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读完了许纪霖教授的《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这本书。我用了“终于”两个字，是有感而发。第一是这本书比较厚，接近四十万字，手机里电子书显示的是九百页出头。第二是读起来比较费劲，虽然读了一遍，似乎什么也没记住，过目就忘的样子。第三，是里面的内容，颇有重复之处，不读吧，又怕落下什么，读吧，又挺消耗时间的。不过，我还是咬紧牙关，一字不落的读了一遍，当然，肯定是半懂不懂，不懂的成分更多些。
收获也肯定是有的，虽然在别人眼里看起来不值一提。因为我积累的知识实在太浅薄，所以这本书对我有一种“科普”的作用。比如上篇里面专门介绍了二十七个在作者看来有代表性的知识人，里面有好些个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这对我就很有意义，最起码让我有了一个基础了解。比如黄远生、杜亚泉、林同济、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叶公超、金岳霖、张中晓、王元化这些人，长长的一串名单，我都没有听说过，虽然显出了我的无知，但是最起码从现在开始我知道了，不算太晚，这就是我的收获。
读的过程中，我时时想起二十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里面谈的是中国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同异。想不起来作者是谁，也记不住具体文章的题目，但是那篇文章对“士”的推崇与向往，对当下“士”的缺乏之惋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什么是“士”？饱含家国情怀，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人类的积极进步敢于奋斗、不怕牺牲，并且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代表真善美的人，就是“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比如类似鲁训这样的民族脊梁。一般地说，“士”肯定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尤其在现代。
许教授的这本书里说或许多次，“士、农、工、商”被称为四民，士排在第一位。这个“士”是古已有之的。按照我能理解到的，似乎许教授在“士”与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划分，大致排入了同样的阵营。
其实，第一个要解决的概念，就是什么人才能算“知识分子”。我经常被别人称为“知识分子”，甚至有时候还在前面加上一个“大”字，虽然多数时候是嘲笑，但有时也确实表达了说话人对我的尊敬。在我看来，之所以被称为“知识分子”，主要的原因是我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简单地说，我是一个读书人，能识文断字。
那我究竟算不算“知识分子”？按照二十年前《读书》杂志里面那篇文章的说法，估计我是算不上的，最多就是一个有些专业知识的读书人，距离“士”，那就更风马牛不相及了。但是按照许教授的说法，最起码我理解起来，我是可以归入“知识分子”这一行列的。因为许教授说，掌握某一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
其实，“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所涵盖的人群，随着历史时期的不同，是有很大不同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知识分子与“士”，几乎是同义词，那时候读书人很少，能够有机会得到良好教育成为读书人，就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了，而那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具有“士”的情怀。
后来读书成了做官的渠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读书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谋求阶层跨越，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时候，读书人，凡是读出来一点名堂的，都成了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与“士”之间，开始有了差异，很明显的差异。这个差异并不是用在朝还是在野来区分的，读书以后晋身为官吏，大多数走向了“士”的反面，你不能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已经肯定不是“士”了。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是一件大到无法想象的事件。以前的价值基础崩塌了，通过读书跻身上流社会的逻辑变了，所以称为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历史不会跳跃式发展，之所以被废除，有着内在的合理性。何况从明代开始，读书形成的知识分子，虽然主要还是走科举入仕的路，毕竟有了别的选择余地，比如经商——绅商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一层面，在清末有了更大程度的进步，所以说读书人的出路，变得多元化起来。研究专业知识，比如历史学家、哲学家、地质学家等等，办报、做教授、自由撰稿人、出版商等等职业纷纷登场，知识分子的选择余地，变得无限宽广起来。
许教授在《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选择了从晚清曾国藩开始到朦胧派诗人顾城为止的一大群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后记》中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可以简要的分为六代，49年以前大致有三代，49年以后也大致有三代，但是因为建国以后的这三代还在历史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不能成为研究对象（知识分子的历史研究），所以书中主要分析了前三代的思想脉络，提出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见解。
许教授不愿意对当代知识分子进行历史研究，自有他自己的考虑，对前三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有些地方让我理解起来有些困难。
书中许教授经常通过中西方对比的方式，对近代我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自由性、独立性的不足（缺失）进行反思（批判）。我对这些没有研究，连基础的资料也不具备，所以没能力评判许教授的是非对错。但是书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绝对化倾向，我是无法表示赞同的。西方自有西方的发展逻辑，中国也一样，如果一定要认为只有像西方那样才算合格，这样的评判标准，是没办法让读者——最起码我同意的。
许教授的绝对化倾向，包含两个层次。首先是对知识分子在社会群体当中应该具备自由性、独立性进行了绝对化，这是不可取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人，他们首先具备普通人的共通性，比如要吃饭喝水，要睡觉穿衣，要跟整个社会其他阶层进行必要接触。这些共通性，就决定了知识分子特征的多样性，如果简单用绝对的自由、独立来要求，本身不具备物质上的合理性，更不具备理论上的可操作性。第二层，是用西方标准来要求我国这一群体。先不说西方的月亮是否真的比我们的圆，就算真的圆，圆好多，那也是西方独有的产物，与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有直接关系，并且也只能在西方那样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与发展。用这样具有独特性的西方特征来作准绳，用来规定我国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心服的。
其实，任何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包括社会中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群体）都不可能拥有绝对化的自由与独立。我倒是认为，生而为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应该有极大的自豪感，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环境之中。许教授可能忘了，他这样的独特看法，能够公开发行，能够拿出来与所有人进行探讨，本身就证明了我庆幸的有理。
当然，我这样说并没有任何对许教授不敬的原因。对我国知识分子群体历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进行反思与总结，并且用来指导当下知识分子群体如何为我国的伟大复兴做出应该的、最大的贡献，实际上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的。虽然许教授这本书在十五年前就出版了，现在是再版，再版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我想对什么是知识分子做一个个人的定义。就现在的社会现状，如果还是以是否读过书，是否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作为区分标准，恐怕已经值得反思与商榷。现在的教育普及程度，是五千年来从没有过的，但是教育普及，不能算作知识分子的大众化。那样的看法，只能造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被淹没在普通人群之中。毕竟，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具备历史上的高尚感与独特性。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必须进行调整。
我想，在一个人人都掌握基础教育知识的社会中，必须具备某些独特性的人，才能归入知识分子之中。这就又让我想起了“士”的定义，是否可以按照“士”的标准来重新定义知识分子群体呢？尽管因为标准的提高，肯定会把我自己排除在外，可是我依然会为标准的提高鼓掌欢呼。当然，仅仅提高标准是不够的，还要让人人都有争当“士”的发展环境，最理想的结果，整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个体，都符合了“士”的标准，让“士”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人，也就是说，似乎没有了“士”，那样的社会，我想，应该更符合许教授理想的社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