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口好了，还会留下疤痕。国家公祭，民族之殇。
南京大屠杀，我们民族永远的痛，撕心裂肺。
大家都知道作家是孤独的，而张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大量血淋淋是事实。在写作《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头发掉落。读着《南京大屠杀》的章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只感觉自己浑身颤抖战栗，第一次觉得读下去这本书好难啊。
然而，张纯如接触到的是第一手的资料，她要面对的是一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尽显人性恶毒的酷刑书，还要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我这样的读者读《南京大屠杀》已经浑身颤抖，真难以想象她承受怎样的痛苦才让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
尔后张纯如又投入另一部有关二战期间美军战俘巴丹死亡行军的写作，残酷的史实触发其抑郁病痛。然而这一次她终于承受不住了，在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以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张纯如在给家人的遗言中说，希望他们记住她患病以前的样子：全心投入生活，献身她的事业、写作和家庭。
东史郎是二战期间参与侵华战争的一名上等兵，1987年他公布了自己在参与侵华战争时期的日记。那还是好久之前，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闲逛，不经意间发现了这本书脊已经散掉的《东史郎日记》，静静地躺在书架上，都有些发霉了。
毕竟图书馆对于我学校学生来说只是一个自习的场所，这样的书籍才无暇读下去。在东史郎的日记里，我们看到的同样是颤栗。
在军国主义教育中麻木的日本兵，普通的杀人方式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趣味，中国人被以各种方式虐杀，而当中自然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描写。
1946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出版了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菊与刀》，当然这本书现在已经不在案头了，毕业时随着书架上的朋友一起送了朋友，书送有缘人。
完成这本著作的时候，Ruth其实并没有到过日本本土，彼时的1944年虽然二战接近尾声但是日本尚未投降。通过多种侧面的资料收集，她尝试去解读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而“菊”与“刀”这两个意象，则恰恰揭示了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菊与刀这两个词表示了日本人的两种矛盾的性格：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然后分析了日本文化中的“负恩”逻辑，并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为了洗刷耻辱，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自杀，用适当的方式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
日本极端的道德准则使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作为补偿，日本文化对感官享乐宽容得令人惊讶。一端是极端的道德水准，另一端则是对感官享乐的极端纵容。
道德精神上极度压抑的日本军人，将南京变成了他们变态的娱乐场，虐杀、奸淫、掳掠，将南京彻底变成了鬼城。或许我们已经过惯了和平年代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渐渐远去，那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
然而张纯如的文字令人战栗颤抖，民族之殇。惨无人道这些词语已经不足以来形容南京大屠杀，仅仅是直白的描绘已经让人浑身难受。
金陵粉黛，秦淮脂粉，都湮没在了沉沉的尸体之中。1937年的南京城里，阴雨冲洗着街道，清洗着躺在街头的冤魂，软弱的国家机器无力保护自己的子民，整个民族在日本的战争机器面前就犹如一个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的汉子，在近代的阵痛里，已然麻木。自1840年以来，他已经习惯了被抽筋剥髓。
而为了给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把南京这座中国的首都变成人间地狱再合适不过了，而曾经豪言要保卫南京的唐生智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之后，就在夜色中，坐上了前往长江中上游的船艇。
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或者说只是一些强征而来的壮丁在日本人的“承诺”之下，开始放下武器，他们只不过是平头百姓，他们关注的是日本人允诺的和平与安宁。最终，他们只不过成了日本军官屠杀游戏的道具，大部分则化成了长江的一部分，东流入海。
伤我民族至深，而现在却还伪装成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说着道貌岸然的雅言，满口的仁义道德，矢口否认曾经的错误，灵魂怎可获得救赎？而又怎能换来受害者的谅解？浩浩荡荡的太平洋都难以洗净其手上所沾染的鲜血。
那场血雨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而张纯如的文字，终于让世界了解了尘封的金陵痛。人们了解德国制造的奥斯维辛，然而却鲜有人知日本在曾经的粉黛金陵还制造了一座用任何语言都难以描述的地狱。
当时在南京设立国际安全区并担任负责人的德国人拉贝就在其日记中描述了南京的惨状。然而拉贝回国之后便如你我一般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因为他的纳粹身份，在战后其受到盟国的审查，生活窘困，而其在南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和他的日记一起沉入历史。
而另一位生活在当时国际安全区的一位美国外科医生，则没日没夜的在拯救战争中受伤的中国人。其在不久后返回美国，由于在南京目睹的一切，其后半生都在痛苦的精神折磨中度过。
痛苦和折磨，撕裂了的痛。
而我的心情，就像窗外的冷雨，战栗不止。
而窗外的广场舞音乐依旧响着，这是2018年12月13日。
此敬张纯如女士。
民族之殇，最怕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