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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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好老师坏老师》第5章　 第6章　

在 19 世纪后期，纽约市有一套教师评估系统，校长们将 99.5% 的教师评为“良好”等级。 1898 年，当改革者威廉 · 麦克斯韦成为学监时，由于缺乏有关教师表现的集中信息，他感到十分沮丧。他制定了一套新体系，要求校长从 A 级到 D 级对教师进行更好的评级。

对所谓的不爱国教育者所产生的道德恐慌，是由世界大战导致的歇斯底里情绪以及对群众的煽动所导致的。人们试图让群众认为教师工会所掌控的国内政治力量在不断增长，以此煽动群众。

在 20 世纪中期，大部分公立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仍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当历史学家比尔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于全国范围内对教师进行调查时，发现许多人对时事一无所知。

保守主义活动家们也正确地认识到了一件事，这是件小事，但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在城市教师中，有一小部分人于两次大战期间以及冷战期间积极参与了各种左翼运动，他们觉得这些活动是维持美国政府稳定时的主要障碍。在一些令人震惊的案例中，持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者甚至卷入了国际间谍活动里。

民权运动的领导人在努力尝试解决问题，因而促使联合会加快脚步跟上。 1952 年， W.E.B. 杜波依斯接受了教师联合会的年度奖项。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克拉伦斯 · 泰勒（ Clarence Taylor ）在他 2011 年的《黑板上的红色》一书中对教师联合会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该组织在种族正义方面所做的工作虽值得赞扬，但并不能掩盖它的深层问题。

纽约的最后一次教师清洗发生在 1960 年。过了几年后，麦卡锡时代的恐怖和强硬派思潮便逐渐散去了。几名遭到清洗的教师得到了重新聘用，并获得补偿。 1967 年，最高法院在纽约州立大学教职人员提起的案件中推翻了之前对《费因伯格法》的裁决，宣布该法律违宪。 10 年后，纽约市教育委员会恢复了欧文 · 阿德勒和其他受“猎巫”运动波及的教师们的养老金。

虽然全美国遭到清洗的教师并不多，但是“猎巫”运动却向整个教师队伍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某些教育工作者——那些生活在主流文化和政治之外的人——在课堂上不受欢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种族一体化、文化相关课程乃至提升人们对有色人种中贫穷学生的学业期望等许多激进的教师理念，将成为接下来几十年学校改革工作的主流。

1954 年 5 月 17 日，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一致宣布，学校的种族隔离在法律上来说是违宪的。虽然 W.E.B. 杜波依斯是黑人教师领导的黑人学校的终身捍卫者，但他被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感动了。“我看到不可能的事发生了。

仅仅作为一名课堂教师，约翰逊暗示说，他无法充分解决学生面临的社会挑战。为了能做得更多，他不仅需要推进教育计划，而且还需要制定广泛的议程来否定贫穷和种族主义的弊端。他将增加食品券、经济适用房以及课后和暑期课程。他将为贫困儿童提供一个称为“开端计划”（ Head Start ）的联邦资助的学前教育项目。约翰逊以近乎宗教的方式制定了这个议程。“我想成为总统，帮助同胞结束仇恨，并促进各族人民、各地区和各方人民之间的爱，”他告知国会，“我想成为帮助地球上的兄弟们结束战争的总统。”虽然仍然存在一个共识，即收入和教育机会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全国学校的改革议程不会再次伴随如此激进的反贫困推动力了。

即使约翰逊总统拒绝采取监管措施来保护老一辈的黑人教师，但他个人积极施行一个策略——他在得克萨斯州科图拉呆过一年，对这种方法很熟悉，它现在也因日益发展的“为美国而教”组织变得流行起来：招募优秀青年大学生为贫困孩子们短期授课。“国家教师队伍”是约翰逊最喜欢的一个伟大社会计划，他聚起相当大的政治能量通过国会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