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何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担任彭泽令的时候，手下提醒他说督邮要来视察工作，“应束带见之”，也就是穿得规规矩矩地去见督邮，没想到陶渊明叹息一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就这么辞官不干了。

我过去一直认为是因为“五斗米太少，要干的事情不少”所以辞官不做了。当初还是察举制而不是科举制。陶渊明可能觉得官太小，管束他的人太多。所以辞职不干了，但是想想也不对，在我们这个官本位的国家，做个小官也觉得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当初东晋时候官可没有今天这么多，那更是一件有面子的事了，只是我想多了。

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先看看督邮是个什么官。在郡县制里，顾名思义，有郡有县，一个郡下辖若干个县。皇帝会派特派员监察郡一级长官的工作，这些特派员称为刺史，后来刺史就演变为常驻的地方官了；郡一级的长官也会派特派员督察县里的工作，这些特派员就是督邮。县令如果为非作歹，督邮就会铁面无私一下。

督邮既然属于监察系统的干部，本职工作就是给别人挑刺。那么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里，对这个岗位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其实不难想到，凡是一线的监察官，品级不能高，年纪不能大，资历不能深。任何树大根深的系统，如果要整人，尤其是整那些连大领导本人都不方便动的元老干部，一定会这样安排。

品级不高，患得患失的心情就不多，而且立功之后的前景好，犯错之后的代价小，所以人就更愿意进取争功。年纪不大，资历不深，工作才有锐气，也不会有什么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而且对于上级领导来说，就算检察官捅了大篓子，是可以轻轻松松把他们牺牲掉的。这种人事安排，是古代政治体制里很经典的关系攻略。

督邮就是这样，虽然可以监察县令，但级别反而比县令低，年纪一般也比县令小。陶渊明说督邮是“乡里小儿”，就是从年纪上说的。从功利角度看，督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县令的职业前途，至少想刁难县令一下是很容易的，县令对他们就该连巴结带伺候。就算公事公办地说，督邮的权威来自后台老板的加持，县令就算想打狗也必须看看主人。

但从正统的伦理来看，结论就完全相反了：应该是级别低的拜见级别高的，年轻人拜见长辈，这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如果让一个级别高、年纪大的人穿得规规矩矩地去参拜一个级别低、年纪小的人，这正是孔子最厌恶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可以称为乱伦。

“乱伦”这个词在古代并不仅限于男女关系，而是像它字面上所表示的那样，凡是把伦理关系搞乱的行为，都叫乱伦。那么我们可以想到，如果是上级长官来了，或者是某位长辈来了，让陶渊明“束带见之”，他肯定不会有意见。

后世学陶渊明的人，有些就没搞清“不为五斗米折腰”背后的制度和伦理逻辑，对谁都不折腰，李白就是反面典型，话一经他说出来，就变成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所以也难怪权贵容不下他。

儒家意识形态是从封建制里来的，孔子根本就没见过郡县制。所以在郡县制的时代里，打从心里接受儒家思想的人，一定很难适应现实社会。要想在现实社会里活得风生水起，就必须保持一种适度的人格分裂，分裂的不同状态之间还能随时随地无缝对接，“说一套”的时候连自己都能感动，“做一套”的时候完全不受良心折磨，在“说一套”的同时又“做一套”的时候从不纠结。而社会长此以往，“真诚”就越来越变成稀缺的品质。

“真诚”之所以宝贵，因为物以稀为贵，这正是陶渊明的人格光彩之所由来。

往后又过了一千多年，王阳明对儒家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理论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倡导“知行合一”并身体力行。只是局限于他的时代他不知道儒家文化的基础：“封建制度”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知行合一”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熊逸书院》读书笔记第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