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NHBOWLBY:亲密、保护和分离
Bowlby的核心贡献在于，他认识到儿童对其照看者的依恋具有基于生物基础的进化需求，Bowlby认为作为动机系统的依恋，其原始的本性来自于婴儿要保持自己与照看者之间的身体亲近，这不仅是为了促进情绪的安全，而且更重要的是保证婴儿确实能存活下来。在我们人类祖先不得不适应的自然环境中，大量的掠食者以及其他各种致命的威胁，使得人类的婴儿离开其他人的保护几乎存活不了几分钟，更不用说几小时了(Main,Hesse和Kaplan,2005)。因此，Bowlby所称的依恋行为系统(attachment behavioral system)是由进化“设计”的，用来提高成功存活和繁衍的几率。如此而言，依恋系统作为人类遗传程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并不比进食及交配小多少(Bowlby,1969/1982)。
下列的三种行为类型，可以证明这种对威胁和不安全的反应是天生的，依靠本能指引的:
1.寻求(seeking).监测(monitoring)，并试图和提供保护的依恋对象(attachment figure)——或者是一个微小的依恋对象层级系统中的一员——保持亲近，这个依恋对象通常是一个亲属，但并非必然。尽管看起来与婴儿卷人最多的人(母亲，父亲，或者其他的照看者)应该会处于依恋层级系统的最顶层，但是这个婴儿更喜欢接近的位置实际上通常会是母亲——不管婴儿和她的卷入程度如何。向依恋对象哭泣、粘缠、呼唤，还有爬向他们，这些都是年幼儿童为了建立安全的亲近性，而表现出的根深蒂固的和与生俱来的技能。
2.将依恋对象作为“安全基地“而使用(用Ainsworth的术语)，从这个地方开始，去探索其他陌生的环境和体验(Ainsworth,1963)。作为安全基地现象的例子，可以考虑Margaret Mahler所做的著名观察，观察那些短暂离开母亲去进行探险的婴儿和幼儿，总是要回到母亲身边待上片刻，“加加油”，从而让他们自已开始下一轮的探索活动(Mahler,Pine和Bergman,1975)，Bowlby所称的探索行为系统(exploratory
behavioral system)，与依恋系统密切相关。如果依恋对象在场，可以作为儿童的安全基地，在儿童需要时提供保护和支持，儿童一般会觉得可以自由去探索。另一方面，如果依恋对象暂时离开，儿童的这种探索就会突然中断。
3.将依恋对象作为安全港，在面对危险情境和受到惊吓的时候逃向此处。人类和其他生活在地面上的灵长类动物相似，但是不同于很多其他物种，当人类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寻找一个地方(比如地洞或者窝巢)来确保安全，而是要寻求一个觉得比自己“更强壮和/或更智慧"的人的陪伴，从而获取安全感(Bowlby,1988,121页)。影响婴儿存活的内部及外部的威胁、”危险的自然线索"(比如黑暗、大的响声和不熟悉的环境)，以及实际的或即将发生的与母亲的分离，这些都会引发儿童寻求亲近，这是依恋行为的显著标志。
如果说Bowlby最初阐释他的依恋理论时，认为身体的亲近性本身就是依恋的“设定目标”，那么这个看法后来一再被不停地丰富和修正。Bowlby本人逐渐意识到，身体上的亲近不仅有其自身的重要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表明那个可以安慰自己的照看者是可获得性的(availability)。根据这个观点，依恋行为的目的，不仅是要从照看者那里获得保护以避免当前的危险，而且还要一再地确保照看者持续的可获得性。考虑到照看者的身体可以被接触到，但与此同时照看者的情绪有可能缺失的情形，Bowlby将依恋对象的“可获得性”定义为不仅是身体上的可接触性，而且也是情绪上的反应性。
对依恋的理解得以拓展之后，Bowlby最终增加了依恋特定的内在维度。他宣称，实际上儿童对照看者可获得性的评估(appraisal)才是关键，而且儿童对当下的评估，主要是根据过去对照看者可获得性的体验而定(Bowlby,1973)，Sroufe和Waters(1977a)和Bowlby的观点差不多一脉相承，他们提出，依恋系统的设定目标首先不是空间距离的调节，而是“感到安全”是一种主体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随着照看者的行为而发生变化，还会随着儿童的内在体验而发生变化，包括他们自身的心境、身体状况、想象等。
要记住，尽管Bowlby最初关注的是婴儿和幼儿的行为，但他后来逐渐相信，由生物需要驱动的各种依恋表现，很显著地贯穿了人的整个生命周期。这个信念间接地得到了统计数据和日常经验的证实。保险统计的数据表明，有伴侣和(或)有亲密朋友的人比那些孤独的人寿命更长。此外，几乎是大家都有的经验，即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我们都会去找那些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人。危险越强烈，我们就越渴望和人联接，通常是通过皮肤与皮肤之间的接触，获得实实在在的亲近。显然身体的亲近是婴儿存活的基础，这种亲近对年龄较大的儿童以及成人而言，通常被体验为一种情绪的需要。
在一生的生命历程中，我们都会倾向于监测着我们依恋的对象，他们的身体和情绪位于何处也就是可接近性和反应性。因此，尤其当“感到安全”也被增加为亲近性的设定目标后，就必须将依恋看成是人类持续一生的需求，而不是一种儿童般的依赖，长大后就可以不再倚靠了。就如Bowlby(1980)所写的那样：
对其他人的亲密依恋是一个枢纽中心，人的一生都團绕它而发展，不仅在他只是一个婴儿或确跚学少的幼儿时，而且贯穿于他的青少年期，还有成熟期，并伴随其少入老年期(442页)。
但是，究竟是什么使儿童早期的安全依恋成为可能，并且就这一点面言，还能使安全依恋贯穿于生命的全程?Bowlby对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分析的解释非常不满——比如像Melanie Klein等人，将健康的和病理性发展的来源完全归因于儿童的幻想，而不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关系的实际现状。Bowlby逝于1989年，在此前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在与Robert Karen的访谈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秉持这样的观点，即真实生活的事件父母对待儿童的方式一在决定发展方向上起到关键作用，不过MelanieKlein可能不理解....在她的思路中，关于内部关系反映外部关系的概念完全不存在了。(46页)
Bowlby在接受分析训练时，Klein是他的督导。Bowlby和一个焦虑的男孩做每周5次的治疗工作，当Klein禁止他和小患者焦虑过度的母亲见面时，Bowlby对这一做法很沮丧。然而，在这个案例进行3个月时，小患者的母亲由于激越型抑郁症被送进医院，而Klein唯一的反应是很烦，因为现在没有人能送小患者来接受治疗了，这时Bowlby的沮丧变成了恐惧：
这位可怜的女人精神崩溃的事实，对她而言却无任何临床意义——说实话，这让我觉得恐惧。从那时候开始，我一生的使命，就是要证明真实生活的体验对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46页)
在那个时代，Bowlby强调的现实，即那些对我们最重要的人对待我们的方式，部分只不过是对当时精神分析的规条所作出的反应而已。可能更重要的是，他接触到陷入绝境的儿童——特别是那些因剥夺、分离或丧失而与母亲中断关系的儿童。20世纪30年代末期，Bowlby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在伦敦儿童指导中心工作，他花了近3年的时间治疗和研究行为不良的男孩，他在1944年发表的《四十四名青少年小偷:他们的性格和家庭生活》( Forty-Four Juvenile Thieves: Their Charicters and Home-life)中，详细描述了在儿童早期旷日持久的分离对儿童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该研究的结果，使得世界卫生组织在1949年委任Bowlby撰写关于在二战余波中无家可归儿童的情绪命运的论文(Bowlby,1951)。最后，作为Tavistock诊所儿童部的副主任，Bowlby目睹过幼儿因长期住院或寄宿导致与父母分离，造成其心理上的毁灭性伤害。
Bowlby观察到，对于行为不良、无家可归以及长期住院儿童而言，分离和丧失这样的事实性现实有着不可否认的灾难性影响。他(1969/1982)发现，这种影响通常会以一系列的反应呈现出来，表明了儿童应对痛苦现实的挣扎和努力。最初，对这种创伤性分离的反应是抗议，而后是绝望，最后是不得不抽离(detachment)。
尽管分离和丧失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了Bowlby对人类的发展的理解，但是这种创伤之所以成为他研究的主要焦点，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创伤可以被实证地记录下来并做科学研究(Bowlby,1986.Bretherton,1991)。相比之下，在为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关于因战争混乱而遭受蹂躏的儿童的论文中，Bowlby暗示了儿童长期得不到足够的父母养育，同样具有腐蚀性影响，但是，这些情况就更加难以考察了。在同一篇报告中，他将这个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为了使健康发展成为可能，“婴儿和幼儿应当具备和母亲(或者母亲的永久性替代者)保持温暖的、亲密的，以及持续的关系的体验，在这个关系中双方都能找到满足感和愉悦感”(Bowlby.1951.13页)。此处重点在于:Bowlby认识到，比起那些分离和丧失的创伤而言，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儿童和父母持续的、每天都进行的互动更能影响心理的发展不过他还缺乏实验性工具对此开展研究。恰在此时，这些常见的却又极其难以研究的互动，成为Bowlby的同事MaryAinsworth的探索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