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公敌》——为黑帮电影指明了方向

《国民公敌》 （The Public Enemy，193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十年间，在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引领下，黑帮电影真正成熟了。在那之前的美国社会中当然也有黑帮分子和犯罪行为存在，可以追溯到臭名昭著的纽约五点区（Five Points district），黑帮分子作为典型人物也已经出现在电影里，最著名的要数1927年由派拉蒙公司拍摄的、约瑟夫·冯·斯坦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的默片《黑社会》（Underworld），影片描写贩禁酒令颁布初期黑帮与警方对抗的故事，这是影史上第一部以罪犯当主角的影片，是银幕上的匪徒形象的一大推进。尽管《黑社会》好评如潮，也是票房赢家，却被后人遗忘。

《黑社会》（Underworld，1927）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十年是美国飞速发展繁荣的十年，像高速行驶的汽车一般令人惊心动魄；但随着1929年股市崩盘，汽车嘎然而止，把乘客们摔进了阴沟，没有食物、工作、家园或希望。经济大萧条期间，许多匪徒如“靓仔”弗洛伊德（Pretty Boy Floyd）、“娃娃脸”尼尔森（Baby Face Nelson）、“贝克妈妈”（Ma Barker）、阿尔文·卡帕斯（Alvin Karpis）、“机关枪”凯利（Machine Gun Kelly）以及臭名昭著的“头号公敌”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等横行一时。这些匪徒通常是移民出身，从社会最底层起家，凭着坚韧和狡诈取得金钱与地位上的成功；在一个政客、警察、银行家和所有当权者都贪腐的年代，他通过触犯法律做到这一切被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1931-1933年美国中西部疯狂的犯罪活动如此之多，以至于像约翰·迪林杰这样的头号通缉犯都没那么耀眼了。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匪徒被媒体和大众浪漫化，大肆宣扬，让饱受经济衰退之苦的民众把他们视作劫富济贫的侠盗。这种局面激怒了胡佛（John Edgar Hoover），他领导司法部调查局（BOI）发起了一场打击银行劫匪的浩大行动，被称为“国民公敌”时代。调查局也正是借着一系列大案的告破，从一个小型侦探机构升级为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独立部门，更名为联邦调查局（FBI）。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好莱坞电影创作的绝佳素材。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盗匪成为了那个时期大银幕上的闪亮人物。像《小凯撒》（Little Caesar，1931）和《国民公敌》（The Public Enemy，1931）之类的黑帮影片屡屡打破票房纪录，并不是一种巧合。

1931年，芝加哥的失业者排队等待领取免费食品  

       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华纳兄弟电影公司被认为是“工人制片厂”（Working Man’s studio），制作的电影与美国社会经济较低阶层的大众有关。与米高梅之类的制片厂把明星拍得像神一样相反，华纳兄弟把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和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之类演员塑造成的明星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英俊”，但却带有平民的真实性。詹姆斯·卡格尼曾说，他赋予他的角色们的主要元素是“贫民窟风格”（touch of the gutter）。华纳兄弟出品的电影通常是嘈杂的、快节奏的，所拍影片的主题与普通人有关——比如1932年的《我是逃犯》（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里被铁链锁住的一群做苦工的囚犯、1940年的《卡车斗士》（They Drive By Night）里卡车司机们的生活，或者是1931年的《国民公敌》里展现的黑帮分子的沉浮。

《我是逃犯》（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1932）  

      《国民公敌》由获得第一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翼》（Wings）的导演威廉·韦尔曼（William A. Wellman）执导，他以15万美元的投资，26天的拍摄周期和高达百万美元的票房回报成为好莱坞黑帮片的榜样。而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主演的汤姆·鲍尔斯（Tom Powers），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对黑帮人物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快照（人物原型来自黑帮老大艾尔·卡彭 Al Capone的宿敌迪恩·奥班农 Dean O'Banion ）。汤姆是一个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的年轻爱尔兰人，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美国梦所包含的一切——物质利益、金钱、社会认可等都与他无关，而为了得到这一切他选择了走向犯罪人生；事实上，这个黑帮分子的生活方式几乎可以说是反映了美国梦的“阴暗面”：他以肮脏的手段获得它们，沉迷于对美酒、女色和金钱的虏获。

       作为爱尔兰移民的儿子，汤姆与好友马特（爱德华·伍兹 Edward Woods饰）在生活中可作的选择很少，为了不像其他人一样苦哈哈的通过打工维持生计，他们参与到了边缘的犯罪活动，为黑帮组织头目偷手表以转手再卖。在电影这一部分中唯一的权威人物是汤姆的父亲，他是一个苛刻、冷酷的人，常用皮带教训汤姆，这个人物形象被后世很多电影效仿。

《国民公敌》剧照

       当犯罪生涯带给汤姆和马特比普通人更多的利益时，他们喜欢上了这种偷蒙拐骗抢的生活方式。汤姆的哥哥迈克（唐纳德·库克Donald Cook饰）是一个本分的人，努力挣扎着过活，白天为有轨电车公司工作，晚上去读夜校；汤姆鄙视地称他为“傻瓜”、“整天忙着上学——学习怎么做穷人。”与《小凯撒》里的“瑞克”（爱德华·罗宾逊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克很快上位到老大，而汤姆和马特则一直在“辛苦付出”——他们抢皮货店、偷汽油、进行各种小偷小摸，从未像黑帮老大艾尔·卡彭那样光鲜亮丽；他们只是两个努力工作、试图在他们的行业内获得成功的人——只不过这个行业碰巧涉足了谋杀和盗窃。可能正是这种特质把汤姆——以及卡格尼饰演的所有罪犯形象与这个时期的众多罪犯形象区分开来：卡格尼一般不演黑帮头目或老大，他只演小混混，通过勤奋和执拗努力向上爬。在《国民公敌》里，汤姆在一系列黑帮大佬手下干活，但他自己却从来没当过“老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汤姆是一名平民罪犯，如果把他的工种改一改、去掉他的反社会倾向，你就会看到一名努力工作的卡车司机或工厂工人。观众们因此对他获取权利和财富的经历感同身受，也把自己与他联系起来，因为他来自他们同样的背景、开他们所开的玩笑、也可能像他们那样乱花钱，所以这个角色被大萧条时期的观众们所喜爱——在一个银行排斥穷人的年代，汤姆从银行家和有钱人那里把钱又拿了回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汤姆再现了华纳兄弟公司一直关注的、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较为阴暗的一面。

《国民公敌》剧照

       如果美国梦许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成功和财富，那么汤姆和马特就是那个理想投下的阴影。在冒险贩运禁酒赚到一大笔钱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花钱买了高档礼服，开着辆新车来到一家豪华夜总会纵情狂欢。当黑人泊车员泊车时，汤姆大声呵斥道：“嘿，驼子，那车能换挡！它可不是福特！”——立刻把他们的车同当时无所不在、任何人都能开的福特T型车区别开来，俺们可不是一般人，俺们是大腕。在夜总会里，汤姆和马特穿着昂贵却俗气的礼服和“一毛钱一支舞”的小姐们调笑，毫无顾忌地争抢看上眼的两位姑娘（琼·布朗德尔 Joan Blondell和梅·克拉克 Mae Clarke饰）。后来汤姆又用其中一位姑娘“折价换取”了一个新女友“格温”（珍·哈露 Jean Harlow饰），格温以一袭华美的长裙登场，立刻吸引了汤姆，肯本不在乎她“和几十个男人睡过觉”。

珍·哈露 Jean Harlow饰演 “格温”

       在当时那段大多数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时期，汤姆通过不法手段过上了鲜衣怒马的好日子。他把一沓钱塞给母亲，然后在与哥哥发生争吵时，又把那沓钱一撕两半扔向哥哥的脸，大喊：“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哥哥对此回答道：“是的，我想也是，但对于没有良心、没有头脑的你来说，钱就是你拥有的一切。”

       汤姆这个角色身上的桀骜和残暴则让影片具备了更多的观赏性，甚至有不少观众对片中的暴力场面感觉不适。比如汤姆猛揍一个不愿缴保护费的酒吧店主，警告他“如果不交钱，把你的牙一颗一颗踢出来”；在另外一场戏里，他把一个切开的柚子砸在女友脸上的桥段曾被媒体广泛批评，以至于随后的几年卡格尼去餐厅吃饭时，经常会有人献上一个柚子，而他总是欣然接受。作为演员，卡格尼赋予了“汤姆”这个角色经久难忘的艺术魅力。

        当然，善必报，恶必惩，尽管观众乐于接受黑帮分子的阴暗面，但同时也知道他们终归会受到惩罚。这种惩罚或许来自好莱坞四处宣扬的法律与秩序，或许来自被他们的敌人残忍地杀掉。所以，在影片结尾汤姆必须死，就像《小凯撒》里的瑞克和《疤面人》（Scarface，1932）里的托尼一样。但即使是按黑帮片的标准，汤姆的死也是凄惨而恐怖的——汤姆的尸体像一袋垃圾一样被丢弃在他母亲家门前。

       影片一段附加的编后记告诉观众：“汤姆·鲍尔斯的结局是每一个黑帮分子的结局。‘国民公敌’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角色——它是一个我们全体公民迟早必须解决的问题。”这类信息的目的明显是为了规避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逐渐开始严格执行的《电影制作守则》的审查，那个时期的黑帮电影早被家长团体和宗教委员会把它们视为令人厌恶和不道德的、是所有腐蚀美国年轻人的恶行的化身。黑帮电影中的另一部经典之作《疤面人》就是被这种舆论和越来越严格的电审制度给毁了，它在当时受到太多的谴责，不得不推迟了一年才发行。相比起来《国民公敌》的境遇就好多了，它在观众中大获成功，而且，尽管它是一部黑帮片，却也得到了评论界的赞许，尤其是针对卡格尼的表演。尽管如此，《国民公敌》仍被当作好莱坞一切令人厌恶和不道德影片的聚焦点，当影片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小凯撒》以双片方式重新发行时，有几组镜头被认为太过性暗示而被剪掉以安抚电审委员会。正是这再次发行的影片被年轻的马丁·斯科塞斯注意到，他被威廉·韦尔曼电影的写实主义和坦率所震惊，称《国民公敌》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为我们所有人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