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61-宋代新儒学

第61集:宋代新儒学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虽历经千年,似乎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当官方学校衰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孕育出新的思想。考察这些书院,发现他们的鼎盛期,大多在两宋时代,那么这些书院为什么会在宋代空前繁荣起来,书院的繁多,和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陈桥驿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在兵不血刃中一个新的朝代,宋朝诞生了。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防止武人干政,稳定新政朝局,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避为中心,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上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李祥俊:宋朝的皇帝就是说,文官哪怕几十个,他做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叛乱带来的这个祸害,另外一个文官有一个好处,文官是通过这个儒家学术的学习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祐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

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的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的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坚定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张希清: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士大夫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切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意识,他的忧患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这样一个改革的措施。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成为新儒学,也叫宋学,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也是对支离繁琐,拘守师说的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陈长根:比如说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这一些注疏,由于有一些文化伟人,他们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振兴儒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新办州县之学,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臻发达和新学风的形成。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李祥俊:欧阳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于儒家的宗师孔子也非常尊崇,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倾向有关。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正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徐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瑗。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提倡明体达用之学。

李祥俊:明体达用关键是这个体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瑗讲的体用,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治事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意旨,和治国治家的致用之学。20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

李祥俊:胡瑗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那个主管的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应用到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瑗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辩,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它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李祥俊:他们想通过一种不同于骈体文的文体,比如说用先秦两汉的那种古朴的这种散文,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趣的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那么他们采用古文这种形式。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传注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江西抚州临川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两年后,朝廷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废除用诗赋词章和帖经墨义取士的旧制,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科举改革体现了王安石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湮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为了同风俗,一道德,以经术选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熙宁六年,由王安石负责编纂、训释,《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王安石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肖永明:《三经经义》呈现出来以后,是通过朝廷的力量去颁行全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很自然地就成为当时的这些士人、读书人去读书的一个根据,同时是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究,即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张希清:我认为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包括他对这种儒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应该处于一个基本肯定地位,因为刚才说到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它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这样经世致用的。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志向高远,他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荆公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但也因为如此,新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唯新经是读,但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荆公新学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后,在理学家们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新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诵,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向。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购亭植莲,让周敦颐负笈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

肖永明:他所向往的是一种,即在这个世界之中,又能够出乎这个世界的之外的另外一种精神的境界,所以,周敦颐的《爱莲说》里头,他表达了自己这么一种精神的追求。一方面就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扎扎实实的做事情,另一方面又有比较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所谓的出污泥而不染。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从神宗时期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即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肖永明:《太极图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这里头我觉得就奠定了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构架,尤其是程朱理学,朱熹理学的一个理论的构架,他这里头,首先谈天地万物的本元、本体,宇宙的本元是无极,然后再从无极开始,就谈到天地万物的形成、深化,再谈到人,再谈到人的这个道德,再谈到人的修养,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天和人贯通起来在讲了。

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静的说法,主张通过主静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由义礼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思想才具有了桌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又称横渠四句,它出自北宋思想家张载。

李祥俊:这里面即有继往开来那种终极性关怀的意思,又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现实的这种治理的理想,它实际上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价值追求吧,你如果用这个我们过去的语言,叫内圣外王也行,就是要做一个内在精神世界比较境界高尚的人,然后还要能够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实践。

张载,字子厚,祖籍开封,后迁到陕西宝鸡眉县的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张载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为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事,想在疆场建功立业,21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

李祥俊:根据宋代的这个记载,有一种说法说张载是要找范仲淹,要到这个西夏战场上,建功立业,但是范仲淹有劝他读《中庸》,好像说张载就是走上了这个新儒学的这样一种理论创造之路。

张载听从的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儒、佛、道之书,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张载写出了《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著作,基本建立起了理学思想的框架和自己的学说体系,宋朝少了一位可能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旷代大儒。张载的学说号称关学,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关学的兴盛对于淳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门徒,成为关中地区的一代宗师。

北宋大学问家杨时为钻研学问,冒雪拜见程颐时,见他正在打盹,就一直在门外等候,等程颐醒来,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程门立雪作为尊敬师长的故事一直被传诵。程颢、程颐二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因为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又长期在洛阳讲学,所以他们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二程的学说与周敦颐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也受到过张载关学的影响。据记载,二程少年时,周敦颐曾在二程的父亲程珦手下做过属员,程珦对周敦颐的人品、学问极为钦佩,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从此兄弟二人便慨然有求道之志。而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二程和表叔张载一起探讨过易、理。

李祥俊:那么二程受周敦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对这个宇宙整体的这个理解,对人性和天理关系的理解,包括那种身心修养的理论,程颐在太学里面写了一篇,叫《颜子所好和学论》,里面就是融合了胡瑗和周敦颐的观念,他们从周敦颐那地方,直接接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源泉。

就二程学说的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二人有着较大的差别。程颢资质过人,主要通过直觉体悟达成对真理的认识,对后来的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是沿着程颐的思路发展了理学。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程颢因政见不和,退出政坛,与弟弟程颐一起每天以读书劝学为事,二程春风化雨,使得程门弟子遍及四方,洛学也发展成为与官方、荆公新学相互劼頑的主要学派,由于众多门生弟子的继承和弘扬,洛学影响延绵不断,南宋时期的理学各派,几乎都可以从洛学中找到源流。从周敦颐,到张载,再到二程,宋代理学一脉相承,逐渐蔚为大观,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已呼之欲出。

办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空灵蕴藉,一经问世,众口传诵,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这首诗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朱熹,字元晦,号晦庵,今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一生著述繁富,朱熹的讲学地主要在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者考亭学派。朱熹也是理学道统的确立者,他的《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宣扬二程接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传承。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陈长根:朱熹关于理气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八个字,理在气先,理气合一,所谓的理,简单的说,通俗地说就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所谓气就是物质,按朱熹的理解,这个思维意识或者说这个,是在物质的前面,这里按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它,它肯定是属于唯心的范畴。

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公元1241年,宋理宗淳佑元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要使用朱熹的注释,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

分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的忠、孝、廉、节四块碑石,成为历代士子铭记的格言,这是朱熹留下的不多的手迹之一。乾道三年,朱熹前往潭州,以即今天的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拭,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先河,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被奉为校训,岳麓书院也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

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乾道六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寒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淳熙二年的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二人在寒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进思录》,史称寒泉之会。淳熙七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陈长根:它的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主要是规范这些东西,学习的目的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做人的问题。

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绍熙三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精舍,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是朱熹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书院声名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这里著述、授课,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熟谓公死,凛凛犹生。

淳熙二年,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盛会,南宋两位文化巨星,朱熹与陆九渊在这里相遇,在学理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术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李祥俊:在鹅湖之会上,主要争论为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居敬涵养来促成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这个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的应当发明本心,就不要在这种细枝末节的日常的学习和心性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朱熹对陆九渊的职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的学说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李祥俊:你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两种倾向性,有的人是陆九渊强调人心本善,一念发动,只要发明本心就行,朱熹是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不是说发明就行,要经过反复的工夫。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学术分歧严重,但并未影响二人的友谊,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陆氏的精彩演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拭,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适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事功学派。最能体现浙东学派的气势与风骨的,当属一代奇才陈亮。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是一位才华横溢、智量非凡的人才。围绕着王霸、义利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多次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的鹅湖之会。朱熹的世界是先验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李祥俊:他的思想代表着一些人,尤其是在南宋那种偏安之局下,他们那种试图富国强兵的倾向,你可以说把陈亮和北宋的王安石、李岘,再跟荀子这样一个传统结合起来,儒家当中强调事功,,强调现实,强调具体性的思想传统。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事功,南宋事功学术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风尚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蒙古的入侵被打断了,同时,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了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肖永明:在宋代这几百年当中,理学竭力传播,儒学更新发展,对世人也确实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到宋代的末年,我们知道最后崖山被元兵追夺的时候,那么多人去跳海,像文天祥,我想他只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像他那样就是有气节,非常遵守这个传统的纲常,服膺传统的名教的这些士人,所以前后对比是非常大的。

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理学标志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弘开拓的气象,在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三纲五常的礼教桎梏益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民主与科学精神难以产生与传播,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

你可能感兴趣的:(《中国通史》61-宋代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