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这个名称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经学也是在孔门下流传的。《韩非子 显学篇》记载：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个学派，分别为：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和乐正氏。东晋陶潜的《圣贤群辅录》中记载：“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些儒学分支都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办法考察其传承系统；能够明确考察传承系统的只有卜商（子夏）这一支。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写到：“孔子的弟子中，只有子夏这一派有文字记录的经书。虽然这些记录不能全部相信，但也说明了子夏与其他弟子的确不同。子夏为《易》做了《传》，即后世流传的《子夏易传》；为《诗》做了《序》，子夏与《毛诗》关系，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中写到：“有人说：子夏将《诗》传授给高行子，经过四代，传到了小毛公（西汉赵人毛苌）。”三国时期吴学者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子夏将《诗》传给曾申，经过五代，传到了大毛公（西汉鲁人毛亨）。”《仪礼 丧服》篇有人认为也是子夏做的。马融和王肃等儒家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说法。对于《春秋》，《史记 孔子世家》中记载：子夏对于《春秋》不能增删一个字，可知子夏应该也是参与了《春秋》的传授。《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是子夏的门徒；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中认为《春秋谷梁传》的作者谷梁赤也是子夏的门徒。对于《论语》这部书，郑康成认为是仲弓和子夏等人编撰定稿的。东汉徐防在上疏的公文中写到：“《诗》《书》《礼》《乐》的删定是由孔子完成的，对这些经书章句中深层含义的阐发和解释，是始于子夏。”清朱彝尊的《经义考》中写到：“孔子的弟子中，除了子夏精通六艺之外，子木学习《易》，子开学习《书》，子舆学习《孝经》，子贡学习《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编撰《论语》，而把《士丧礼》真正传下来的，实际上是孺悲的功劳。”
《韩非子》书中提到的八个儒学学派中，有颜氏；孔子的弟子中姓颜的有八个人，《韩非子》中提到的颜氏，不一定指的是颜渊。八个儒学学派中也有子思氏，《汉书 艺文志》记载有《子思》这本书二十三篇，但已经亡佚了。南朝梁沈约认为《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这几篇文章都是选自《子思》这本书。在《坊记》《表记》《缁衣》中都有“子言之”“子曰”，这个子可能指的就是子思，因为如果是引用了孔子说的话，在《坊记》中不需要有“《论语》曰”这样的引语来表示了。有人对“《论语》曰”这种表达方式感到奇怪，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解释，就没有疑问了。这些文章中也有引《易》《书》《诗》《春秋》的，都可以来相互印证当时的真正含义。南朝齐刘瓛认为《缁衣》是公孙尼子这个人所作的，沈约认为《乐记》这篇文章是取于《公孙尼子》这本书，还有人认为这个公孙尼子可能就是八儒中的公孙氏。
《曾子》这本书有十八篇，《汉书 艺文志》把它列在儒家下面，今存的有十篇，收入在《大戴礼记》中，分别是：第一篇《曾子立事》，第二篇《曾子本孝》，第三篇《曾子立孝》，第四篇《曾子大孝》，第五篇《曾子事父母》，第六篇《曾子制言上》，第七篇《曾子制言中》，第八篇《曾子制言下》，第九篇《曾子疾病》，第十篇《曾子天员》。这十篇中表达出的经义，非常正统。《天员篇》更是可以看出大贤们对学问无不精通。单居离问曾子：天圆地方，真的有这回事吗？曾子说：天在上，地在下，上称为圆，下称为方。天圆地方，地的四个角不能被圆所遮掩住。按照曾子的说法，无论是圆还是方，都说的是道，而不是形状。在方和圆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圆是不能遮掩住方的四个角的。今天，地被天所掩盖，说明地在天中，天体是圆的，地体也是圆的，与现代地理说法很相似。《周髀算经》《黄帝内经》中都说地是圆的，由此可见，这种地圆的说法并非起源于西方。
《史记 儒林传》记载：“孟子、荀子这些人，遵循孔夫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以其学问闻名于他们所在的时代。”东汉赵岐称孟子精通“五经”，尤其擅长《诗》和《书》，现在来看《孟子》书中的内容，其实孟子对《春秋》的研究也尤其精深。例如:《孟子 滕文公下》记载：“《春秋》中对历史史实的评价本来应该是天子的事，孔子不得已才作的。”《孟子 离娄下》记载：“孔子说：在《诗》中运用的微言大义的笔法，我拿来用在《春秋》中了。”这样的话，都属于微言大义。可惜的是，孟子的《春秋》学没有流传下来。《群辅录》记载：乐正氏传《春秋》经，不知道这个乐正氏是不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当然，无论是与否，这个人的学术都无法考证了。
只有荀子继承传播经学的功劳是非常巨大的。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毛诗》称“有人说：鲁国人大毛公的《诗》学是荀子传下来的”，可知《毛诗》是荀子所传的。《汉书 楚元王交传》记载：“（楚元王）年轻的时候曾经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时向浮丘伯学习《诗》，浮丘伯是荀子的门人。”《鲁诗》是由申公传授的，则《鲁诗》也是荀子传授的。《韩诗》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韩诗外传》，引用《荀子》这本书中的内容论说《诗》的有四十四处，则《韩诗》也与《荀子》的学术观点相符合。《经典释文序录》还记载：“左丘明为《春秋》做传，并传授给曾申，曾申传给卫国人吴起，吴起传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给楚国人铎椒，铎椒传给赵国人虞卿，虞卿传给同郡人荀子。则《春秋左氏传》也是荀子所传。”东汉班固《汉书 儒林传》记载：“瑕丘江公向鲁申公学习《春秋谷梁传》和《诗》。”因为申公是荀子的再传弟子，则《春秋谷梁传》也是荀子所传的。《大戴礼记 曾子立事篇》有《荀子》书中的《修身》和《大略》两篇文章，《小戴礼记》中《乐记》《三年问》《乡饮酒》几篇中有《荀子》书中《礼论》《乐论》这两篇中的文字，既然这么多相似之处，可知《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也是荀子所传的。刘向称荀子擅长于《易》，在《荀子》的《非相》和《大略》这两篇中可以看到荀子对《易》的简略观点。综上，《易》《诗》《礼》《乐》《春秋》这几部经都依赖荀子所传授，可见在汉代初年，荀子的学派多么的昌盛。
“六经”记载三皇五帝的事迹，由孔子删定。孔子的七十二名得道弟子，在战国时期分散在各个国家。馯臂子弓所传的《易》实际上是从荀子那里学到的，高行子、孟仲子所言的《诗》可能是从孟子那里学到的。《礼记 王制》的创作时间是在周赧王之后，这种说法来源于郑玄；《周礼》是六国时期的谋略之书，这种说法源于何休。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派，上数三四代师承，都是出自于鲁东地区。《礼记 王制》是今文学派的重要著作，《周官》是古文学派的重要著作，郑玄为了调停今古文两派的争论，认定《周礼 王制》为商朝的制度，《周官》为周朝的制度。虽然各种流派观点各不相同，但核心内容只有今文和古文这两种。魏文侯贵为诸侯，却能作《孝经传》来解释大学和明堂的知识；庄子虽自称荒唐，却可以读懂《诗》《书》《礼》《乐》这四部书。《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在朝廷上讨论扩大秦始皇祭祀规模时，群臣就引用了《礼记 王制》中天子七庙的说法。”后来发现的《竹书纪年》这本书的笔法与《春秋》是一样的。虽有秦始皇焚书，但伏生仍然将《书》传了下来，虽然孔子认为自己的道不能行，但子夏还是将大部分的文献传了下来。在当时那个战乱的年代，经书经过很多不知道姓名的人艰苦传承，以使经学的这些书籍得以留传下来，实属不易，比如治《春秋公羊传》的有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等六人，治《春秋谷梁传》的有沈子，尸子等两人，这些人独自保存着圣贤留下来的经书，是有大功于后来的学者的。
《墨子》中引用逸《书》的内容较多，这些内容，现在的《书》中都是没有的；吕不韦召集门人写的那本《吕氏春秋》虽然名字也有春秋二字，但与《春秋》完全不同。根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那个时代主要的学术流派有九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合称为“九流”，当时的学术氛围可谓百家争鸣；虽然有很多古籍遗留下来，但也不是全部都由孔子亲自删定过。有些文章引用《书》的内容可能不在我们看到的《书》内，有些文章引用《诗》的内容也有可能在《诗》原有的三千篇之中，这些文章，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异闻来看，其中《诗》《书》的内容也不代表真正的经义。
《孟子 万章上》中引用了《尧典》中的话，这些话现在的《书 帝典》中就没有；郑玄在《礼记 乐记》对“南风”的注中，没有引用《尸子》对“南风”的注释，说明《尸子》此类为杂说，不能解释经。《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太甲杀伊尹”是不见于正史中的；《史记 蒙恬列传》中记述的“周公奔楚”也是不见于《尚书》的；猜测这样的记载都是出自游说之人的口中，或者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错误造成的。虽然《竹书纪年》记载的是魏安釐王二十年之前的历史，蒙恬真的见过楚国的历史书，但这些事件明显与经的含义是背道而驰的，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上面这些就是经学与非经学的区别，这样看来就像东方的星星和西方的星星距离很远；对于经书的解释要十分的慎重，就像孟子能够流传和发扬经学一样。后代的学者一定要有这种辨别的能力，防止不加分辨的盲目相信古代文献。
秦始皇嬴政晚年治国无方，以至于发生了焚书这样的事；汉高祖心胸宽广，积极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像叔孙通、伏生这样的人都是秦朝的博士；田何、申公这样的人也是在秦朝时就很有学问了，待汉朝初年天下安定后，又有经书出于孔壁之中，这难道不是儒家复兴的一种象征吗？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写到：“汉朝兴起的时候，距离古代圣贤帝王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孔子的学说已经没有人来继承和发展了，治理国家的方法也没有任何的参考。当时只有叔孙通一个人，制定礼仪的标准。天下也只有《易》这部作为占卜的书，没有其他的书能够流传下来。到了汉惠帝时，废除了秦始皇制定的民间不许藏书的法令。当时的大臣周勃、灌婴都是武将出身，并不是很在意这种事。到了汉文帝时，才开始令掌故晁错去向伏生学习《尚书》。为了躲避秦火，伏生将《尚书》藏在房子的墙壁之中，汉朝兴起后重新把这部书取出来，现在这部书还有，时常有经师讲学。《诗》也仅仅有少数人能读懂。这时候，天下间的各种书籍都频频被发现，诸子各家学说，也都被文帝立了不同的博士专门来讲学。当时在朝中做官的真正儒家学者只有贾谊一个人而已。到了汉武帝时期，在邹、鲁、梁、赵等地都发现了能够讲解《诗》《礼》《春秋》的老师。在当时，一个人是无法单独的全面研究讲解一本经书的，往往只是能够学会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诗》中的《雅》或《颂》。后来《尚书 秦誓》被发现后，很多博士聚集在一起，研究这篇文章。当时汉武帝在发的诏书中写到：礼崩乐坏，各种书籍都残缺不全，朕也感到十分的心疼啊！”
当时距离汉朝取得天下已经有七八十年了，在这期间，各种经书不在世上流传的时间也真的是不短了啊。刘歆的本意是振兴古文经学，诋毁今文经学。所以有些地方难免有失偏颇，但也可以看出在汉朝初年经学流传的不容易。
我们把孔子删定的书称为经，把孔子弟子对经的解释称为传或者记，把弟子再传授其弟子的内容称为说。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是孔子所亲定，所以只有这六本书可以称为经，就像佛教中，只有记录佛的言论的书才能成为经，禅师的言论称为律论。《易》的《系辞》和《礼》的《丧服》这两篇文章附在经书上通行是最早的，《史记》称《系辞》为传，司马迁认为《系辞》是孔子弟子所作，这篇文章的主要的目是用来解释经的，不能与经相混淆。《丧服传》是子夏作的，目的是解释丧礼，也不应当与丧礼本身相混淆。《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书，但不是孔子自己作的，而是弟子们编撰的，因此也应该称为传，很多汉朝人引用《论语》时都称之为传。《孝经》虽然名称中有个经字，但不在六艺中，汉朝人也称之为传。汉朝时，因为《乐经》已经亡佚了，所以立了《诗》、《书》、《易》、《礼》、《春秋》这五经博士，后来由增加了《论语》为六经，又增加了《孝经》为七经。唐朝时，将《周礼》《仪礼》和《小戴礼记》合称为三礼，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合称为三传，再加《易》《书》《诗》，称为九经。到了宋朝，在九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形成了十三经。后代的这些设立经的做法，都是因为不知道经和传是有区别的，不应该将传和记都称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