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习第429天,18.8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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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一句读《论语》第429天

原文阅读:

18.8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译文讲解:

        隐逸于世间的贤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是“被迫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经过考虑,也就是这样子吧。”

      又说虞仲、夷逸“过着隐居的生活,说话则放言高论,能洁身自爱,弃官不做是因为权变。”“我却同这些人不同,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

启发思考:

      逸”同“佚”,此所谓“逸民”是隐逸的高尚的人。这里,孔子评价了七个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伯夷、叔齐的故事,前面学过多次了,孔子说他俩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是完全不妥协的,以至于饿死,也不降志辱身。

        柳下惠和少连,是能妥协的,能降志辱身。柳下惠三次被罢黜,他也不在乎,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是,他不放弃自己做事的原则,我来,就按我的原则来,不按我的原则,我就去。所以孔子说他出言必合乎伦理,行事必考虑恰当。少连的事迹不太清楚,只在《礼记・杂记》中出现过,孔子说:“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虞仲和夷逸,隐居放言,隐居起来,自然行不必中其虑,怎么做都行;言不必中其伦,说什么也无所谓。隐居,独善其身,其然身中清,身体合乎清廉;废中权,废弃自己,也是他们的一种权衡。虞仲和夷逸的具体事迹,没有看到资料留存。我们就不管他们是谁了,隐居自废,无言无行,后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来头,这更符合他们的形象吧。

          孔子接着说自己:“我呀,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我是无可无不可,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前面遇到四位无名隐士,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这里孔子再列举七位先贤逸民,做了一个总结。三类逸民都是遁世者,但心迹各有不同。伯夷、叔齐能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自是冰清玉洁,士林仰望,但未免守道过峻,难以应世,故圣人不为;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辱身,实非枉道事人,而能中伦中虑,故夫子许之;虞仲、夷逸也能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其隐居放言,属于权变,仅为自保,境界格调不及伯夷、叔齐。

      夫子表明,自己理解他们对世道的态度,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如何选择“仕与不仕”,我是无可无不可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夫子自己没有进一步说明,但孟子有一个评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进一步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这就叫无可无不可。

          实际上,孔子陈述的自己在不同境遇间的选择,是以柔韧之生存智慧与严苛之社会现实相周旋,权变是以保证内心的纯粹与个体的存在为基本条件,不为时势所左右而丧失了根本理想和目标。  孔子自述“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不是没有原则,其进退出处,皆以实现天下有道为目标,其他则看环境条件而定,这也正是中庸的境界。

      这种理念贯穿孔子思想并在《论语》中屡次提及。《论语·子罕》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里仁》曰:“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颜渊》:“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和儒家的这种包容宽大的处世情怀,豁达随缘的生存态度,和而不同的兼容思想,正是能够帮助我们逐步成人乃至达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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