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略研究的基本假设
引言
核时代之后，诚如李德·哈特在1960年所说：战略的旧观念和旧定义由于核武器的发展，变得不仅已经陈旧，而且也已毫无意义。若再以赢得战争、获致胜利为目的，实则无异于疯狂。
战略这门行业居然如此发达，对于世界前途而言，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战略所关心的主题为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都在内。
博弗尔所云，战略无知即为致命的错误。
从另一角度来讲，由于战略的范围扩大、内容复杂、人员组织众多，造成了沟通困难、误认、曲解，所以急需要若干共同理念，作为基线（base line）。
此种共同观念，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一种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此种假设应该是先验性的，所以也就无须求证，但事实上，此种共识还是经由经验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
现代战略家尽管结论可能会有差异，但其假定却应彼此一致。因此，战略家之间在思想上能用同样的波长（same wavelength）交换讯息，即令彼此意见不一致，但在沟通时还是不会发生误解。
国家意识
国与国的关心分为“战”“和”两途。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任何现代国家在举例其基本价值（values）时，也都无不把生存（survival）列为首要项目之一。
“国家至上”的观念也就成为一种共识，一种基本假定。
西方学术思想的演进，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即大致采取两条平行的路线，其一为历史，其二为哲学。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为人事的经常变动。哲学家所寻求的目标是人类经验中的不变因素。
国家关系以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为其思想根源，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两个学域不仅有其共同的根源，而且也有其类似的发展。
国家关系的学科发展：1、远古开始，外交家存在，和传统战略家一样，其理论分散、无系统。唯一值得称道的即为权利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2、1643年到1914年，国际关系研究以外交史和国际法为焦点，似乎很少有人以国际体系的本身来作为研究对象。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理论研究的国际关系学科才开始萌芽。4、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中，少数国际关系教科书出版，尝试把有关政治、历史、经济、地理、战略等因素的知识融为一体，并企图用此种方法来建立理论基础。同时也对国际政治现状、各国外交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于是国际关系这一门学位才开始进入大学校园，取得正式学科的地位。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新的发展。其原因（1）受到二战和冷战的刺激，使人们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关切日益增加。（2）在此学域中的研究方法有长足的进步，有利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成长。
现实学派（realist school）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著作《国际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摩根索对于现实主义（realism）的理论曾提出六大原则。
1、政治关系收到客观规律的支配，而此种规律的根源又深入在人性之中。
2、政治家的思路和行动都是以利益为基础，而利益则又被界定为权力，一切历史经验都可证明此种假定的正确。
3、国家利益即为国家生存，在世界政治中国家利益为最高观念。
4、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应用于国家的行动，它必须适应具体的时空环境。
5、政治现实主义不认为个别国家的道德意愿与管制宇宙的道德律完全一致。
6、政治领域有其自主权，政治行动必须根据政治标准来判断。
照摩根索的想法：”利益可能被界定为权力。”（Interest may be defined as Power）所以，他总结说：“政策所追求者不外乎保持权力、增大权力、表现权力。”
当战略研究开始走向理论化的途径时，又恰好是现实学派的全盛时期（1950年代）。因此，战略学者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把现实学派的基本观念予以完全吸收，也就似乎绝非偶然。
战略学家可以称为“新现实学派”（new-realists），其范式：
1、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仍为国家，而且将来亦复如此。所谓超国家或非国家组织最多只能扮演配角。
2、国家对于其外在环境企图保持合于成本效益考虑的控制，他们试图影响其他国家，那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目的。
3、由于缺乏超国家的权威，所以每一国家对争执也就是最后的仲裁者。换言之，要凭实力来判断是非。
4、道德原则和正义观念在国际关系中殊少价值。基于国家的安全考虑，无事不可为。
5、国际关系虽非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但危机和冲突却经常可能发生。
6、假使国家发现有能用合理成本以影响他国的机会，他也许不会放弃。
7、当世界分成许多务求自保的国家之后，人类也就必须永远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这一整套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可以用简图表示：国家系统（state system）—无政府结构（structural anarchy）—安全第一（primacy of security）—自助（self-help）—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功利意识
摩根索所言：“国家利益即为外交政策的北斗星。”
孙子的话则说的更明确：“和乎利而动，不合乎利而止。”
摩根索一再强调：国家利益与国家生存不可分，任何国家若忽略其国家利益，即无异于自取灭亡。
19世纪后期，英国外相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要说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是永久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那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只有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的。
地缘战略学家斯派克曼（Nicholas J.Spykman）对“义利之辨”的见解：政治家不是为获致道德价值而追求权力，而是利用这些价值以便利权力的追求。
斯派克曼相信每个国家对安全的寻求必然会导致其与他国之间的冲突，因为甲的“安全边际”（security margin）即为乙的“危险边际”（risk margin）。所以权力斗争是永无休止的竞赛。
大战略的范畴中，一切国家权力的运用都必须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从利害关系分析，有四种模式：损人利己（零和博弈）、利己利人（正和博弈）、损己利人、损人不利己（模式一的变质或恶化）
“功”为成本效益（cost-effect）观念。国家固然应该追求其国家利益，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功”的观念：成本应力求低，效益应力求高。
西汉大儒董仲舒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强烈的反功利意识）
战略观点：正其义先谋其利，明其道先计其功。
具有功利意识，但并不是急功好利。孔子云：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理性意识
战略家的思考以明辨利害为起点，也就暗示了推论：战略是讲理的。不仅认为自己是如此，而且相信或假定——他的对手，在正常情况下——也同样是如此。
何谓理性（rationality）？研究决策理论的斯奈德（C.H.Snyder）界定：首先对于可能的的得失，以及敌方行动的几率作冷静的计算，然后再根据计算结果来选择一条对于自己可能最为有利的行动路线。
两项基本因素：效用（utility）、几率（probability）
李德·哈特指出：人往往大事糊涂，小事细明，明足以查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战略家应根据理性原则发现和了解非理性因素。
理性假设的应用价值是在解释（explanation）方面。而不是在预测方面。
战略家必须分别在两个层面上来进行他的工作：纯理性层面，战略人的理想天堂；现实层面，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交相为用。
忧患意识
正因为战略家是理性主义者，所以他也必然是悲观主义者（pessimist）。认清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做出最坏的打算。
16世纪，号称近代战略思想之祖的马基雅弗利指出：任何政府都不要以为他能选择完全安全的道路，他必须了解只能采取非常有疑问的道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每当企图避免某一种困难时，往往就会遭遇到另一种困难。所谓谨慎不过是知道如何辨别困难的性质，并选择祸害较少的途径而已。
摩根索说：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完善，但那又是由人类天性中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想要改善世界，则必须与这些力量合作而不应与其对抗。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云：夫难平事也。
围堵主义的创始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政治家是一场悲剧中的演员，而此种悲剧既非出于他们的创作，也不容许他们修改。
悲剧又可分为两种：希腊悲剧是一种必然的悲剧（the tragedy of necessity）——它不得不如此，那是多么可怜呀！ 基督悲剧则为一种可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possibility）——它本可不如此，但却毕竟如此，那是多么可怜呀！
如果坐视不救，则可能的悲剧才会转变成必然的悲剧，这才是历史中真正的悲剧。
战略家应悲观而不消极。欧阳修言：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战略家不仅以忧时为满足，更必须以救世为己任，范仲淹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总结
国家、功利、理性、忧患四种意识乃基本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