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读书节目9.8分回归，“看理想”究竟能让大众看到什么？

锋芒智库丨指月

梁文道的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第四季回归开播了。三期节目过后，优酷平台评分9.7分、豆瓣评分达到了9.8分——即使在普遍得分较高的文化节目领域，这也是顶点的一个评价了。

《一千零一夜》与陈丹青《局部》、马世芳《听说》、窦文涛《圆桌派》一起构成了优酷“看理想”栏目，梁文道除了是《一千零一夜》的主讲人外，同样也是整个“看理想”的组局者：看理想的策划方是“理想国出版”，梁文道则是主要的策划人。在理想国的网站上这么形容，“这是一次从文字到影像的延伸。”

看理想系列节目在豆瓣和知乎等多数讨论平台上都获得了一致的高评价，起点之高也为后续的制作提出了问题。《一千零一夜》作为一档2015年开播的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何以能够在数年之后再度提升自己的口碑？按理说，以梁文道的讲解分析思路和读书节目一贯的稳定受众群体，“出道即巅峰”而后归于平淡稳定才是常见现象。

2015年至今，视频行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移动互联网崛起，视频平台会员数字飙升至亿级，直播度过了短暂的火热，短视频平台强势崛起。短视频内容特性带来的碎片化、快节奏、剧情化、角色扮演化成为了许多内容创作的新标识。

但从最新一季的《一千零一夜》来看，看理想的做这些节目的“内功”并未有多少变化，仍是梁文道拿着一本书行走于市井之间进行讲述，只是在一些节目主题和具体形式来说，却相比2015年有了不小的变革。

更深一层看，“看理想”系列节目的核心魅力是什么？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梁文道们戳中了“谁”的需求呢？

《一千零一夜》的进化，“出走季”尝试得到印证

《一千零一夜》的变革或许就是节目更够更上一层楼的原因。《一千零一夜》第四季选择从五四运动100周年入题，前三期的主题分别是杜威的《民主与教育》、泰戈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其人其书，都是五四运动期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用一个角度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冲击。梁文道与拍摄团队来到当年杜威、泰戈尔来华讲演时的旧址，如今当然早已物是人非。

在2015年、2016年节目初期阶段时，《一千零一夜》的形式相当简洁：配上张亚东特意为节目打造的片头音乐，在夜间的北京，梁文道选择一本书用一期或者多期的形式进行概述讲解，辅以作者生平和社会背景的说明，时不时再加上一些折射现实的评论。

视频内容是否精彩，就基本依靠梁文道本人的讲述和镜头表现。并且因为一本本书的选择是相对割裂的，很难形成系列感。早期的《一千零一夜》对许多观众来说功能性更重：梁文道的讲述、评论、推荐本身成为了“荐书”的价值。

但其一是梁文道的讲述也难做到十全十美，单纯靠他讲一本书的故事，用单期说得太浅，几期又显艰深，偶尔确实也会出现“催眠”效果；其二视频节目形式的力量并未发挥出来，节目的唯一重要的形式始终是梁文道的讲述。也是因此《一千零一夜》音频版的实用程度也很高，听了就体验到节目的八成内容了。

而回到上文所述《一千零一夜》第四季，变革在哪里？【锋芒智库】认为可以概括为选题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

选题方面，第四季目前围绕的是三期共一个时代、多个维度和主角、更多的地点和论据。也就是说，第四季明显有不拘于一本一本讲述的固有方式了，但在本质上，又还是和前几期一样在讲书和文化。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保持节目内核的前提下多期节目之间联动更多，可看性提高了，也更利于梁文道总结出单本书之外的思考。

表现形式方面，“地点”这一要素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也就意味着对“外景视频”的挖掘。其实从第一季开始，《一千零一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对夜间市井百姓的生活情景展现，鲜活的、没有太多美化的现实世界——卖煎饼的外地人、挤地铁的年轻人、踢球的小孩儿、好奇对着梁文道自拍的路人……

这种实景呈现，从一开始是作为一种整体风格的一部分存在的，并未承担起太多与内容结合叙事的功能，但在2018年的《一千零一夜出走季》中，节目组开始了新的尝试。从北京到日本东京，梁文道们走到了不同国家、城市的大街小巷，讲述那些与城市相关的书籍。

其实在《一千零一夜出走季》第一集片尾花絮中，梁文道吃着卤煮和邻座的大叔聊天，就说到了“节目做久了，要改版嘛。”

现在来看，显然《一千零一夜出走季》是一次尝试集，为第四季的整体改版打下了基础。第四季官方的节目介绍说节目是将“‘阅读经典’与‘街头人间’巧妙嫁接”，也就是将之前作为画面风格构成的街头实景，提升到了新的位置。这对节目主题的呈现显然大有帮助，并且也与节目气质相合。那个旁若无人行走在巷子中对着镜头大谈文学的梁文道，在讲起这些历史纪念地时自然也是侃侃而谈，使得节目内容更丰富了。

文化节目不能填满鸿沟，而是连接艺术与大众

聊天谈话综艺《圆桌派》暂不论，看理想的三档读书、美术、音乐的垂直领域节目高起点的基础，首先在于主创者个人的高起点——这是三档唱独角戏的节目，梁文道、陈丹青、马世芳的个人魅力堪称是节目的基石。

这很容易理解，文化节目的重点其实很难说是文化本身——就好像《晓说》的受众们爱的是高晓松的侃大山，而不是侃大山这件事本身。

那么梁文道、陈丹青、马世芳的共同特点，或许是他们都有一种基础扎实又具个人风格的文化理解，态度是谦逊而坚决——他们都经常声明自己是“个人看法”，但又毫不犹豫地将这种“个人看法”表达得很极致。最为显著的当然是陈丹青的《局部》，陈丹青瞪着一对大眼神情严肃地讲那些我们未必听过的美术作品，时而赞叹到“肝儿颤”，时而又顺口蹦出一两个不那么文明的用词，这种节目形式是绝无仅有的，也可以说这就是《局部》的气质。

同样的，梁文道在街头的讲述配上那些市井画面，也是《一千零一夜》的气质，马世芳温和的台湾腔配合录音室里的轻柔动作和泛黄的乐坛老照片，也是《听说》的气质。

这起到的效果是——对“看理想”节目你很难找到一个中间态度，你要么能够接受“陈丹青们”极具个人色彩的讲述成为节目的拥护者，要么干脆嗤之以鼻。但从结果来看，“看理想”节目很好地完成了对自身受众的筛选，并达成了一种“给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欣赏的起点或者入口”的功能。

如果谈起一档文化节目来，有可以言说的气质，其实在节目独特性上已经足够出类拔萃了。不管那些内容本身有多复杂，至少观众们会被这种气质勾起兴趣来，被节目所吸引进而在别的渠道去了解更多知识，对文化节目来说这就很不容易了。

《局部》第二季最后一集的标题是“艺术与大众”。“他（毕加索）说，‘艺术与大众之间永远存在鸿沟。’我知道这句话会冒犯‘大众’，虽然我也不确知‘大众’究竟是指谁，但我同意这句话。” 陈丹青瞪着眼睛说，“我自以为了解斯坦因这张肖像，但是现在镜头对着我，然后我又假定对着大众，所以我不知道此刻，我是站在鸿沟的这边，还是站在大众这边？好在历史呢，已经挂在墙上。”

笔者在其他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观点：文化节目能提供给观众的，最多是一种引子或者说“契机”——让看了节目的普通观众能够对那些艺术、名作、社会话题的深层内涵都心生亲近之感，少了隔阂，有了一窥其天地的想法。

就像在“出走季”中梁文道和邻桌大叔的对话：

大叔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得有点信仰有点韵味。”

“对，还是希望能做到这样。”梁文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