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
>> 在政治力量的“分布”中，围绕着一个不断受到动摇的中心，往往会形成两个彼此对立的集团。
>> 旧制度的统治者所遵奉的世界观是通过天主教的教育获得的，而为革命的爆发做准备的新思想则指责权威的原则，似法国在实现从旧制度到现代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一种绝无仅有的突然性和野蛮粗暴的色彩。右派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而左派则是崇尚进步、尊重智力的一派。
>> 君主立宪制的失败导致了一种半议会制的君主制的出现，半议会制的君主制的失败导致了共和国的出现，而共和国则又第二度退化为实行全民表决的帝国资产阶级曾经打碎了封建制度的锁链，把人从地方共同体、个人效忠和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个人在摆脱了传统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并得毫无防备地面对盲目的市场机制和资本家的巨大权力。无产阶级将实现解放，并重建一种人类秩序以取代自由经济的混乱状态。
>> 一种不同的框架中，各种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具有与其最初的意义相悖的意义。同样的议会制度，会根据建立并领导这一制度的社会阶级的不同，而起着进步作用或保守作用。
>> 资产阶级的世纪，民法与独裁并非毫不相容；同样，在（苏联）社会主义的世纪，五年计划与专制亦可并行不悖。
>> 国家的正统性和恐怖统治归因于革命的激烈和工业化的需要，共产主义热情的平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在未来有助于克服大分裂反革命派的右派亦能够毫不困难地指出，左派代表的不是与权力对立的自由或与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立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
>> 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往往会以人性化告终。
>> 在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之后，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一种区别，即经济上的差别。
>> 这样一种经典的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国有化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往往是加剧了经济上的多种弊端。劳动者置身其中的技术官僚等级制，并没有因为所有制方面的变化而出现改变国家对社会管理的面越广，……相对独立的群体之间和平竞争的目标就更少。
>> 一旦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企业，处在其顶端的人必然会变得漠视下层群众的意见（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的意见），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 如果传统留下来的制动器失灵，那么，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再阻止极权国家的出现。
>> 人们并不会无节制地向着收入平等的方向发展当充分就业时期工会组织能自由地与雇主们进行谈判时，如何才能避免通货膨胀呢？如何才能维持经济的弹性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呢？如何才能限制或减少赋税呢？何处能够找到可投资于前景不明的企业的资本呢？简而言之，一个自由的社会如何才能成功地吸收某种社会主义的药方，并在既不会妨碍有才能者晋升又不会减缓整个集体发展的情况下，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呢？以下两类人之间的对话并非不可能：对工党改革的不足感到失望的人与害怕改革继续推进的人；要求减少不平等、扩大集体财产的人与关注如何激发干劲和奖赏劳动成果的人；信任“有形的控制”的人和希望恢复市场机制作用的人。统治阶级已经心甘情愿地同意牺牲自己的部分财富和权力。
>> 一个自由的社会如何才能成功地吸收某种社会主义的药方，并在既不会妨碍有才能者晋升又不会减缓整个集体发展的情况下，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呢？
>> 自由”意味着反对政权的专横，赞同个人的安全；“组织”则是为了以一种合理的秩序取代传统的自发的秩序，或是取代个人积极性的无序状态；“平等”则是指反对源于出身和财富的特权。
>> 任何概念都不可能精确地与事实相对应。因为前者的界限是严格地划定的，而后者的界限则是不稳定的。
>> 革命现象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取政权，创设新的政体，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
>> 政体的任何急剧、粗暴的变化都会导致一些人发财，而另一些人破产——两者皆同样不公正，它还加速了财富与精英的流动统治阶级经常会背叛它应当负责的社会群体，并拒绝了解新时代的要求。
>> 最理想的政体既是坚定的，同时又是有弹性的。它们是通过革新传统来拯救传统。
>> 革命既不具有必然性，也不是一种“天命”，它只是一种手段。
>> 起决定作用的乃是局势。
>> 历史的人道主义——即人们通过政治体制和帝国的更替来“寻找”自己——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导致革命崇拜：教条式地混淆各种永久的愿望与某种行动方式。
>> 思想最根本的尊严就存在于对生活的指责之中，所有实际上想把世界理想化的思想，一旦不再是一种希望，便毫无价值革命与其说产生于不满，毋宁说产生于绝望或希望之中。
>> 革命的概念表达了一种怀旧情绪。只要社会仍旧不够完美，只要人们仍旧渴望改革，这种怀旧之情就会长存不衰。暴力本身的吸引力、迷惑力要大于其排斥力。
>> 并非所有的无产阶级分子都能感觉到自己被剥削或被压迫。极度的悲惨或天生的顺从会扼杀这种情感，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工业关系的人道化也会使之缓和，失业的威胁始终是一切。
>> 计划化、集体所有制消除了某些利润的形式，但是，它们没有消除这个世界中对财产的贪欲，简而言之，没有消除对金钱的欲望。
>> 出身的特权一旦消失，就会为金钱的特权打开道路。
>> 理性会信守它所允诺的一切，甚至更多。
>> 人们一旦忽视劳动的组织、生产的技术以及阶级之间的关系，他就不可能理解一个社会。
>> 警察力量的加强，既不表示国家权力的萎缩，也不表示工会在向社会主义靠拢。
>> 当理想主义者已经推翻了既存秩序，并反过来成为特权分子的时候，胜利往往考验着革命者的良心。
>> 所有复杂的社会都难免出现权力与财富的分配不公，以及个人与群体为占有不多的财产而对立。
>> 历史并不荒诞可笑，但是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掌握它的终极意义。
>> 历史的调查研究三种维度：第一，对“手段”和“目标”的确定得求助于对行动者以及社会结构的认识。第二，对价值观念的确定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制度往往是人对宇宙、国家或上帝的态度的反映。要想使整个历史被人所理解，活着的人就必须去发现自己与死者的亲缘关系。
>> 一个社会既可以在其文学中得到表现，同样也可以在其生产能力中得到表现。
>> 每种文化与有机体一样，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并无法避免地朝着其目标前进，直至自我灭绝。文化无法从外部接受任何会改变其本质的东西。文化的本质显示了文化的灵魂，后者与所有其他的事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其从生到死的过程中，文化的灵魂衍生出了多种具体的文化象征。
>> 历史的终极目的不会是一种可具体界定的家庭状态，而是一种并不与规则排斥，且与人类的基本人性不可分离的多样性的认识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并非因为我们缺少无所不知的本领，而是因为认识对象蕴涵的意义丰富。
>> 对历史有真正的认识会使我们时时记得宽容，而错误的历史哲学则只会传播狂热。
>> 多样性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文明的多样性、政体的多样性和人的活动（艺术、科学、宗教）的多样性。
>> 环境会带来挑战的刺激，而社会则显示它是否具有这种挑战的力量。
>> 历史事件，只有在它能够通过因果关系来解释的时候才是可以预测的。
>> 回溯式的解释通常以确认或假设的方式来表述。
>> 任何经济制度都无法保证和平，同时也没有任何经济制度必然会造成战争。
>> 人类的任何行动均是在各种“可能性”中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受刺激后引起的反应，但它们并不一定受制于局势。
>> 历史是由一些在不是自己选择的环境中行动的人，根据他们的欲望或理想以及不完善的认识来创造的。
>> 在任何一个阵营里，知识分子都是把意见或利益转化为某种理论的人；依其定义，知识分子并不只满足于生活，他们还想思索自己的存在。
>> 日本文化曾经接受了一种起源于印度并通过伊朗和中国而得以逐渐流传的宗教。
>> 无论从外部引进了什么，人民必须塑造自己的未来。
>> 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取决于所从属的阶级。
>> 历史的神话更多表现为对经验教训的反抗，而较少表现为与时代不符的信仰。
>> 文化人感觉到必须在出卖自己和孤独之间作出选择。
>> 社会共同体的理想摇摆于两种形式之间：一种是所有人在无意识中形成的平衡状态；另一种是通过总体计划和消灭剥削者而实现的所有人的幸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