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虐待儿童的家庭里，通常存在三个重要角色：施害者、受害者，以及沉默的共谋者（the silent partner）。
沉默的共谋者（the silent partner）这个词最初常见于儿童性虐待案例中，但心理学家们很快发现，在任何一种虐待情境中，几乎都存在沉默的共谋者——默许甚或维护施害者而非站在受害者一方尝试救助或为其讨要公道的亲友。
本质上，沉默的共谋者往往是受害者的母亲或父亲，站在施害者一方，不仅抗拒与施害者对质，还可能帮助保守“家丑”，成为施害者的帮凶。
在很多案例中，双亲中沉默的这一方选择对保护自己孩子的这项职责视而不见，常常是因为害怕激起施害者的暴怒，又或者想要牺牲孩子来让自己在家里好过些。
他们不仅不会保护孩子，有些沉默的共谋者还可能直接否认伴侣的虐待行为，并声称那些事情从未发生过，即便他们自己就曾亲眼目睹过。他们通常还会指责受害者，告诫受害者一切都只是想象而已，并没有真正发生过。
他们会打击受害者的自信心，并试图让受害者怀疑自己的认知。此外，他们还会弱化虐待事件的严重性，告诉受害者其实那算不上很糟糕的事，又或者“你真是太小题大做了”。
这些情况不仅只是存在于性虐待儿童的家庭中，肢体以及情感虐待的场景里，也常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些情境中，他们通常会为施害者辩护或试图将其行为逻辑化——“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这样的性子”“他不是有意要这样做的”……
就像这个词的表意所指的，沉默的共谋者经常还是实际意义上参与了虐待的共犯。他或她是施害者的伴侣，并最终可能因为想要维系这种伴侣关系而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自己的孩子。没有他或她的主动配合，虐待行为是无法顺利开展并继续下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把他们称为施害者的“同谋”是描述沉默着的伴侣角色的另一种方式。韦氏词典将“同谋（complicit）”一词定义为:“帮助他人犯罪或做坏事。”“同谋”指的是帮助他人进行不当或非法行为的行为，亦即成为共犯。
受害者开始意识到，沉默的共谋者不仅没有保护他们，而且还选择了站在施虐者一边。当受害者意识到本应关心他们的人却以这种方式背弃他们时，他们会彻底崩溃。这种认识对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情感伤害，这种痛苦本身同样需要心理治疗，即使是在从虐待中恢复之后。
最终，许多受害者在没有能保护他们的沉默的共谋者身上感受到的伤害和愤怒，跟在施害者身上感受到的相当，甚至更甚。在乱伦的案例中，大多数受害者感到被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背叛，就像他们感到被实际施虐者背叛一样。
一些专家甚至说，一个沉默的共谋者本质上也是一个施虐者，和施虐者一样有罪。施虐者的虐待是显而易见和明目张胆的，而沉默的共谋者的虐待则更隐晦——ta有虐待孩子的能力，但同时又表现得很可怜: “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ta问，同时又一直都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来保护受害者。
还有一些人，包括曾参与儿童期性虐待受害者的心理治疗师，警告说，把沉默的共谋者视为与施害者等责的人也许是不可取的。大多数沉默的共谋者并不像真正的作恶者那样可怕，所以一些从前的受害者发现对沉默的共谋者生气要比对作恶者本身生气更容易。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从前的受害者往往会回避处理他们对施害者的愤怒，于是失去了释放他们对实际虐待者的愤怒的机会。此外，责怪沉默的一方在虐待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可能忽略了他或她实际上也是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的可能性。下面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一位来访者想让她的母亲——一个沉默的共谋者——来参加她的治疗。她母亲迫切地想要她跟自己和好，因为她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说话了。这位来访者想要和她的母亲一劳永逸地当面对质。她认为她的母亲在她遭受父亲性骚扰时袖手旁观。
她确信自己母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父亲晚上经常在客厅里猥亵她，当他俩盖着毯子躺在沙发上时。而她的母亲实际上就和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看电视。当这位来访者质问她母亲这件事时，她的母亲崩溃了，啜泣着说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尽管那就发生在她眼前。
实际上，这位母亲的话也并非完全不可信，因为确实有过曾经历过性虐待的受害者“屏蔽”面前类似情形的现象。这种屏蔽现实的能力是一种分离或解离的形式，在儿童性侵犯的幸存者中很常见。
背叛
鉴于沉默的共谋者在虐待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ta的作为或是“不作为”，目前受害者们最常有的感受是被背叛的体验——与这位沉默的共谋者越亲近，感受到的背叛的感觉就越强烈。
虽然很少有人直接研究沉默的共谋者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但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这种形式的背叛会对受害者今后的生活产生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
"我父亲在我5岁到8岁期间对我进行性虐待，这一事实对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我接受了三年的心理治疗，从他的虐待中恢复了过来。但最近，我发现，母亲对我的背叛——在父亲虐待我的时候，默默地站在一旁——几乎和父亲对我的背叛一样让我心碎。"
"因为受到性虐待，我很难相信男人，但我也同样不相信女人。事实上，我对母亲的愤怒与对父亲的是等量的，或更多。我不相信有哪个女人会真正关心我，我认为每个女性朋友都是潜在的背叛者。"
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沉默的共谋者的问题，但有研究探讨了特定的童年创伤经历中所固有的背叛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和成年期经历类似二次伤害（Re-Victimization）的可能性。
Gobin和Freyd的一项研究在一个背叛创伤框架内对271名大学生的二次受害进行了评估。正如研究者所预测的那样，那些经历过高程度背叛创伤的人更有可能再次于青春期和成年期经历背叛创伤(那些经历过背叛创伤的人在青春期二次受害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4.31倍，在成年期受害的可能性则是5.44倍)。
背叛创伤理论（Betrayal Trauma Theory）与二次伤害
背叛创伤理论说明了一个本该爱你、保护你的人的背叛会对受害者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就像性虐待这件事本身一样，当儿童被本应保护他们不受伤害的成年人虐待(或忽视，如沉默的共谋者)，他们信任和依赖他人的能力就可能会变得支离破碎。
Freyd的背叛创伤理论预测，高程度的背叛经历会导致信任机制的崩坏。研究结果表明，高强度创伤的幸存者报告称，他们对识别亲密伴侣背叛的意识较低。这种无法解读潜在的不健康情感关系和状态的能力，限制了一个人采取正当自卫行动的能力，也限制了一个人结束一段情感、身体或性伤害关系的能力。
被重要他人实施侵犯被认为是一种高程度的背叛创伤。
背叛创伤理论指出，经历背叛程度高的创伤(如乱伦)可能会导致信任机制受损。这种伤害可能会导致幸存者过度信任、不够信任，或者无法准确识别背叛并以自我保护的方式做出反应。
Zurbriggen和Freyd(2004)主张高程度的背叛创伤会损害认知机制，而这种认知机制能够帮助一个人建立健康的关系。其中一种认知机制被称为“骗子探测器（cheater detector）”，即检测他人可信度的能力。因为他们无法给某人贴上不值得信任的标签，便也无法给某人贴上“骗子探测器”的标签，所以性虐待受害者在恋爱关系后期更容易被对方利用。
虐待相关的社会缺陷可能会越发恶化。有研究者发现儿童期性虐待的幸存者在风险检测方面存在缺陷。还有研究者发现，儿童期性虐待的幸存者比没有经历过儿童期性虐待的人更难以发现违反社会交换规则的行为。
类似地，另一项研究发现，儿童期性虐待幸存者报告称，他们无法恰当地标记威胁触发因素。作为这些发现的结论，研究者认为，二次受害的个体可能习得了被扭曲了的精神表征，故未能将恋爱关系中的人际暴力视为一种侵犯。因此，在亲密关系中被侵犯的受害者更可能不太会保护自己。
下面是一位来访者的不幸经历：
“不仅是我的施害者背叛了我，我的母亲和哥哥也背叛了我。他们都知道我父亲在猥亵我。因为他们两个的背叛，我的成长变得过于天真。你可能认为我会对再次信任别人心存疑虑，但事实恰恰相反。一次又一次，我被那些不值得信任的男人所吸引——他们欺骗我，背叛我，在感情上和身体上虐待我。”
2009年，Gobin和Freyd发表了一项名为《背叛与二次受害:初步发现》(Betrayal and Revictimization: Preliminary Findings)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检验高程度背叛创伤的经历对信任倾向和察觉背叛能力的影响。研究验证了以下探索性假设:
1. 与没有受虐史的个体相比，高程度背叛的创伤幸存者要么过于信任他人，要么极不愿意信任他人。
2. 与没有高程度背叛创伤史的个体相比，高背叛创伤幸存者对人际背叛展现出的认知水平更低。
3. 高程度背板创伤的幸存者更有可能在人际背叛后继续延续这段关系(而不是结束它)。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程度背叛创伤的幸存者所经历的日常背叛的频率更高，与未遭受过创伤的个体相比，他们的信任意愿、对人际背叛的意识和对背叛的反应都有显著差异。除了为二次受害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外，该研究还强调了信任和背叛在创伤中的重要性。
此外，高程度背叛创伤的幸存者还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解离和创伤症状。与此相一致的是，许多研究者发现，解离等不良应对机制会削弱个体的预期性焦虑（anticipatory anxiety），因而更难以感知到伴随其后、通常会出现的危险情境。
尽管这里引用的研究与沉默的共谋者所造成的伤害没有直接关系，但受害者从他们的不幸经历中感受到被背叛的事实表明，无论是临床上还是学术上，沉默的共谋者对受害者的这一背叛现象都值得更进一步的研究。
补充阅读：
1.佩里, 迈亚(2015).登天之梯：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诊疗笔记 (曾早垒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Cloitre, M., Scarvalone, P., & Difede, J. (1997).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 and interpersonal dysfunction among sexually retraumatized women.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0 (3), 437–452.
3. Gobin, R. L., & Freyd, J. J. (2009). Betrayal and revictimization: Preliminary findings.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1 (3), 242–257.
4. Young, J.E., Klosko, J.S., & Weishaar, M.E.(2003). Schema therapy: A practitioner's guid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5. Zurbriggen, E. L., & Freyd, J. J. (2004). The link between child sexual abuse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 The role of dissociative tendencies, information-processing effects, and consensual sex decision mechanisms. In L. J. Koenig, L. S. Doll, A. O'Leary, & W. Pequegnat (Eds.), From child sexual abuse to adult sexual risk: Trauma, revictimization, and intervention (p. 13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