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25 《红星照耀中国》的译本，哪家强？

《红星照耀中国》的译本，“哪家强”？

原创：书山花开

读外国名著，版本的选择至关重要。像《红星照耀中国》，又叫《西行漫记》，单从作品名称上看，就知道版本是少不了的。

胡愈之等译《红星照耀中国》

看封面就知道，权威的出版社，权威的主编，又高悬作者斯诺的招牌“斯诺先生认可的首个权威中文译本”，似乎不得不使人信服，想当然地以为是最好的版本选择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需要比较才知道。

以第一章第一段为例，比较各个版本在文字上的优劣。

董乐山译《西行漫记》1979年12月第1版（简称董译）

广角镜出版社译《西行漫记》1975年12月第1版

胡愈之等译《红星照耀中国》（简称胡译）

李方准梁民译《红星照耀中国》1992年12月第1版（简称李译）

不标译者和出版日期（简称无名译）

图片不易看清楚，复制一下，第一段是这样的：

在我侨寓在中国的七个年头里，曾经有许多人向我提出问题，其中最难回答的是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以及共产党运动的问题。一般好事的党人们，极愿意回答你的，因为他预备着一大串制成的答案，随时可以提供给你，惜乎这一串答案是很难使人满意的。因为他们这些答案从何而来的呢，他们既然没有亲自到过红色的中国？（无名译）

可以发现，单就第一段而言，那个集体翻译于1975年的广角镜出版社译《西行漫记》，和胡愈之等翻译的《西行漫记》，文字全部相同。

因此，单比较4个版本，分别是：胡译、董译、李译和无名译。

1.就“我”的身份而言，无名译道“在我侨寓在中国的七个年头里”，其中“侨寓”的意思是侨居、寄居，显然作为“洋人”身份的确定更为明显，因此与所谓的“党人”的比较也更清晰。可以设想，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许多人，中国的许多党人就会以很夸耀的神色向他谈起“红色”问题，滔滔不绝，并且以富有远见自诩，给予他一堆又一堆答案。所以，这一身份的“告知”是很有必要的。

2.第一段第一句话不是“我在”就是“在我”，前者突出“我”，因为“我”是主语，后者“我”居于“在”之后，那么，开首的话是状语。比较可以发现：就第一句话而言，李译和董译有双主语，也就是陈述这么一个意思：我在中国，人们提出问题。胡译则相对干净一些：强调了人们提出的问题，为后面那样党人的“表演”，做了铺垫。而无名译道“曾经有许多人向我提出问题，其中最难回答的是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以及共产党运动的问题”，不但指出问题，更强调问题难以回答，这与下文所谓党人率意而答，形成鲜明的对比。

3.对于党人的修饰语，分别有“热心的”、“热切的”、“好事的”等。作者对党人基本的立场是批评和讽刺的，所以假如能够表现出党人是如何将道听途说的知识当成自己的远见卓识，勾勒出他们的夸夸其谈，虚伪无耻的面目，就算成功了。因此，比较而言，“好事的”这一评价就冲淡了讽刺的味道，而胡译“贮蓄”这词就显得意味深长。

4.最后两句，胡译和董译非常接近，但有细微的差别：

董译：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胡译：因为，他们怎么知道呢？他们从来不曾到过红色的中国。

一个多一个“呀”，一个多一个“因为”，前者与“呢”相呼应，语气惟妙惟肖，后者交代内在的因果关系，且与“可是”相呼应，逻辑严密。

单是一个段落，就能看出差异，胡译有优势，但似乎并不能说明，它是当然的版本首选。

查资料知道，胡译版成于众手，书后所列译者有12人之多：

胡愈之等译《红星照耀中国》（简称胡译）

《复社译本<西行漫记>的翻译学解读》指出:

《西行漫记》的翻译赞助人是慧眼识得原著并负责组织翻译工作的胡愈之先生。

《西行漫记》的具体承译者共计 12 人，每人分译 1 章。他们均为文化界的进步人士，能够认识到翻译《西行漫记》的重要政治意义，因此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政权下与繁忙的工作之余，冒着生命危险翻译了《西行漫记》。历史证明，参与翻译《西行漫记》是他们人生中光荣的一页，他们的名字也同《西行漫记》一道永载史册。

《西行漫记》从翻译到出版仅用了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参加翻译的倪文宙(1991)回忆:“我们每人分译一或两章，要求在一个星期内完成。我分任两章的翻译，记得是讲述彭德怀的。我这时日里教书，实在疲极，晚上很少熬夜工作。在这几天里，也只好翻译到午夜 1 点钟才睡。”可见译者匆促赶工，因此译文不免粗糙，出现了一些佶屈聱牙的语句，甚至有明显的误译。这里仅举几例，如用“我被注定消磨在苏区里的第一夜”(王厂青，等，1938:32) 来翻译“I was destined to spend my first night in Ｒed territory”( Snow，1937:49);“four children”(Snow，1937:239)错译为“他的四个孙子”(王厂青，等，1938:202);“considerableexploitation of the peasantry”(Snow，1937:186)被译成““红党们对于农民们，必定有很好的利用”(王厂青，等，1938:154)(正确的理解应为“相当程度的剥削”)。在当时的条件下，译者们由于时间紧迫、条件限制，没有对每一句话的翻译进行仔细考虑，部分语句难免差强人意。

1938 年复社版的《西行漫记》是 Ｒed Star over China 在中国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在此之前，1937 年 4 月面世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译载了 Ｒed Star over China 一部分内容，即 57 节中的 13 节，约为全书的 五分之一，可谓《西行漫记》的节译本或“雏形本”(张小鼎，2006)。在 1938 年 2 月复社版《西行漫记》面世之后，较为重要的全译本还有 1939 年 3 月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长征 25000 里》以及 1949 年 9 月上海 急流出版社署名“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建国后 1979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翻译家董乐山重译的《西行漫记》。

（阳鲲《复社译本<西行漫记>的翻译学解读》）

就我个人倾向而言，对不标明译者的那个版本似乎更感兴趣，可惜除pdf外，恐买不到该版本的纸质书。

尽管胡译有“斯诺先生认可的首个权威中文译本”的招牌，可实际的情况，就我所见学生所买的，更多的或许是董乐山翻译的版本。

李方准梁民译《红星照耀中国》的序言也很认可董乐山的译本：

李方准梁民译《红星照耀中国》1992年12月第1版（简称李译）

知网有论文《学者型译者董乐山译< 西行漫记>研究》指出：

学者角色和译者角色共同影响着董乐山的翻译行为。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坚守自己的信仰，通过翻译来滋养人类社会; 他通晓英汉双语的特点，译文流畅可读、地道自然; 他不断扩充百科知识，灵活正确地传递原文的信息; 他认真谨慎地对待翻译工作，观察入微，创造性地进行还原; 他潜心做好翻译，懂政治而不迎合政治，正因如此，董乐山所译 《西行漫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翻译史上的经典译作。

（王丽杰《学者型译者董乐山译< 西行漫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