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时,灵婆告诉他未来大富大贵,40岁后必一无所有。

18岁时,灵婆告诉他未来大富大贵,40岁后必一无所有。

灵婆的话印证了,41岁时,他找到了我。


☞相信命运,即失去斗志


一年前的深冬,刘找到我的家门,那时我正在房内冥想,听见了敲门声非常纳闷。

从防盗门猫眼看,刘是个拘谨的胖子,他双手按着裤线,上本身略微前倾,说明了求占问卜的来意。

我笑了,打开门请他进来。

我倒了一杯温水给刘。

刘端正地坐在沙发上,审视着我的客厅,他或许看见许多奇奇怪怪的摆件,显得有些促狭。不过,他的神情气场还是流露出,那种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气度。

但我明显感受到,这股气度遭到了破坏,并且不断地收缩,或许他已从某个制高点跌落。

刘说:“我想请教您一件事儿。“

我说:“什么事情呢?“

实际上,占卜对于一个技术精深的占卜师来说,极其简单。

大多数,浪费时间是因为客户无法准确表述占卜的问题。

对于占卜师,准确的提问,有利于快速捕捉关键点,以及详尽精确的进行占卜。

占卜师往往需要大量时间和客户沟通,精确客户的问题

最糟糕的一次,我用了半个小时精确一个提问。

刘并不是这类的客户,他精准的,简洁的表述了问题——何时东山再起。

我开始思考,这座“东山”曾经有多巍峨。

占卜是思辨能力的展现,客户的每一句话,都能为占卜提供参照物,以使占卜师选择最贴近的沟通方式,或者延伸到占卜上。

“能否”与“何时”的差别,体现在客户的性格以及把握上。

或许刘从没怀疑过这一点,他只是等待那一天的来临。

随后,我为刘开始占卜,虽然已经有所预料,但我还是被盘面上显示的富贵权力吓了一跳。

刘是我生活中,所见过的,最权高位重的一人。

他从20岁开始,走上了一条二十年的康庄大道,这条仿佛嵌满珠宝的幸运之路,最终在40岁时画上终点。

“你过去,做了太多错事。”我说。

刘注视着我。

“我看见未来充满哀伤,过去的幸运,不会再次重演。”

刘楞了一下,靠向沙发背。他说:“你说的对,我做了太多错事。”

刘很自然讲起了他的人生过往。

“这么多年,我不知道钱是什么,从不缺钱。18岁的时候,偶然遇见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很厉害,是当地很出名的神婆,但很久不替人看了。那天,她看见我,对我说,你20岁以后要当官,越做越大,但是40岁就什么都没了。”

我说:“你今年41。.”

他说:“什么都没了。”

“你做了,太多错事。”

他尴尬地看着我,好一会,又问,未来会和前妻复婚吗?去年,离的。

我很纳闷:“因为你什么都没了,她和你离婚,你为什么还想复婚?“

他说:“我怕她受委屈,我要是能东山再起,就复婚。“

我看了一眼盘面:“你并没有这么爱她。“

他又楞了一下,不堪地笑了:“是。过去,我不关心她需要什么,我只给她我想给的。“

我们聊了大概两个小时,他给了我不少钱。

我不禁惋叹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刘离开的背影已经彻底失去来时仅存的气度,那些气度被扼杀于我的客厅。冥冥中,我成为了他向命运屈服,失去斗志的推手。

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如果他没有找到我占卜,那么,命运的轨迹是否如常。

答案,是肯定的。

或许我浇灭了他的斗志,他放弃了反抗。

可即便他充满斗志,也一定会输给命运。

信与不信,都会输。

可不信,却能活得更有尊严。

与命运抗争,只是为了有尊严地活下去。



西方神秘学涵盖数个大洲,是一门多元的学说,占卜术以塔罗最为著名。

塔罗的占卜结果,是可逆的,对于事件好坏的定位也并不是决定的,这是每一个塔罗师学习塔罗的第一课。

中国占卜,结果只有对立的正反面,成功与失败,肯定或者否定。如果有人对你说,有百分之三十的成功几率,那一定是骗子。事件结果已然注定,即便成功率只有万分之一,该你成功时,你就是那万分之一。

看似塔罗给予人们希望,告诉人们,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掌心,而中占却着重虚无缥缈的命运注定。

但,中国宗教和中国占卜术数,都鼓励人们,尝试去改变不可逆的事情。

中西相比,可见魄力高低。

一切,只是为了更有尊严的活着。

反抗造就风骨,风骨若存,尊严亦存。

提到与命运抗争的人,许多人都会想到出色的欧洲音乐家贝多芬。

贝多芬的贫苦凄惨形象,有多少水分呢?

贝多芬小时候,家庭是清贫的。

乍一看他的人生过往,一位杰出的音乐家竟然失聪,并且终身未娶,与所爱之人分离,如何不惨?

可事实如此吗?

贝多芬在离开波昂之前已赢得“钢琴演奏大师”称号,那时他刚刚成年。

成年后的贝多芬,是不折不扣的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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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维尔纳后,贝多芬更加春风得意。维也纳的里区诺斯基亲王在随后的十年中给予贝多芬莫大的资助——给了他一个每年可以挣600弗洛林的职位。勃朗宁和华尔特斯坦公爵提供了贝多芬所必需的生活来源。

1804年,贝多芬收了一个不平凡的学生——鲁道夫·约翰·约瑟夫·雷纳,奥地利的大公爵,他是皇帝的堂兄弟,只有16岁,却有着高贵的地位。自然,授课的费用不菲。

这之后,贝多芬的财富之路豁然开朗:1809年3月1日开始,由鲁道夫,劳勃高维兹,费迪南·金斯基三人共同出资,贝多芬每年收到的馈赠竟然达到4000弗洛林。

这还不算,贝多芬在出版方和演出上得到的报酬。

1792年,贝多芬年收入600弗洛林起步。1804年,增长到2000弗洛林。1809年,接近5000弗洛林。如果按照演出单场收入2000弗洛林测算,贝多芬1809年之后每年演出歌剧《菲岱里奥》就有可能收入3万弗洛林。

那个年代,独身一人年入500弗洛林就可以在中产阶级过得相当舒服。

1792年贝多芬600弗洛林起薪不低;“入职十年”后,薪资达到了平均水平的8~10倍。1809年之后,收入超过平均水平的50倍以上,完全可以算作“财务自由”的大富豪。

而贝多芬的失聪,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优渥的条件后恣情纵欲感染了梅毒所导致的。

那么再回顾贝多芬的一生,与命运反抗无从谈起,他所拥有的一切更像是命运的馈赠,只不过,命运不时给他上点眼药水罢了。

真正的反抗一定是悲壮凄厉的,伤痕累累的。

人能失去财富,失去地位,失去生命,唯独不能失去尊严。

苏武牧羊,不正是渺小的人类对命运抗争的最佳代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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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持节不屈,熬死了匈奴的单于和汉武帝,才回到长安。苏武回到长安不久,他的嫡子苏元因参与谋反被处死,苏武本人也受到案件牵连,被罢了官,夺了俸,一下子由万民景仰的英雄,沦为孤苦无依的可怜老头。

直到汉昭帝死后,汉宣帝刘询即位,苏武才得到平反,有了份新工作,重新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死亡,绝对比活着轻松。

如果苏武接受了匈奴的高官俸禄,或者早早自杀,都不会经受如此多的凄苦。可正因为他选择向命运抗争,才竖立起一个忠贞不屈的民族精神。

有时候,向命运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翻盘,真的只是为了,有尊严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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