一个封建或专制政治”这一问题，钱穆就提出了疑议。他认为这是以马克思划分历史形态的理论为依据进行的盲目划分，历史向来有其特殊性，以西方观念强加中国，导致牵强附会，并指责到这“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此点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打破了我们一贯对中国古代史的认知体系，帮助我们溯清产生这一观念之原因，并提醒我们以马克思唯物史观治史有其合理性，但亦不能盲目崇拜，奉为圭臬，而是要结合国情与实际，将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三、治史需在历史语境中探寻“意义”
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与体悟境界甚高，而其又能以平实易懂的文字，言简意赅的表达出来，理论与实例相结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增加研究方法类书籍的生动性与可读性。
钱穆先生的史学观本身也已是一种历史，如他所提倡，研究历史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去。当然，辩证的看待先生的很多观点，还是要回到先生的那个历史语境里，特别是政治语境。
回嚼具体历史语境，先生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历史学术问题给予广大的历史学者们以参考和借鉴，并衷心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并最终得以解决。如在第二讲中提出的“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的建议；还有在第三讲中提出的“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等等建议。
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治学态度上对历史学者们进行启示，“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呼吁历史学者要有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有怀疑精神，敢于否定权威，实事求是，回到历史语境中不懈的追求历史真相、探寻历史“意义”。
另外，关于历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令人深有感触。如研究制度，钱穆指出要配合与制度相关的一切史实进行研究，而不应单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否则有失片面。此外，必须要对此制度背后的那套理论与思想有一定认识。这也是针对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而言的，钱穆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制度制定与推行大多都是拥有实际为官处事经验的士人所为，他们的政论与实际政事紧密结合，由此研究政治制度史其实也是在研究背后的政治思想史，材料可以是共通的。这提醒我们，研究制度史要将其放在对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综合所有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之史实，才会比较全面，才能寻出大“意义”。由此看来，中国历史本身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系统性、跨学科性的学问，断不能以现今狭隘的学科分类割裂视之。这正如马克思对历史学科的高度概括——“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观其书，知其人。从行文用语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钱穆先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怀有高度的认同感与深沉的热爱，甘愿为其极力发声、宣扬与辩护。如在书中处处可以看见“中国之伟大……，中国历史之伟大……，中国文化之伟大……”等等言论。在那样一个“崇洋”的时代，保持着屈原式“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奈清醒，尤为不易与苦闷。
令人醍醐灌顶的言语之中，处处暗喻的就是这等不易察觉的失落，但又满怀希望与文化尊严。钱穆无疑是传统史学家的典型代表，其身上闪烁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却并非是一位抱守残缺、固步自封的“老学究”，正如其学生严耕望所言：“先生为学善师法，善变化，喜新知，勇创见，而能悉心追求，每从细小事故中彻悟大道理”。
瑞典马悦然教授评价钱穆时说到：“钱穆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先生并不是一位埋首书斋的学者，他以历史为依托来弘扬中国文化,塑造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强烈的经世意识和以天下为使命的责任感，在这本书里表露无遗。
《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结构清晰，以中国历史之文化意义贯穿全书，就文化的各个方面分别用专题的形式来阐述历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语言也非常巧妙，用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深入浅出的语言，把抽象的思想具体化，如以“西洋历史如一部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这一比喻来说明西洋历史和中国历史一个是划分开来，各有起讫，另一个则是前后相承，不可分割；而以“七巧板”的板块移动规律来比喻历史文化变迁须有步骤，有选择则更是巧妙；作者还常用设问手法，以给予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对比的手法更是贯穿始终，中西文化、地理、经济、习俗传统、宗教等的对比，历史人物之间的对比，不同的历史名词，命题的对比，借此辅助作者更好的解释文章的内容和思想；而举例论证方法的大量运用更使文章的议论紧凑严密。这些浅显易懂的表达有助于开始学习历史的人理解，引导已经学习过历史的人向更深处探索。钱穆先生还在文中大量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贯通中西，评估论今，使读者在领略其博学多才的同时，更加深刻的领会本书的意旨。
他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有待完成的命题,期盼着后起之秀能够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这些字里行间的话语会让每位读过此书的人顿生一种时代责任感,总感觉想要为历史学研究,为这个民族做点什么,作为一名在职研究生,读完此书,我更能从中深深感悟到一种时代和社会责任感,即使以后可能不会真正从事历史专业研究,但作为一个中国人能端正对于历史的态度,在一些问题上能够不再妄自菲薄,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不过，作者着眼于以文化关怀与向度为主线的历史研究的“大学问”，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主题所要探讨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小学问”。本书篇幅不长，内容涵盖面又广，导致对方法的论述较少，深度略显不足，可与其他探讨方法类的专业书籍，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互为参照与补充阅读。
另外，由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厚爱, 使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过分倾向于理想化, 为此他要求人们应全面地认同传统、肯定传统、回归传统, 因而对某些传统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 对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惰性缺乏自觉的、深刻的理性分析，造成了片面性。因此我们在深入阅读时也要辩证的审视，回到传统文化的具体语境中进行批判的阅读，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如作者所言遵循历史背后之“意义”、寻出更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