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八二年春大学毕业，分到离家不远的新疆石河子市的一个橡胶厂，当年6.1儿童节结了婚。
结婚时爱人还在原单位农七师130团工作，她是八四年才等到指标调过去。
当时孩子的户口都随母亲，女儿虽1983年4月出生在石河子，实际上也是等调入后才真正落户到该市。
橡胶厂不光制造橡胶制品，还生产服装、编织带等，它是一个综合性小厂，员工连退休人员都算上还不到1000人。
厂区占地面积也不大，长宽见方，估计约150米左右，座落在市区内的西小路旁。
厂门朝东，两扇旋转推拉式铁门一般上下班时间才开启；紧挨大门临街的北侧，是一栋两层的小楼，上下层各20多间；楼门朝南开在山墙处，与厂门南侧的警卫室相对。
楼下层是厂机关各科室的办公场所，楼上是单身或刚成家的年轻人宿舍。
我刚来厂和一个叫杨育军的同事二人同住一间，结婚时才搬出来，与原房只相隔两个门户，还在这栋楼里。
楼上刚结婚的有6～7对，每家一间；各家的孩子也都出生在1982～1984年之间。
从大门往里通过一段林荫道，延伸至位于厂区中心的花坛，林荫道的两侧都是早些年栽的柳树，当时已是枝繁叶茂，把十几米宽的路面上方遮盖得严严实实，如同蒙上一顶绿色大蓬。
楼上的6～7个孩子，每逢下班都由各家的父母抱着或扯着到楼下溜达，林荫道、花坛边、大门内侧都是玩耍的地方。
厂里有不少两地分居的夫妻，楼上连我就有3对；那时进城指标少，每年都为指标分配争吵不休。
我刚工作，论资排辈都在后，若按部就班地等，不知轮到猴年马月了。
女儿和爱人能这么快就从农场调到了石河子市，完全是个意外，应了“有福不在忙”那句话。
因业务关系，我有幸认识了上级部门的一位技术领导；在一次师（市）里开综合会议时，他把我直接介绍给了当时的劳动局局长。
这位技术领导的级别比局长低，说话顶不顶用也不知道；再说我也没钱送礼，底气实在不足，就没敢有过高的奢望。
没想到，当年还真专为我下来个解决两地分居的指标。
到厂后，好多人又争得不可开交；厂长告诉大家：“这个指标是戴帽下来的，是专门照顾知识分子的，是人家小刘（指我）自己跑来的。”
厂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夸大了我的能耐，这令许多人对我刮目相看；我想这位技术领导一定与那位劳动局的局长有什么特殊关系，不然不会有这种效果。
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二位廉洁、办事的领导，尤其我的这位对口上级，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他姓王，叫王万林。
爱人是缝纫世家，调过来后就分到了服装车间，还算对口顺心；至此一家人得到了团圆，吃、住、工作都在厂里。
邻里都相处和睦，孩子们一块玩得也很开心；每当回想起这段时光，虽生活简单，但还是觉得挺快乐的。
八五年，父母过来帮助看孩子，我就向厂里申请要大点的房子。
厂区内北侧是一排大库房，外临一条巷道；后墙离路面还有些空旷地，厂里就紧挨库房、在这块空地上，专门为几位科级以上干部建了一栋简易家属房，共三套九间。
当时我已任车间主任，给分了一套。于是我们就从楼上搬了下来，住进了新建的平房。
八六年厂里集资准备给员工盖一栋家属楼，它是我厂由史以来的第一栋楼房住宅，有资格住的都是退休或将要退休的老同志及厂领导；那阵我被提升为厂长助理，刚好赶到点上，所以也得到了一套。
面积都是50多平米的，要求每家集资3000元；因争抢住房的人多，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就主动给厂长说：我拿不出那么多钱，不要了。
厂长了解情况后，还是硬分给我一套，并让我只交1000元就行了。直到我快调走时才知道，是厂长帮我借了2000元。
住房分配方案确定后，要给搬迁户腾房，所以我搬下去不到一年又搬回到了厂区内的小二楼；和之前不同的是给了两间，刚巧对门。
女儿又重新融入到了她的小朋友们中间，欢欢乐乐地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八七年我们家搬进了新住宅楼，离开了那个下班时间也很热闹的厂区，从此，女儿和她的小朋友们就很少在一起玩了。
新住宅楼座落在北午路的北侧，共4个单元，大门朝北；门前还保留一栋我们厂的平房住宅，大多数家都门朝北开，只有一家把门开在了朝南，刚好与楼房门对门。
厂区住的时候，在女儿的6～7个小伙伴中，有一位姓彭的女孩，她的爸爸在没结婚之前就住在那栋楼，我也是到厂后才认识他；可怜是个命短之人，结婚不久他就非正常死亡，留下了孤儿寡母。
孩子的母亲姓张，父亲去世后就改了嫁，她也就改为母姓，叫张伟。
前面提到这户独门朝南、与我们对门的人家就是张伟她们家。
张伟的继父姓苗，母亲再婚后又给她生了个妹妹，随父亲姓，叫苗杨。
由于较近，三个孩子常在一起玩，直到我家调走时才分开；这段经历在她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奠定了多年都相互不忘的基础。
还有与我同宿舍住的那个杨同事，后来也搬到了平房住，他们家生的是男孩，叫杨鹏；两家来往较多，孩子们自然也玩得熟，杨鹏也是她在石河子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张伟的继父是做生意的，他会木工手艺，主要搞装修，挣些钱，两个孩也跟着享福了。
我们家虽住着楼房，在厂里也算高工资（大学一毕业就70多元/月），但生活条件比她们家差多了；她爸爸请客常让我作陪，孩子们也跟着吃点好东西。
由于厂子老化，负担过重，加上经营不善，工资日渐发不下来；也是生活所迫，九五年我们全家都调到了乌鲁木齐石化。
从小城市往大城市调也要指标，每人光落户就掏出3000元钱；多亏我曾去非洲打工过一段时间，不然这9000元的进城费还真的拿不出来。石化当时已经限制进人，我们全家能一起调过去，是人事厅和石化厂的同学们共同帮的忙。
调走之前我都干到副厂长了，每月还不到300元。到石化后，第一个月就拿了800多元，生活条件好转了不少。
爱人被安排在石化生活服务公司，我在化肥厂搞技术工作；女儿转学过来后，直接上了初中，在新学校里又结识了许多新的伙伴。
2002年，女儿高中毕业，考入了西南石油大学，报道时，我把她亲自送到了学校，当时校址在南充，一年后才搬往成都。
张伟因继父做生意时不小心被骗，弄得倾家荡产，一家人只好搬到市郊的145团，靠种地、养猪、卖包子为生。
生活的艰辛影响了她的学业，过早地走向社会，开始了人生的闯荡。
原厂倒闭后，杨鹏的父母调到了石河子化工厂，学习上没受什么影响；他又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同年考上了复旦大学。
我认识的她的石化高中同学，如张芳，李悦、王晶等也都考上了大学。
2006年女儿大学毕业后随她的同学张磊（爱人）来到北京，现在都已是各自单位的中层干部，也有了两个孩子。
目前她与新疆的原来的小朋友仍保持联系。听说张伟是做珠宝生意的老板，杨鹏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张芳在新疆石油公司任部门经理。
2015年退休后，我和爱人来照看小外孙，虽常住北京，认识她的在京的同学不多，只知道休息天或节假日，他（她）们常带着孩子相约到郊区、山庄、度假村等地方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