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想:摘抄内容比较多，感想写在前面。
相当于西方艺术科普，对除了耳熟能详的西方知名艺术家，了解了一些其他派别的艺术家以及作品，对一些代表作及风格变化有一些了解。
对艺术的欣赏要加已时间历史文化维度限定，西方裸体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时间的累积发展。
西方的国家政权没有统一，但西方的宗教感觉是同一个宗教不同阶段的改革发展。
艺术不仅展示美好，也反应丑恶，比如农神食其子，与中国虎毒不食子简直是对立反面的形象。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不是高大崇高的，艺术者的际遇也有高有低。
现代的意识形态、建筑理念及形式多数来自西方，是由西方文艺复兴后一代代思想理念及实际应用演化而成。比如钢筋水泥式的建筑是目前居于多数的主流建筑，
这本书值得多次反复阅读。
对某一领域知识的构建，其关键不在于记住多少知识点，而在于了解该领域的核心思维方式及其独特的推理逻辑。如同种树一样，一棵树是松树、柏树还是银杏树，从远处看，判断标准自然是树冠的造型，可实际上，这棵树的树根、树干才是其生命体征的根本。
西方艺术，不论作品数量、题材、形式、内容还是技法，每一方面都极其繁复，都可写就一部厚厚的编年史。
在西方艺术中，不论绘画、雕塑、建筑，抑或古典音乐，都经历了超过500年的发展与流变，积累了太多内容，再加上现代社会发达的科技、便捷的交通，信息的不对称被极大地打破，人们可以轻易地欣赏到这些数量庞大的艺术品。但这些作品一同呈现在人们眼前时，其实它们已经丧失了时间属性。
帝国（empire）的君主叫皇帝，帝国境内往下是自治王国（kingdom），王国的君主叫国王（king），再往下，有公国（duchy），公国的君主叫大公（duke）。很多情况下君主是身兼数职的，比如莫扎特在维也纳活跃时期的皇帝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约瑟夫二世，他同时也是奥地利大公以及匈牙利王国和波希米亚王国的国王。
方济各修道会是以穷人、平民为主体的修道会，推行的是用充满慈爱的方式传递基督的信仰。这在中世纪，算得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宗教创新。在圣方济各生活的中世纪末期，基督教往往通过训诫和恫吓，来达到传教以及稳固信仰统治的目的。所以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是“严父”式的教会。
与之相对，方济各修道会推行的则是一种“慈母式”的传教。方济各修道会强调耶稣对人类的爱，而不是强调不信耶稣的严重后果。这样的做法普遍受到平民阶级，尤其是商人阶级的欢迎。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十分关键，从“不怎样怎样就要下地狱”变成“只要怎样怎样就能上天堂”，将一种负面的压迫变为正面的激励，让信徒的心里轻松了许多，所以方济各修道会发展得极为迅速，规模扩展得很快。除了传教方式的改变，方济各修道会得以迅速扩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圣方济各是用托斯卡纳方言传教，而不是拉丁语。
今天的基督教主流推行的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慈母式”传教，或应说是“方济各式”的传教。从这个意义上讲，圣方济各才是真正的“文艺复兴第一人”。
乔托最著名的湿壁画作品，是位于意大利帕多瓦斯克洛文尼小教堂的《哀悼基督》（C11），画的是基督从十字架上被放下，圣母玛利亚与门徒们围上去哀悼的场景。这是一位放贷者委托乔托创作于自家礼拜堂中的壁画。在这幅作品中，乔托唤醒了很多古希腊时期的绘画技法，例如“缩短法”，就是从侧面的角度去观察物体的时候，它的长度是缩短的。你可以让你的朋友把手伸平，让他用手指指尖对准你的眼睛，如此看过去，手的长度就缩短了。
在这幅作品中，乔托为了表现人物的立体感，给人物的面部和衣服的褶子都加上了阴影，这些细节在中世纪的绘画当中是几乎看不到的，充分展现出了对古希腊绘画技巧的复兴。
所谓透视法，是将缩短法进行了定量化的升级。在透视法之前，画家们只知道画东西要“近大远小”，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事物，其长度有一定程度的“缩短”，但对具体缩短多少这些定量的规律是不了解的，所以画作仍然不够精确。透视法是能够给出具体“近大远小”定量的、几何学上的方法。绘画中的透视法，简单概括就是，真实世界中的所有平行线，在一幅画作中都应该消失于同一点，即便没有在画面中相交，它的延长线也在画面外消失于同一点，这个点叫作“消失点”（C16）。
透视法示意图
透视法的引入，对当时画家的作画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有了透视法，下笔之前就可以先确定消失点的位置，再以消失点为起点画出向外散射的射线，再画出与之垂直的分隔线，当整个画面被分为若干个小格子后，再依照比例去确定建筑的位置、人物的形象，这样画出来的作品比例恰当、形态准确。
在绘画中率先使用透视法的艺术家是马萨乔，他的原名叫托马索·迪·乔万尼，马萨乔是他的绰号，意思是“笨拙的”。据说此人平时因过于醉心绘画，与人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神神道道，故被人送了这样一个诨名马萨乔的代表作是画在佛罗伦萨新圣母教堂的《三位一体》（C17），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马萨乔画出了前无古人的立体感，虽然画在平面上，却让人误以为是墙壁凹陷了，景深的处理让人物异常逼真，形成了强烈的视觉震撼。这在今天看来也许习以为常，但当时的社会在中世纪教会的统治下压抑了长达一千年，人们看了太多失真的、规程化的画，习惯了旧的表达方式。马萨乔的画作给当时人们的视觉，甚至是宗教信仰，都造成了巨大的真实感的冲击。
《三位一体》（Santa Trinità）马萨乔（Masaccio）［托马索·迪·乔万尼（Tommaso di Giovanni）］667cm×317cm湿壁画1427—142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Basilica of Santa Maria Novella）
“活色生香”，是对提香绘画风格最贴切的形容。提香的画作色彩饱和度高，配色艳丽，且提香喜欢把互为补色的颜色画在一起，提高色彩上的冲击力，从而抓住观众的眼球。让提香在全欧洲一战成名的画作，是他给威尼斯弗拉里教堂画的祭坛画《圣母升天》（D13）。
《入睡的维纳斯》（Sleeping Venus）乔尔乔涅（Giorgione）［乔尔乔·巴巴雷里·达·卡斯特佛兰克（Giorgio Barbarelli da Castelfranco）］108.5cm×175cm 布上油画 1505年德国德累斯顿 茨温格博物馆古代艺术大师馆（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
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D15）是他的代表作。
其实在提香之前，他的师兄乔尔乔涅也画过一幅裸体维纳斯，叫《入睡的维纳斯》（D16）。
在文艺复兴的一线大师中，只有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D17）与之类似，但还是用长发遮住了私处。然而《入睡的维纳斯》却“欲盖弥彰”：画中的维纳斯用左手遮住了自己的私处，但这只手的位置，横向位于画面的正中，纵向是处于画面高度的黄金分割点处，也就是说，没有比这只手更显眼的位置了。
从构图上，提香的画作与拉斐尔式的四平八稳也不同。相比于对称美观的构图方式，提香偏爱能够让画面呈现出动态的非对称构图，比如那幅著名的祭坛画，就在《圣母升天》的旁边，叫作《佩萨罗圣母》（D19）。
这幅画是一个名叫佩萨罗的商人出资委托提香创作的，画面中穿暗红色长袍、双手合十跪在右下角的那位就是赞助人佩萨罗。提香一反祭坛画的惯例，把怀抱圣婴的圣母放在了右边，让整个画面有向右上角倾斜的趋势，用画面左边红色的旗帜、士兵的形象来达到构图上的平衡。相对于传统祭坛画的“中正仁和”与“四平八稳”（D20），提香的这种构图方式无疑充满动感，从气势上也更有说服力。这种艺术创作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巴洛克时期的佛兰德斯绘画大师鲁本斯。
。人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是法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时间极长，整整72年。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是法国封建时代最为鼎盛的时期。路易十四把法国的政治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巴黎边上的凡尔赛，并大兴土木，建造了全欧洲君主都艳羡无比，继而竞相效仿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四还把全国的贵族、朝臣都聚集在凡尔赛宫，夜夜笙歌，以此麻痹各地贵族，让他们对自己俯首称臣。在这期间，路易十四在艺术上当然需要大量投入，于是主持建立了法国的皇家美术学院以及皇家音乐与舞蹈学院。
旋形铜柱支撑，花纹极其繁复。顶部装饰可谓美轮美奂，尽显巴洛克艺术的装饰性。这样一件作品，很难说清楚它到底是一件雕塑作品，还是一件室内建筑作品。
此处必须指出，传统教堂的设计大多采用所谓的“巴西利卡”结构，这种建筑风格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传统的古希腊式神庙已经无法满足基督教的宗教需求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宗教活动主要是祭祀，并不需要广大民众在神殿内参与，但基督教的活动与之相反，例如主教对一众信徒的布道，需要教堂有剧院式的、能容纳足够多信徒的空间。巴西利卡式建筑正能满足这一需求。巴西利卡指的是宫殿，也就是当时的王宫。
巴西利卡的基本结构是一个长方形（E10），图中是标准的巴西利卡俯视图，入口开在短边。例如圣维塔大教堂（E11），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沿海城市拉韦纳，主要结构分为中殿、后殿和侧廊三个部分。中殿相当于音乐厅的观众席，顶部是教堂的木制天顶。两边的侧廊是走廊（非正式区域），中间的过道是给神职人员走的。后殿是唱诗班、神父以及神职人员宣讲布道或做弥撒时的位置，类似于音乐厅的舞台，俯瞰下的后殿形状为半圆形（E12）。唱诗班和神职人员的布道在圆形的后殿发出声音，好比天上传来的神的声音。
《大卫》是基督教经典题材，不仅米开朗琪罗创作过，被称为文艺复兴雕塑之父的多纳太罗也做过两尊（E21a/E21b）
《大卫》（David）多纳太罗（Donatello）［多纳托·迪·尼科罗·迪·贝托·巴尔迪（Donato di Niccolò di Betto Bardi）］高191cm大理石雕塑1408—140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Bargello National Museum）
《大卫》（David）多纳太罗（Donatello）［多纳托·迪·尼科罗·迪·贝托·巴尔迪（Donato di Niccolò di Betto Bardi）］高158cm青铜雕塑1440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Bargello National Museum）
在古代欧洲，一个地方无论再小、再穷、再偏僻，最高、最核心的建筑一定是当地的教堂，城镇的各种机关、设施也是围绕教堂所建。如果单看欧洲的教堂，总体可以分为两种建筑风格，一种是尖顶的教堂，一种是圆顶的教堂。
著名的尖顶教堂，有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E29）、德国的科隆大教堂（E30）、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斯蒂芬大教堂（E31）、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大教堂等。圆顶的著名教堂，有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英国的圣保罗大教堂（E32）等。尖顶教堂是所谓的“哥特式”教堂，而圆顶教堂主要是文艺复兴式以及巴洛克式的教堂。
在中世纪的一千年中，古罗马的混凝土技术已经失传，人们根本无法再建造出罗马万神庙那样完美的球形穹顶。诺曼建筑的设计者们想出了所谓“肋拱”的技术，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先搭房梁骨架，再用轻材料把屋顶填满”的办法。这种做法替代了木质屋顶的落后结构。
伦勃朗醉心于明暗法，深入地研究布光法，其独创的“伦勃朗式”布光法一直到今天还在人物摄影领域被频繁使用。“伦勃朗光”已然成为人像摄影艺术的经典技法。如果仔细观察伦勃朗的人物肖像，就会发现，他的人物在背光一面的脸颊上都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F14），这就是伦勃朗光的特色。这样的布光方法（F15），既不像正面打光那样显得面部毫无立体感，也不像只有侧面强光一样形成“阴阳脸”，而是让人物的面部更立体，勾勒出人物的轮廓线，给人以稳定庄重的感觉，同时又平衡、和谐、生动。
从路易十四的学院开始，整个欧洲艺术界的结构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学院诞生后，艺术界的江湖气就逐渐衰退了，各国都开始纷纷推出自己的学院。取行会而代之的是学院的评审委员会，艺术从一项“手艺”变成了一个“学科”，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升。
现代人肯定觉得，风景画题材的作品极为常见，对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自两宋以来，山水风景、花鸟鱼虫，全然是主流的绘画题材，人物画反而并不占主导。但西方艺术史却并非这般光景，这与基督教神学体系下的艺术观有极大关系。在洛兰之前，风景画题材异常少见，是因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风景就被认为是相对“低等”的题材。最高等的自然是神的形象，其次是神圣人物的形象，再次是由神所造的人的形象，更次之是由人创造的建筑物，最后才轮到风景，因为那是不加修饰的荒野自然。
《吞噬其子的农神》（Saturn Devouring His Son）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46cm×83cm布上油画1819—1823年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del Prado）
帕格尼尼横空出世，发明了无数小提琴专有的“超绝技巧”。这集中体现在他创作的《二十四首小提琴随想曲》（[插图]）中。这24首随想曲可认为是24首专为小提琴创作的练习曲，每首曲子集中练习至少一种小提琴的特殊技巧，尤其第24首，是一支变奏曲，主题之后每个变奏都用一种特殊演奏技巧根据主题变奏。该曲的主题是帕格尼尼最具标志性的旋律，后世不少音乐家都根据该主题进行了创作，简单一数便有李斯特、勃拉姆斯以及拉赫玛尼诺夫。
随想曲之外，帕格尼尼的某些代表作传递的则是意大利歌剧式的音乐审美。其中最典型的，是帕格尼尼的6部《小提琴协奏曲》，其中又以《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最为著名。
罗西尼的音乐充满优美的、天才般的旋律，他本人更是少年天才，被称作“意大利的莫扎特”。罗西尼最著名的喜歌剧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插图]），其主人公和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一样，都是费加罗，剧情上算起来还是《费加罗的婚礼》故事之前发生的事情，讲述了机智的理发师费加罗如何帮助伯爵获得真爱，当中有不少喜剧元素。《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也是罗西尼至今为止被上演最频繁的歌剧，在近年世界范围内演出频次的排名中，它也是罗西尼唯一进入前十的剧目，其序曲是歌剧序曲中最具盛名之属。
“美声三杰”中，罗西尼无疑是综合成就最高的一位，音乐浑然天成。多尼采蒂和贝利尼则是分别沿着美声歌剧中“剧”与“歌”的方向深挖了一层。
贝利尼最著名以及最重要的歌剧是一部两幕正歌剧，名叫《诺尔玛》，其中最著名的唱段《圣洁女神》堪称塑造了全人类对于女高音演唱的听觉记忆。细数历史上著名的女高音唱段，不论如何排名，《圣洁女神》都应位列前三名。从该曲的伴奏方式不难发现，贝利尼的精力都用于塑造和突出女高音的清晰声线，因为这首咏叹调的伴奏是极为简单的分解和弦轮奏。它的演唱集中代表了美声歌剧唱法的精髓，对“声音的位置”极其重视，始终保持在适中、绵密的发声区域，且连音的连线乐句相当长，其间虽会多次出现换气、断音，但音乐的思绪与连线一直持续着。
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认知中，小丑也常是骇人形象，譬如电影“蝙蝠侠”系列中的小丑，恐怖片“电锯惊魂”系列中的玩偶小丑等。这类关于小丑恐怖形象的文化认知，其根源就是列昂卡瓦罗的写实主义歌剧《小丑》。
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全欧洲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普通人的艺术浪潮，这便是著名的“写实主义”。
写实主义，指的不是画面上写实，并非追求画得“像”，而是所画题材的“真”，真人、真事、真情实感。
最具代表性的巴比松画派画家有三位，分别是卢梭、柯罗以及米勒
克拉姆斯科依追求的写实，是人物内心状态的真实展现。他擅长人物肖像画，能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克拉姆斯科依最著名的画作之一是《荒野中的基督》（M13），描绘了基督在旷野中三次经受魔鬼试炼的《圣经》经典故事。在克拉姆斯科依之前，几乎没有画家描绘过在试炼中耶稣焦虑的一面。在传统画家的描绘中，耶稣永远是从容的、神圣的。而《荒野中的基督》中的基督形象，若不考虑是基督本人的话，不难感受到画中人物的焦虑、忧愁及内心的交战，这便是克拉姆斯科依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展现了基督作为人的一面。
柴可夫斯基一生创作不过近百部作品，但其中名作比例极高。柴可夫斯基的名作几乎都有扣人心弦的旋律，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和传唱度甚广，已深深刻入全人类的集体听觉记忆中，简单举例便有《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中的段落，还有《第一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一众小品，都是脍炙人口的绝顶佳作。柴可夫斯基是当之无愧的旋律大师，在旋律上的创造性，柴可夫斯基称第二的话，怕是无人能自信称第一。
现代艺术之所以有扭曲变形甚至抽象到“不知所云”的绘画、雕塑作品，本质上是因为现代艺术的任务已不再是描绘自然，而是着重表达自我，包括个人情感、思想认知，甚至上升到哲学观等。
立体主义的影响极其深远，是现代主义艺术分支中诞生最早、影响最广、大师数量最多的流派，之后的风格流派几乎都受其影响。
在建筑与设计领域，古典与现代审美的分水岭发生在一战之后。包豪斯艺术关于建筑和设计的主张可说是一手塑造了现代城市和现代工业品的整体形象。包豪斯的理念正是二者的分水岭。包豪斯学校始建于1919年，位于德国魏玛，当时正值一战结束，德意志帝国瓦解，魏玛共和国建立。新世界格局已经形成，需要新的设计理念。而在一战时期，现代化、工业化已成为社会主流，包豪斯学校的教学宗旨，是让机器“进入”艺术，让科学“融入”艺术，顺应现代化潮流，迎合现代制造业。因此，在包豪斯学校，学生除了学习艺术和设计，还要学习与一线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包豪斯学校看中设计的实用性，现代设计领域中的工业设计专业便是从包豪斯开始的。
现代建筑的代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楼大厦，外面包裹着巨大玻璃，并无过多装饰和繁复线条，与古代讲究立柱、额枋、穹顶以及雕花的建筑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包豪斯有着与古典艺术完全相反的设计观，认为一切都应该从需求和功能性出发。例如做一只水壶，古典设计思路是考虑如何让它美观、奢华，包豪斯则会首先满足作为一只水壶该有的功能，确保那些基本的部件，在此基础上去除不必要的装饰（Q11）。
包豪斯的全新设计思路也延伸至建筑领域。古典建筑首先讲究的是美观与气势，而现代建筑则首先考虑实用性和建造效率，然后再考虑整体外观。这样的做法使得现代建筑的美感多来自整体的线条和结构，并不似传统建筑那样雕梁画栋。建筑的基本功能是要容纳人和物，如果只为满足这种功能，“方盒子”造型无疑最为合适，所以在包豪斯的设计理念中，方形、圆柱形是最基本的建筑外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包豪斯学校自身。
康定斯基在包豪斯学校任教时，艺术观点已深受马列维奇至上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主张的设计理念是以最简单的几何图形来完成设计过程。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包豪斯设计并发明了直到今天在孩童间仍然流行的积木玩具，用基本图形和基本色彩发挥孩童的想象力，从而构造出综合性的视觉效果，这与至上主义的追求相当吻合。
总体上，进入现当代艺术以后，艺术作品的概念性更占主导地位，其价值标准已不在于作品技艺高超与否、视觉美感如何，而主要在于作品对特定艺术理念的表达是否到位。此处有两个步骤，第一是有无表达新观点，第二是观点是否表达到位。尤其当代艺术最强调的就是观念性，所谓“观念艺术”，就是这种艺术的集中体现，它几乎去掉了所有传统艺术中所谓的创作过程。
科苏斯认为，杜尚之后的艺术本质上都是观念艺术。杜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泉》本身就启发了“现成品艺术”，从而拓宽了艺术的疆界。现成品艺术告诉大家，艺术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原创，也未必借助传统艺术媒介。在杜尚之前，艺术的疆界局限在绘画、雕塑、拼贴等传统材质及媒介内，这种限制一旦被打开，艺术家举一反三，艺术疆界的拓展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前文所述艺术性向艺术家本身转移的趋势，说到底也是艺术疆界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