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石城子遗址成功入选2019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日前国家文物局揭晓“2019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成功入选，成为新疆连续第5年入围终评的项目。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于1972年被发现，因东侧山涧有大量的岩石，故当地民众称作“石城子”。该古城的发掘，可供学者研究汉廷如何经营西域，并对其管理制度、选址有进一步的认识，石城子遗址实为研究汉代治理西域的实证，意义重大。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14年至2019年，针对石城子遗址进行长期的考古调查、探勘与发掘，期间发现许多建筑材料、生产类用具、兵器与钱币等文物。目前，考古团队已清理出北城墙、西城墙、护城壕、房址、灰坑、车辙等遗迹。其中，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其表面为绳纹、内壁布纹还有少量菱格纹，而瓦当当面图案有云纹、变形云纹与几何图案，学者细看皆是典型的汉代风格。该遗迹出土的部分陶器多素面，与新疆其他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陶器形制极为相似，经过学者专家的考证并结合“碳14年代测定法”，判断石城子遗址为汉代时期的建筑，该遗址也是目前新疆地区唯一一个年代明确的汉代城址。

 

遗址的西北部依托西北城墙建有子城，而且还有角楼、马面（古代城墙上的墩台）、护城壕等设施，军事防御色彩十分浓厚，且该城的位置处于天山北麓，为汉代经营西域的重要战略据点，学者结合汉代历史文献，推断石城子遗址即为《后汉书》所载的“疏勒城”，即东汉戊己校尉耿恭于永平十八年（75年）率孤军力抗匈奴数万大军而名留青史，《后汉书．耿弇列传》载：“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最后耿恭率领坚守持到最后的26人和援军会合，又奋战三个月，等回到玉门关（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小方盘城）时，所部仅剩13人。

 

汉代对于西域管理，仍首重军事战略，石城子遗址即是实证。自张骞（公元前164前－前113年）出使西域、带回许多情报，为汉朝日后管理西域打下基础。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先是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如联合月氏、乌孙反击匈奴，并于元朔二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27年－前119年），三次出兵重创匈奴，之后在通往西域的要道上设立武威（今甘肃省武威市）、张掖（今甘肃省张掖市）、酒泉（今甘肃省酒泉市）、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等“河西四郡”。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在轮台（今新疆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等地实施屯田，设置地方官吏管理。

 

为进一步巩固对匈奴征战成功的果实，以及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宣帝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正式设置西域都护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并设置戊己校尉。这是由于汉代流行黄老学说，并将天干与五行两个系统相结合，东方为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唐代经学家颜师古（581─645年）认为“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中，抚诸国也”，所以前文提及耿恭所任的戊己校尉，即为该地区最高长官，代表汉廷对耿恭的信任与重视。此外，西域都护的设置，让汉朝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式，强化对西域的影响力并建立统治秩序，如西域诸国国王与主要官吏均佩戴汉廷所赐予的印绶。不过汉代管理西域，虽出自战略考虑以军事管理为主，要西域都护府除听命朝廷各项政令，防止匈奴掠扰外，并注意丝路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另一个职责就是稳定西域秩序，征调西域各国兵力以维持丝路畅通。

 

自汉代灭亡后，往后各代朝廷也都接续在西域设郡、都护府管理，如前凉（320－376年）设高昌郡（位在今日吐鲁番盆地一带）、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区）与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的西域地区）、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明代设哈密卫（设置位置在今日新疆哈密市）处理西域事务，而清廷自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即实施更有系统的治理政策。除此之外，西域过去也曾存在许多小“国”，如汉代西域三十六国、宋代喀喇汗王朝（840－1212年）、高昌回鹘王国（848年）、元代察合台汗国（122－21683年）、明代叶尔羌汗国（1514－1680年）等，即使是地方割据，也都有浓厚的意识，如认为自己是中原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

 

除了汉代苦心经营西域，今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建设连通东亚、中亚、西亚至欧洲的国际铁路运输大通道的“中欧班列”，就是建立在汉代打通的丝绸之路的概念上设计而成。强调了新疆向来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的人文荟萃之所，从古至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中西交流，价值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