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首现人口负增长

人口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问题。

所谓问题，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人口质量，再一个就是人口数量。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一个结构平衡问题。

2022年，中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相比2021年，减少了85万人，这是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全国总人口规模的负增长。

这是继续上升途中的短暂回落，还是就此走向人口负增长的新阶段？这个我们还需要观察。为什么？因为兔年之后是龙年，按照民间的说法，龙年一般会形成一个人口出生的小高潮。反之，羊年会形成一个相对的低潮。但也不一定，因为新冠还在演绎，放开后已经有了第一波，不出意外，今年还会有第二波，那时如果再中招，可能就不敢贸然怀孕了。

人口问题——其实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历史上，中国人口数量一直是在增增减减中运行的。减少主要是与战争、灾荒、瘟Y相关，增加主要是与朝代更替后的所谓“盛世”相关。如果对照历史上人口数量变动的数据与不同历史阶段的荣枯的关联度，就可以清晰看到。就世界总人口的变化而言，也基本上如此，由此就形成了规律。

截止2021年11月，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接近76亿，创了有史以来的新高。有一点可以肯定，受资源能源的限制，总人口的数量必然在到达某个高度后形成拐点，除非有新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出现。

咱们的人口数量由70多年前的四分之一下降到现在的五分之一，但绝对数量却是不断攀高的。任何增长都是有极限的，人口也不例外。不要以为1972年就有“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的观点后50年却没有兑现，就以为这样的说辞是危言耸听。

自1962年出生的人口开始算，至少在未来的十年中每年新增60岁以上的老人均在2500-3000万人之间。如果新生儿每年新增是1000万乃至更少，老龄化程度很明显将不断提高。可以说，现在是真正进入严峻时期。

为啥新生儿那么少？表面看是低生育率。是导致人口负增长的重要原因。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远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较去年减少106万人，较2016年减少809万人，五年下降幅度接近一半。

这些年不是没有独生子女政策，并且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可以三胎的快速调整了吗？在具体做法上，仍然是在做加减法，只不过原先是做减法，现在是做加法。原来是“控制”，总人口减少了吗？没有。现在是“调节”，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吗？我看意义不大。此一时彼一时也。

低生育率是表象，我们还得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低生育率？这个说来就复杂了。有人深挖了一下，认为主要是育龄妇女规模缩减、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生育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影响，我看还可以继续挖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因素呢？在我看来，主要是“即期消费”与“未来保障”之间出现了失衡。换言之，“眼下”的消费耗空了当下已经形成的积蓄乃至未来潜在的积累，从而导致对未来的生活水准能否维系的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无论是投资还是生育抑或其他领域，都是一种“确定性”存在，也就是对眼下的消费、投资乃至生涯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纵观历史，确定性是短暂的，不确定性才是常态。如果当某些看起来确凿无疑的东西也变得漂浮不定的时候，许多人就只能以现阶段的欲求节制来应对未来平地而起或从天而降的诸多不确定性。

在过去，生儿育女或许包含了“投资”的成分，也就是通过传宗接代增添劳动人口以壮大族群并在自己年迈时寻求养老送终，即使是粗茶淡饭、衣衫褴褛、土阶茅屋的成本投入，也可以在亲情的召唤和世俗的道德约束下获得等量乃至超额回报。而现在，生儿育女更多的体现为是一种“消费”行为，在非理性的消费主义大潮的裹挟下更使得是消费结构中最昂贵、最持久的消费领域，以至于成为一部分人的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超越实际能力的超前消费、奢侈消费、过度消费的消费观没有改变，如果覆盖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没有改变，年轻人心中的那份忐忑就不可能挥之即去，也就在婚与不婚、育与不育、多育与少育等方面颇费踌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