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为什么南宋时期朱熹思想受到统治者重视，而陈亮的事功哲学不受统治者重视呢？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有没有什么书推荐一下？）
这个问题的题干有问题：就实际情况来说，由于南宋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力威胁之下，比较注重事功哲学；反倒是朱熹的学说，不受官方重视，还多次遭到打压，主要在民间传播，属于非主流思潮。朱熹学说的地位是元代以后才慢慢主流起来的。
了解这个问题，最好的一本书就是余英时著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其他如《宋学的演变和发展》（漆俠著）《宋史》（陈振著）等都可以。第一手资料当然是《陈亮集》、朱熹《文集》以及《宋史》等了。
不过，作者把朱熹和陈亮相提并论，说明对事功哲学有一些了解的，这两位确实代表了儒家学说内部两个流派。朱熹和陈亮发生过一场辩论，是儒家思想史上的一桩著名的公案。朱熹(1130—1200年) 大家都比较熟悉，不用多说，自行百度。陈亮相对冷僻一些。
短命状元陈亮
陈亮（1143—1194）字同父，南宋婺州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他出身于贫寒之家，有一个可疑的伟大祖先：陈亮自称祖上是南朝的陈霸先。他自学成才，早立文名，但科场不顺，生平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教书、著作中渡过。陈亮的家庭屡遭不幸，曾遭受过短期的牢狱之灾。他以平民身份受知于当朝高官，在50岁（1193年）那年中了状元，但次年便猝然而逝。
陈亮的一生都在宋孝宗赵昚（1127—1194年）期间渡过。孝宗生长于民间，有志于恢复。隆兴元年（1163年）他即位后，立即平反岳飞冤案，启用一批被秦桧打压的主战派官员。他任命老将张浚主持军事，当年5月即发动北伐，初获小胜，旋遭“符离之败”，不得不向金人求和，次年底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
在接下来的乾道年间（1165—1173），孝宗一直积极整顿军事，希望能北伐。但是，孝宗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受制于太上皇赵构（赵构做了24年太上皇），未能有所作为。淳熙十四年（1187年），赵构去世，垂垂老矣的孝宗也以守丧名义退位，禅位于光宗赵惇。
乾道五年（1169年），陈亮参加礼部会试失利，他向孝宗上《中兴五论》，劝孝宗北伐，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
朱熹与陈亮初相识
陈亮早年受到过理学的影响。最早赏识他的地方官周葵曾“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陈亮曾刊印过理学家的著作，编订过理学书籍。
不过与理学家不同的是，他比较重视史学。陈亮写过不少的历史著作，如《酌古论》《汉论》《三国纪年》等。他为学生编订的教材，以五经为主，也参以史书。随着思考的深入，他与理学家的思想差异逐渐增大。淳熙五年（1178年），他再次诣阙上书，劝孝宗打破苟安的局面，废除与金人的和约，变法图强，收复中原。受到某些大臣的阻挠，陈亮连上三书，终究没有能面见孝宗，只得回乡闲居。在这次的上书中，他阐述了自己的为学路径：
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
说明他是直接从历史的兴乱更替中总结经验的。他在上书中还痛斥当时的理学家，表明他与理学家的分歧：
始悟今日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与他论辩的朱熹极不赞成他的史学观，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朱熹与陈亮都是另一位学者吕祖谦的朋友。但直到吕祖谦去世的次年即淳熙九年（1182年）才初次见面。当时朱熹任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在巡视浙东期间，陈亮赶去与之相见，盘桓十日。后来朱熹也曾到陈亮家拜访。彼此印象都不错，朱熹在分手后致陈亮的信中（《寄陈同甫书·一》）表达了他的感受。陈亮则在回信中（《壬寅答朱元晦秘书》）提出：
天下，大物也，须是自家气力可以干得动，挟得转，则天下之智无非吾之智力。形同趋而势同利，虽异类可使不约而从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动之，向来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
表达了应以共同的利益感召人，而不能仅凭道德感召力的观念。接着陈亮又致朱熹一信（《又壬寅夏书》），并把自己新做的《杂论》随信寄给朱熹看。可能朱熹有些不快，在这年7月的回信（《寄陈同甫书·二》）中说：
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惊魂未定，未敢遽下语。
不置可否，实际上是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些书信往来是淳熙九年夏天的事，到了下半年，就发生了朱熹弹劾唐仲友的政治风波。宰相王淮袒护唐仲友，朱熹只得辞职回家。陈亮与唐仲友有一些亲戚关系，所以朱熹可能对陈亮有一些疑窦。淳熙十年（1183年）秋，陈亮致信朱熹（《又癸卯秋书》）谈唐仲友事，表白自己的态度。朱熹当即回复陈亮（《寄陈同甫书·三》）对他表示感谢，也表达了对陈亮思想的一些不同看法。
朱熹与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
淳熙十一年（1184年）春，陈亮因故入狱，到5月才出狱。出狱时，陈亮曾托人带一短信向朱熹汇报情况。朱熹在接到此信之前已致信一封（《寄陈同甫书·四》），信中说陈亮罹此牢狱之灾是因为“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因而劝他：
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
接到陈亮出狱的信息后，朱熹又回信一封（《寄陈同甫书·五》），以“名教中自有乐处”劝导陈亮，叫他走中庸路线，寻一条“平稳正当大路”。陈亮回家看到朱熹这两封信之后，考虑甚久，回了朱熹一封长信（《又甲辰秋书》）。在这封信中，他针对朱熹劝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说明了自己对义利王霸的看法。此后两个人各写长信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
在这几封信中，陈亮在与朱熹的论辩中，比较全面地阐发了他的功利主义主张，大致内容如下：
首先是义与利、王与霸的关系。
陈亮与朱熹在义利、王霸问题上本来就有分歧，但直接促使陈亮就此问题向朱熹发难的是，朱熹劝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陈亮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指出，理学家们把义与利、王与霸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三代以王道、以天理治天下，汉唐以霸道、以智力治天下；认为汉唐人取得治世的成绩，只不过是他们偶然与天理契合。
当然，这也正是朱熹的看法：“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朱熹认为，汉唐诸君以利欲为追求，即使成功了也不是行道的结果，只是偶然暗合于道而已，所以是霸道。
陈亮认为，即使三代的君主推行王道政治，也离不开功利、杀伐的活动：
禹、启始以天下为一家而自为之。有扈氏不以为是也，启大战而后胜之。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武庚挟管、蔡之隙，求复故业，诸尝与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违众议举兵而后胜之。夏商周之制度定为三家，虽相因而不尽同也。五霸之纷纷，岂无所因而然哉？
这说明古代的王道圣人固然行王道，但他们又都需要霸道的手段才能实现目的。求功利与行仁义并不矛盾，孔子也曾称许管仲九合诸侯之功。反过来，汉唐的君主们推行霸道，同样也有其道义的担当在里面。
王道需要霸道的手段辅助，而行霸道能取得成功，必然有符合王道的要求之处。陈亮还从历史的角度说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只不过是个传说：
秘书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今《诗》、《书》载得如此净洁，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者。圣贤建立于前，后嗣承庇于后，又经孔子一洗，故得如此净洁。
三代的历史看起来如此理想，实际上孔子洗白的结果。从人性上说，不可能有所谓一心只行王道的人。
其次，人与道的关系。
两人关于王霸的争论又涉及到道的层面。按照朱熹的说法，三代以下，“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陈亮质疑，难道汉唐以来一千五百多年就没有道的存在么？他对道的看法是，道不能离开人：
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
陈亮认为，“道”的兴废是依赖于“人为”的，若有独立的道，岂不是和佛教一样了么？在此，陈亮点中了理学的要害：其关于道的思维模式的确是借鉴了佛教理论。
道是永恒之物，三代有，汉唐也有。事功体现的就是“道”。由人可以预道，道不能离人，陈亮推出：
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盖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绩而不坠。而谓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预，则过矣。汉唐之贤君，果无一毫气力，则所谓卓然不泯灭者，果何物邪？道非赖人以存，则释氏所谓千劫万劫者，是真有之矣。
即使汉唐君主主观上不是行道，客观上也是做了行道的事情，则应该肯定他们是在行道。这是以客观效果推定动机的一种思维：由汉唐君主能够立下大功，可以推知他们是符合道的。尤其不能让陈亮心服的是，说立下丰功伟绩的汉唐君主不知道，而只知读书讲学的道学家们反倒得了道的秘传心法。陈亮讽刺道学家们：
一生辛勤于尧舜相传之心法，不能点铁成金，而不免以银为铁，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阙，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运，而我（指道学家们）独卓然而有见，无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
对于陈亮的质疑，朱熹指出，道是独立自存、不依赖人的：
若论道之长存，却又初非人之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贯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邪？
故圣王行道，则天理流行；汉唐君主不行道，而也不妨道的完整。针对陈亮“舍人不可为道”的观点，朱熹强调“人”不能“预道”。他说：
夫谓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正以道未尝亡，而人之所以体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
朱熹的意见是，道作为一个高悬的和终极的标准，是具有其独立价值的。只能以道来评价人世间的事，绝不能以人事去反推道的存在。理学家们以超越现实的、独立自存的道作为最高标准来评价人物，三代圣王只不过是一种寄托而已。这也是他们不甚看重历史的原因之一。
第三，醇儒与成人。
义利王霸之辩，又涉及到在现实中该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故朱熹劝陈亮学做醇儒。陈亮认为做一个堂堂正正、能建功立业的人，比做一个醇儒要重要得多。他对比了做人与作儒在人生境界上的差异，指出儒生的事业只不过是：
研究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辟面盎背。
对于这样的“事业”，陈亮明确表示他是做不来的。他渴望做一个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
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总之，他认为：
人生只是要做个人……管仲尽合有商量处，其见笑于儒家亦多，毕竟总其大体，却是个人，当得世界轻重、有无，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其不足论甚矣。然亦自要做个人。
在这场争论中，陈亮与朱熹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起点、知识背景及目标。
朱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政统的道统，故强调道的独立性，以道来评判三代圣王和汉唐君主的高下。此外，他主张由儒者掌握这个道统，以对抗世俗的君主权力，故劝陈亮学做醇儒。
陈亮则希望在现实世界建功立业，不愿以超脱于现实世界的标准来评判政治作为，而注重事功。他强调，道就在事功之中，有了事功便说明道的实现。
当时另一位学者陈傅良评价陈亮和朱熹的争论，以“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总结陈亮的观点，指出这样一来，“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又以“功有适成，何必有法；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总结朱熹的观点，指出“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
两人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基本上是南辕北辙或鸡同鸭讲，所以朱熹在说明自己的看法后，就不再回应陈亮了。
从理论的角度讲，陈亮与朱熹打了个平手，谁也没有彻底占得上风，倒是各自更加明晰和坚定了原来的立场。
（本文亦是答知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