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中国传统文化的毒瘤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在累世传承中形成了灿若星河的传统文化，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后人去不断发掘，不断总结，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然而，不管是哪个国家，哪种文明，其文化都不可能洁白如玉，都会有一些瑕疵。

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

在我看来，潜规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花丛中的杂草，是传统文化中最大的毒瘤。

潜规则，顾名思义，就是和明规则相对应的，无法用白纸黑字书写却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规则形态。说它是杂草，因为它隐匿在众多明规则的身后，不易为人察觉，属于“非主流”。说它是毒瘤，因为它的潜滋暗长，败坏了风气，扰乱了人心，使得正当规则形同虚设，久而久之，将会毁坏法治的堤坝，冲击正当的社会秩序。

潜规则是怎么产生的呢？回顾历史，潜规则的产生，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儒家、法家、道家的相关论说中，都渗透着潜规则的影子。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韩非子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庄子曰：“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虽然引用这些字句有断章取义之嫌，而且今人理解古人的话语也会产生歧义，甚至会有自说自话的味道，但毕竟一些基本的共识还是能够达成的。

正如李白所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千年文化绵延不绝。

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儒家与法家互为表里，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无论是“阳儒阴法”，还是“阳法阴儒”，都需要儒法并用。“阳”，是指“公共的、外在的”；“阴”，是指“私人的、内在的”。因此，无论是“阳儒阴法”，还是“阳法阴儒”，都意味着在国家治理中奉行的是表面一套，内里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可以示人的一套，不能示人的一套。

此为潜规则得以产生并盛行的制度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一直提倡内圣而外王，并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八目”。这些经典论述，历经千年而不朽，至今仍为“高大上”，是成就君子之道的行为准则和路径规划。然而，真正把这些要求都付诸实践的，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曾国藩曾言：“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良知良能，知行合一，仅仅是对文人士大夫的一种过高的道德期许。古往今来，多少人穷其一生，最终只能发出知易行难的喟然长叹。过高的道德要求，结果可能恰恰只能导致“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结果，表面文章做到极致，实在事情一桩没做。君不见，多少腐败分子台上大义凛然，台下污秽不堪；人前夫妻恩爱，人后尽找“小三”；无数道德模范，内在尽为糟糠。

此为潜规则得以产生并盛行的文化基础。

在此制度和文化背景下，自实行科举制度以来，中国古代通常的修炼路径是学而优则仕。然而，仕途是顺风顺水，还是一波三折，里面的门道太多。拜对了码头跟对了人，就有可能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仅靠一己之力，常常是被碰得头破血流，屡屡无功而返。中国人经常说的，不仅要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做人。恰恰是这“做人”二字，包含了万千内容、无限玄机，书面上可是无法学到的。虽然“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但其核心思想无非就是“实用主义”。现实是人们最好的老师。别人是怎么成功的，其他人竞相效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众心理和实用主义逐渐在社会根深蒂固。

此为潜规则得以产生并盛行的心理基础。

现代社会，倡言法治。法治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规则之治是也。法治状态下，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准确预期，凡事依规则行事即可，不用再去深思熟虑人情世故，不用再去费心揣测尔虞我诈，不用再去常常担心问题疫苗，不用再去时时提防执法陷阱。

潜规则这个毒瘤不除，法治只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