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投资思想很庞杂，晦涩难懂，很容易产生歧义。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索罗斯从来没有对外透露过他的具体投资方法。索罗斯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幽默的说，凡是读过他书的人绝对赚不到钱，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真实的他。
一位观众举手问他：“你能告诉我们真实的你是什么样的吗？”索罗斯笑答：“不能，说出了就没有索罗斯了。”
所以，外界只能是从他的哲学和投资案例来了解他，我也不例外。
我读过索罗斯写的所有书，也读过很多研究索罗斯投资思想的博士硕士论文，我对索罗斯的投资思想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索罗斯的投资思想是建立在一个基石上，这个基石是错误、可错性、彻底的可错性。
市场会犯错误，人会犯错误，一切貌似正确的投资理论也只不过是等待接受检验的错误而已，说得更极端点-----塑造了历史面貌的思想无非是一些内涵丰富的谬论。
一套富于衍生性的谬论往往最初被人们视为真知灼见，只有在它被解释为现实之后，它的缺陷才开始暴露出来，然后将会出现另一套同样内涵丰富的但与之正相反的新谬论，并且这一过程仍将不断地进行下去。
这种观点在正统那里可以说是“异端邪说”，但索罗斯靠着这个思想衍生出来的投资方法获得惊人的成就。
可错性与索罗斯的哲学信仰一脉相承。
索罗斯的哲学根基主要是来源于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还有部分是来源于哈耶克的《感觉的秩序》和《科学的反革命》。证伪主义可以说是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它震耳发聩地提出了新的观点。
它认为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暂时的，都是等待被证伪的，一些今天看来颠簸不破的真理，很可能只是明天的谬论而已。科学命题不能被证实，只可以被证伪，可证伪性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标准。
人类科学知识的增长不是累积式的前进，而是排除错误式的前进，先提出假说，然后予以反驳。
由此，索罗斯提出两个反对，一是反对归纳法，二是反对科学主义。
索罗斯认为，不可能经由归纳法则概括出赢取超额利润的一般方法，假如存在，那么投资者理论上就可以通吃市场，而市场将不复存在。归纳法是典型的累积式的认识论，它违法了从猜想到反驳的证伪原则。
用黑天鹅理论来说，即使发现了99只白天鹅，也不能用归纳法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也许第100只是黑的。所以，索罗斯认为，试图照搬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归纳出金融市场的历史过程、或者从历史过程中总结出一般性的盈利方法，都犯了投资大忌。
与此同时，索罗斯还极力反对科学主义。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巨大的差异，前者研究的对象是独立的事实，无论研究者抱着什么样的态度都改变不了事实，而后者参杂了观察者的偏见，研究者的信仰、价值观、立场、思维方式的差异都可以重塑事实。
金融市场属于后者，股价怎么走不仅取决于事实即基本面，也取决于人们的偏见即怎么看待基本面，由此金融市场就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索罗斯引用量子力学的理论。海森堡的量子力学认为，量子粒子的质量和速度不可能同时得到精确的测量，其原因在于测量行为干扰了测量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因素是由外部观察者引入的。
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量子力学原理一样，参与者的思维会影响金融市场本身，从而让股价的走势不再是独立的，它总是与参与思维发生反复的共振，这也就是反身性。既然是这样，金融市场就不可能用简单的科学方法来计算。
而科学主义者却机械地、毫无批判地将科学方法加诸其研究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主义恰恰是对科学精神的背叛。
索罗斯赞哈耶克的观点，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现代科学文明中自我毁灭的力量，是滥用理性的极端表现。他反对任何人假借科学的名义而妄称掌握终极真理的理性狂妄。
这也就是为什么投资大师反对过度数学化、工程化倾向，索罗斯甚至不无讽刺的说，他的数学符号从来不比ɑ、β更多。而另一个大师巴菲特也说，他用到的数学知识不超过小学水平。
索罗斯很反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谓的数量分析，他认同凯恩斯的观点：经济现实中的变量往往是互相依赖的，而某些传统的学者却假设它们是独立存在的，从而用偏微分的方法得出一定的结论，而当他们把结论用于现实时，却又忘记了这些结论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这是典型的伪数学方法……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们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互相依赖的性质。
对归纳法和科学主义的深恶痛疾让索罗斯不得不另辟蹊径，由此索罗斯进入了反身性的世界，并最终得出炼金术的观点。
什么是反身性？
这个概念很晦涩，我们来一层一层的认识它。我们先来看一个命题：一个罗马人说，所有罗马人都撒谎。请问这个罗马人的话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如果相信他，那么就面临一个逻辑悖论：承认了至少有一个罗马人说真话，从而又否定了他。这就是著名的“说谎者悖论”。
大哲学家罗素面对这个悖论的时候说，我们应该把命题分为涉及自身的陈述和不涉及自身的陈述，如此就可以解决说谎者悖论。这里就引出一个重要的因素：涉及自身。
索罗斯由此出发来导出反身性概念，索罗斯认为，凡是涉及命题者自身、在内容上“或真”的命题，都是反身性命题。
进一步说，研究对象受到研究者自身的影响就叫反身性。如此一来，股票市场天然就是反身性了，因为股票参与者的观点必然影响到股价，进而让股价不再独立。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索罗斯又引出两个函数：
y=f(x)认知函数
x=F(y)参与函数
人的行为是y,人的认识是x，行为是认识的函数，表述为认知函数。
其含义是：有什么样的知识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对人的认识有反作用，认识是行为的函数，表述为参与函数，其含义是：有某一类行为就会有某一类知识。“两个函数同时发挥作用，互相干扰。
函数以自变量为前提产生确定的结果，但在这种情境下，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外一个函数的因变量。
确定的结果不再出现，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相互作用，其中情景和参与者的观点两者均为因变量，以致一个初始变化会突然同时引起情景和参与者观点的进一步变化，我称之为反身性。”上述函数又会产生递归性，它们不会产生均衡，而只有一个永无止境的变化过程。
用函数表达其变化为：
y=f(F(y))
x=F(f(x))
这就是说，x和y都是它自身变化的函数——认识是认识变化的的函数，行为是行为变化的函数。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自回归系统”。索罗斯用这这个函数是想说明，金融市场根本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在那里，一组事件跟随另一组事件，不受思维和认知的干扰。
而金融市场是思维参与其中，因果关系不再是一组事件直接导向下一组事件，相反，它以一种类似鞋襻的模式将事实联结与认知，认知复联结于事实。
如此，反身性理论构建完毕，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参与者的认知和被认知对象互相影响，基本面影响观点，观点反过来也影响基本面，它们永不均衡，互动变化，以致无穷。
美国学者约翰﹒特雷恩在《大师的投资习惯》中对此有过精彩解读：“‘反身性原理’的本质是指认知可以改变事件，而事件反过来又改变认知。这种效应通常被称为‘反馈’。
这就好比，如果你拴住一条脾气好的狗并踢他，骂它‘坏狗’，那么这条狗会真的变得很凶，并扑过来咬你，而这又会引来更多的踢打、更多的撕咬。”
再举个更直白的例子，如果投资者相信美元升值，那么他们的购买行为讲会让美元上涨，这反过来又会使利率降低，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推动美元再次升值。这也就回到前面的那个说谎者的悖论，凡是涉及自我的命题，自我都难逃脱干系。
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简单的只研究股价本身而不顾参与者偏见的科学主义都是错的。
说得更极端些，那些即使是认识错误的命题，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影响力，它依然能在股市获利，这就是为什么股价有时候看起来泡沫很大但买的人很多，有时候看起来又低得可怜但无人问津。
因为金融市场是个“炼金术”，投资者的决策意意识和决策行为具有像“炼金师”那么改变“事实结构”的“意志力”。
在科学家看来，改变“物质结构”的“意念”是伪科学的，但在金融世界里，“改变市场结构”的“主流偏见”却是真是的，却是可以赚大钱的。所以，金融市场拒绝了科学主义，却接纳了金融炼金术。
整理一下刚才的逻辑，索罗斯认为，很多认知貌似真理，其实是错的、不确定的，它们所谓的正确只是暂时的、等待证伪的。无论它们是通过归纳法还是科学主义得到的认识，都不足以垄断真理和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如此。
更荒谬的是，很多人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论强加在社会现象的研究中，这如同把魔术方法应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炼金术一样，只能使炼金术身败名裂。
社会科学是特殊的领域，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施加自己的影响，在社会、政治、经济事物中，理论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是有效的，因为社会科学充满反身性，只要主流偏见足够强大，谬论也会在某些情况下变成“真理”，所以金融炼金术可以大行其道。
金融市场是反身性市场，它的决策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命题，相反，它更像一个“非科学”的“炼金术”，因为金融市场中的决策评价取决于参与者们歪曲了的见解。
正是因为参与者的决策并非基于客观的条件，而是对条件的解释，所以金融市场的根子是不确定的、是可错的。
没有人能完全正确认识市场，任何所谓正确的认识都只能是猜测，它还须接受反驳和证伪。投资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猜想并让市场验证和反驳的过程，而不是用科学命题去决策的过程。
在索罗斯眼里，金融市场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是根本性的、是绝对的，任何看法都可能错，任何错误都可能发生，它们本质上也就是风险。索罗斯思想的底色就是可错性、不确定性、认知的不完备性，也就是风险性。
索罗斯的哲学认知论让他怀疑一切，包括他自己。
索罗斯谈到他为什么和罗杰斯分道扬镳时说，罗杰斯有个重大缺陷：“他极为藐视华尔街专业人才的精明”----尽管在这一点上索罗斯认为自己和罗杰斯看法相同----但是“罗杰斯却极为自信，从来不承认自己也可能犯错”，而“我却时刻相信自己也会犯错误”。
这道出了索罗斯内心的哲学根基：证伪主义。市场总是错的，我也总会犯错。这就形成了索罗斯对股市的根本判断：股市风险第一，不确定第一，所以要想在股市生存必须时刻学会逃跑，因为投资本质上是在冒险。
我也说说我对索罗斯的理解吧
1.人们之所以对索罗斯的哲学感兴趣，是因为索罗斯在金融市场的巨大成功。但我个人认为，事实上索罗斯的哲学思想和他在金融市场的成功并没有本质上的必然关系。那些热衷于从研究索罗斯哲学思想里面找到金融市场炼金术的人们，有极大可能是误入歧途浪费生命。
2.纯粹从哲学角度而言，索罗斯连个蹩脚的哲学家都算不上。他极其崇拜的卡尔波普和索罗斯简单聊了几句就没有任何兴趣和他进行哲学上的探讨，只是在卡尔波普听到索罗斯是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手里有的是花不完的钱的时候才多看了索罗斯一眼陪他寒暄几句争取拉点赞助出版学术著作，仅此而已。
在金融市场获得的任何成功都比不上在哲学领域有所建树更能让索罗斯心动。但可惜，上帝造人是公平的。
3.要真正的理解索罗斯，不能光看他自己怎么说以及别人怎么说他，而应该深入研究他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从他人生经历的种种里程碑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和动作，来分析他真正的思路和独到之处。
怎么做，永远比怎么说怎么想更具有说服力，也更接近真实。
4.索罗斯对金融市场的操作，更多的是从人性博弈的角度。以上文中提到索罗斯对各种计量工具的不屑，这也明显反应出索罗斯的局限性----他对于金融市场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虽然他是当代最成功的交易员。
以西蒙斯为代表的数理模型派一样在市场取得了长期的惊人的成功。条条大路都通罗马，索罗斯对数理模型的不屑与数理模型派对其他派别的不屑一样，都是有失偏颇的。
5.顶尖的交易员，不光是技术，历练，思考，自律，还一定要有运气。不光是索罗斯依靠他背部的疼痛程度来决策要不要清仓逃命，即便是当年的股神李佛魔，也多次提到过不同时期没有发出任何技术信号的情况下完全依赖直觉逃过市场灾难的事实。
想不明白这一点，一直把自己限定在某项技术或某个模型里而缺乏弹性，都容易被市场鳄鱼所吞噬。交易，本质是概率的游戏，小概率事件很少发生，但长期一定会发生，这就是市场的真实。
6.有时候还必须考虑到遗传。就如很多人努力一辈子的成果也达不到某些人一生下来就拥有的财富。人和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索罗斯屡屡在金融市场成功逃命的本能，我个人认为或许更多的是因为来自他老爸的遗传和身教。
在被俘后流放到西伯利亚数年，所有亲友都认为他早已死去的情况下，索老爸居然能从西伯利亚的累累白骨中独自逃回德国与家人团聚，这绝对是万里挑一的。犹太人上个世纪的惨痛遭遇，天生的赋予索罗斯对潜在危险的警觉。
最后再说一遍，我还是认为索罗斯在市场交易的成功，更多的是他的自律和本能反射，而不是所谓的索罗斯哲学。。。
来源 | 拈花成佛
这才是索罗斯暴富的真实秘密
投资的三体问题
我的投资理念就是基本面+宏观+量化。这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就像著名的“三体问题”。如何把这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是我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宏观是什么？
宏观的内容包罗万象，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信用。经济体的信用收缩与扩张是宏观领域最值得研究的现象之一。很多3-5年，甚至十几年的大趋势的背后其实都是信用的扩张与收缩。从艺术品到大宗商品，从菜场菜价到澳门赌博，信用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深入经济的各个角落。信用的产生与毁灭，扩张与收缩是经济金融系统中最重要的活动，而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对此没有深入的分析。在这方面，实战中的投资人达里奥和索罗斯的分析最靠谱，远胜任何经济学家。信用可以无中生有产生，也可以无影无踪消失，央行可以印钱QE，却无法完全掌控信用。信用虽然与信心与预期有关，存在明显的反身互动，但却不完全是信心。
宏观在基本面维度的投影
一个物体在三维空间做非常有规律的运动，其轨迹如果投影到X轴，在X轴可能看到的是杂乱无章的变化，毫无规律可言。同样的道理，很多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其实也是宏观变化在基本面维度的投影。在这种情况下，只看宏观或者只看基本面都是不全面的。如果能以基本面+宏观的二维方式分析公司，就会更为全面。
澳门赌博股的兴衰可能就是宏观在基本面维度投影的一个例子。澳门赌博的龙头股银河娱乐股价从2008年底到2014年初增长了惊人的147倍，其背后远远不是人民收入增加有更多闲钱娱乐那么简单，而是反映了中国自2008年以来疯狂的信用大扩张，而能从这个狂潮中分得一杯羹的人，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信用增长速度，而且热衷于赌博（灰色资金流出），因此才有惊人的增长。而目前这一盛宴已经终结。
曾几何时，澳门赌博收入超高速增长。如果仅用基本面维度的分析，很容易将增长线性外推，从而给出超高的估值。但是如果把赌博收入放在信用大扩张的宏观维度，就可以发现其不可持续。赌博收入其实是信用大扩张的溢出效应（如腐败）。当信用增长停滞，加上反腐的大环境，赌博收入的增长也会受限。宏观视角揭示了基本面增长的内在机理。透过宏观视角观察基本面，就不容易错误的用历史简单线性外推预测未来。
过去十几年，房产是中国最好的投资，因此目前大多数家庭资产配置的大部分在房产上。但是，过去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不仅基于供需，更是信用大扩张所推动。如果仅用基本面的估值工具，如租售比等来衡量，房价早就太高了。只基于这些基本面因素做出的决策必然是不买房，就会错过极好的投资机会。
太多人早就看到楼市不合理的地方，认为要下跌，却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房地产价格首先是一种货币（信用）现象，其次才是供需、租售比、收入比等基本面因素决定的现象。房地产也是在央行的信用大扩张中水涨船高的资产之一。
房价表面上看是供需决定的，其实是一种货币（信用）现象，水涨船高。这里的水就是信用。大宗商品价格的道理也类似，都是受信用周期影响。因此，只强调供需是片面的，就好像通胀怪小贩囤货涨价而不怪印钱的一样。很多商品的价格都是供需决定，但货币（信用）却影响供需双方。
未来如果信用增长停滞，甚至收缩，房地产的价格就要回归基本面，回到租售比的估值，价格下跌也就难以避免。虽然目前无法具体预测信用停滞收缩的时点，但在宏观层面可能导致信用收缩的原因很多，如经济萧条、资本外逃、银行坏账等。
宏观的误区
很多人过于看重宏观，因为一个政策，一个大趋势，然后认为股市就会怎么样，这是典型的万米高空往下看的宏观思路，代表了很多投资者的想法。但是，魔鬼在细节之中，宏观想法离落到实处还有非常远的距离。如何影响股市，如何影响基本面，如何影响资金的流动，大众的心理是怎样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里面还有大量具体的工作要做，需要反身性分析，量化分析等工具，需要数据和逻辑的支持。总之，宏观不落实，就是忽悠。
另一个极端是只看基本面不看宏观。有的价值投资者遵循巴菲特的教诲，坚决不看宏观，也不关心宏观。宏观可能很虚，但至少从我一直观察的不同行业的几个优秀企业看，今年他们确实遇到了大大小小的困难。这些困难不是个别的，而是与宏观环境相关。这种困难会持续多久，几个季度还是几年，估值模型应该如何调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投资人必须要有个大致判断。还是那句话，在中国买入持有不看宏观是不行的，因为目前处在宏观转折点上，变化太大。
我自己的感想：价值投资不看宏观，这在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可以的，但如果碰上黑天鹅式的股灾和宏观风险，会死的很惨，除非你有巴菲特那样的资源和长线的钱。
从基本面感知宏观
见微知著，基本面分析对分析宏观也有帮助。我最初注意到进入中国的高达一万多亿美元的套利资金，就是因为在读某造船企业的年报时发现了明显的异常，价值高达百亿人民币的大量境内理财信托投资靠的是境外美元贷款支撑。然后再查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这种套利的资金竟然高达一万多亿美元。正因为巨额套利资金加杠杆借短期美元贷款，投入国内获得息差和汇率升值，未来必须同时反转解套，人民币的汇率才会承压。又比如央行的对外撒钱N次换汇就相当于企业不顾利润追求销售，赊账卖东西，资产负债表虚增了一大堆应收充门面，却仍然算外储。央行与国有银行搞的复杂的衍生品交易跟安然当初的SPV手段类似，等于让子公司替自己还美元账，然后自己借美元给子公司，账面外储不减，却多出债权。宏观的现象有时候又有着微观的影子。
卖空的机会在信用收缩期
很多有问题的公司，往往是在信用停滞收缩的宏观大环境下暴露出来，安然、世通、雷曼、麦道夫等等都是这样。信用大扩张时期，即使是庞氏融资者，也能通过不断扩张的信用，以及随之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风光一时。但是当信用停滞收缩时，潮水退去，裸泳的人才暴露。全球过去多年的QE大放水，不知多少人光着。在未来这种严酷的环境里，才能真正考验投资者的水平。很多曾经在信用大扩张期间风光一时的基金经理人，很可能会频繁踩雷，晚节不保。另一方面，许多问题公司的逐渐暴露，也给了卖空投资巨大的空间。
量化模型的误区
我在量化研究上走过很多弯路。总结我过去的错误，都是过于依赖模型，而忽视了巨大的外界推动力，尤其是宏观因素的影响，如信用扩张对房价的推动，QE对美国股市的推动，大量流动性对创业板的推动。模型只能根据现有的信息对市场变化做出判断，却无法预知外界推动力的变化。不是模型负我，而是我的眼界不够宽。所以量化模型结合宏观的流动性分析非常重要。量化无法考虑外界因素的干扰，同样也无法深入洞察市场内部的机制。反身性是一种在金融市场广泛存在的内在机制，量化无法洞察。因此，量化无法替代深入的机制性思考，需要定性先行。定量离不开定性。如小盘股在中国的多年牛市，其实是IPO制度扭曲后壳资源的价值提升炒作。而且，这些壳在融资贵，融资难的大环境下确实有实际的价值，从而形成了反身循环。
量化模型的价值
量化模型虽然有分析的局限性，无法洞察内在的机制，但同时也具有独特的优势。
在物理和工程中，研究方法的独立性和交叉验证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效果。否则用内在原理相似的工具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检查验证，实际上还是单一维度看问题。我认为在投资分析中，不同内在原理，相互独立的工具交叉验证也很重要。正因为量化不涉及基本面、估值和宏观，才具有独特的价值。另一方面，从宏观到具体的市场变化如何落实，市场关键转折点的判断，这些只能通过量化模型来完成。
基本面与量化
基本面包括公司的商业模式，管理层，估值等因素，看似与量化无关。但是，早在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教授就通过量化研究发现，过去一年的公司盈利与未来股市的表现几乎没有任何关联，无法解释短期的股市变化。但是，如果用公司过去十年经通胀调整后的真实平均盈利，则可以预测未来的市场表现。十年经通胀调整市盈率，即CAPE，可以解释约三分之一的10年后股市变化。这个研究，恰恰证明了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的判断，“市场在短期是投票机，而在长期则是一个称重机。”而席勒教授之所以选取10年的盈利，也是因为受了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的基本面分析启发。在《证券分析》一书中，格雷厄姆认为，应该至少用5年的平均盈利，最好是用7-10年的平均盈利，才能体现公司真实的盈利水平和商业周期的起伏。席勒教授通过量化的分析，以科学的方式把基本面和长期股市表现联系了起来。量化则是把基本面和市场联系起来的桥梁。
基本面，宏观和量化，看似关系不大，实则是三个从不同的维度看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与互动，是投资中的“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