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到达了一个极盛状态，佛教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受到政治形态的影响，佛教在中国不断本土化。在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兴起多家宗派，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立宗经典。佛教发展的兴盛也体现在佛经翻译上，在翻译规则上，有彦琮提出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作为翻译律例，同时又有官方力量对译场给予支持，使隋唐汉译佛经水平也到达了一个巅峰。本文通过从时代背景、翻译规则和译场的设置几个角度进行梳理，分析隋唐时期佛经翻译的水平发展。
关键词：隋唐；佛经；翻译律例；译场
在佛教创立之初，释迦牟尼所说义理并没有写成文字加以记载形成系统的经典，后经过佛弟子们不断流传并加以补充，“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以后才出现成文佛教典籍”。印度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以来，不断与我国本土文化进行融合和发展。到东晋之初开始逐渐兴盛，形成了南北两大区域，汉译佛经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鸠摩罗什就是东晋佛教北方区域的代表人物。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到达了一个极盛的状态，唐中期著名的不空三藏曾说“一乘典诰，兴在中华”，其指的就是佛教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由此可见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发展之盛况。
一、隋唐时期的中国佛教
中国历史上崇佛皇帝诸多，他们对佛教的推崇一部分是基于个人信仰的偏好，但更多的则是出于政治目的对佛教加以利用，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目的。隋朝诞生于“三武一宗”毁佛运动中的第二次——北周武帝毁佛运动之后，备受打击的佛教亟需新的王朝能够成为佛教复兴的寄托，新生的隋朝成了最好的选择。隋朝的统一，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南北朝时期原本南北分割的不同宗派开始互通有无，进行教义方面的交流。隋文帝杨坚在隋朝成立后对佛教界采取了许多积极政策，这一行为传说中与杨坚自幼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或有一定的关系，但背后反映的更多是他的政治考量。佛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已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宋代宋敏认为，杨坚这种对佛教推崇的行为，是为了达到“大崇释氏，以收人望”的目的。由于他推崇佛教使得僧人汇集长安，由此长安成为佛教聚集地，后又新建舍利塔，推行佛儒融合，虽其所做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但不可否认是的从根本上推进了佛教的发展，使佛教逐步走向强盛和稳定。炀帝杨广尊崇智顗，称之为“智者大师”。智顗建立天台宗并在隋朝时期处于主导地位。天台宗依《法华经》立宗，结合南朝的义理和北朝的禅定而提出止观双修的说法。《法华经》译自鸠摩罗什，是翻译文学史上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我国古代僧人将其奉为“经中之王”中足以窥见他的重要性，《法华经》也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法华经》进行的注疏就已多达70余种。在文学、哲学、佛教史上都具有着重要的地位。后传入日本后流传更为广泛，高丽僧人也从隋朝回国后传播天台宗。
公元618年，李氏灭隋建立唐朝。唐朝佛教从政治方面来看，初期执政者对佛教的考虑普遍停留在政治方面，继续学习隋朝采取了以“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协调三教为一合力的统治政策”。虽然儒学依然作为统治阶层的官方价值观，但佛教在唐朝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发展到了鼎盛。到唐太宗时期玄奘出使西域，不但带回众多经卷，而且在玄奘游学西域期间，受到列国国王及大众的敬重，成为了沟通唐朝及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桥梁。玄奘自印度求学于瑜伽行派大师戒贤归来后，根据其所翻译的大量瑜伽行派典籍和《三十唯识论》，统一编写成《成唯识论》建立唯识宗，使中国唯识论进入鼎盛时期。由于唯识宗思想异常烦琐，导致很快消寂了，但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在佛教译经史上文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到了武则天时期，她极力推崇法藏所创的华严宗，曾请法藏在长生殿为朝臣讲解《金师子章》。华严主真心缘起，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四法界”为其根本宗旨。华严宗立宗于《华严经》，是大乘佛教修学的重要经典之一，在唐朝时期分别被传入日本和朝鲜，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
禅宗的形成，不论落足于当时的时代还是放眼于整个佛教史，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禅宗的产生没有详细的记录，“传说的达摩一派禅师，自北向南流动，代表了隋唐之际禅宗发展的主要方向”。发展到四祖道信时期，禅宗逐步兴起。五祖弘忍发扬道信大师成果，使得禅宗逐步成为遍及全国的最大宗派。在现世成佛，是禅宗关注的重点，其要义在于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五祖圆寂后禅宗分为两派，以北宗神秀和南宗慧能各自为首。北宗神秀受到武则天礼遇，后被称为“三帝国师”，主张渐修。慧能居于南方，去世后百年才被正式尊为禅宗第六祖，其主张顿悟。禅宗的立宗经典以五祖弘忍作为分界，五祖之前以《楞伽经》立宗，后围绕《金刚经》发展壮大。《六祖坛经》则是记录了六祖慧能的说法内容，奠定了禅宗一行一卧皆修行的基本思想。
综上所述，不论哪个宗派，其产生和发展都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在隋唐时期之所以走上巅峰，两朝的政治局势统一稳定，经济水平发展迅速，国内外文化交流广泛都是其重要的条件。在这历经三百余年黄金发展时期，中国佛教的迅猛发展突出体现在了两个方面，除了前文所提到的佛教内部宗派的丰富，另一处便是佛经的翻译事业有了重要的发展。
二、译经与译场
隋唐时期佛教不断发展，逐步走上巅峰。但回看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并非完全的顺利，除了佛教原始教义与中国传统儒道二家中的部分思想有悖之外，更重要的是传统佛教经典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梵文与汉语大相径庭，导致经典传播出现了困难，从而也影响了佛教在汉地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推进，佛教的本土化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信众的体量也逐渐壮大，对经文翻译的需求也随之提升。同时从东汉末年至发展到隋唐时期，佛经翻译水平不断发展进步，经过多年的梵汉来往以及对于佛经翻译水平的积累，到隋唐时期，佛经的翻译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技术。
“佛书翻译首称唐代”。隋唐时期不但是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佛经的翻译也到达了鼎盛时期。中国持续了十个世纪的佛经翻译事业，翻译过来的经律论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①。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成于隋唐时期，仅仅是唐朝时期而言，就有玄奘法师译出经纶一千三八三十五卷，义净法师译经律五十部两百多卷这样庞大的数目。
隋唐佛经翻译达到一个盛况，首先取决于翻译人才的增加。隋唐之前的翻译学者或是梵不通汉、或是汉不通梵，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假借他人之手。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容易丢失经文本身的意义和内容。而且许多梵语的自有词无法在汉语里找到可以匹配的词汇，使得佛经翻译出现意义上的差漏。到隋唐时期，国家不断发展，与外国的交流沟通也在不断增多，在这样的条件下，隋唐时期的翻译学者尤其是翻译大家们，都具有了梵汉精通的功底。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加通达，翻译出来的文字也更容易被信众阅读和接受。同样，随着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增多，不断有外国僧人进入中国，也有许多中国僧人前去西域求学，获取经文原本的途径和可能性不断增多，频繁有原本流入国内。相较早期翻译建立在口述上而言，经由中国僧人带回的原本再进行翻译，无疑减少了文本失真的可能性。
而隋唐汉译佛经水平增长的关键在于提出了规范的翻译方法，主要表现在隋僧彦琮在《辨证论》中提到的的“八备”和唐朝玄奘法师的“五不翻”。彦琮一生译经二十二部，约達数万卷，在译经过程中提倡直译的原则。结合多年翻译之经验，他认为翻译人才须具有八备，一是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二是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而也；三是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其备三也；四是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五是襟抱平怒，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六是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七是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八是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其中一、二、五、六着重强调翻译人才所需具备的思想品行，三、四、七、八则强调了其所需具备的专业技能。“八备”这样一个理论体系的提出，可以从侧面反映译经要求的提升，彦琮对翻译者的要求不仅仅只着眼于对梵汉文字的熟识和对佛理的知晓，更是关照到了译者的品行，将其列为翻译人才的必要条件，从现在看来，这样的译者条件是具有先验性的。“八备”作为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成为了佛经译者的重要理论依据。
到了唐朝初期，玄奘法师出使西域回国后，带回多部原本经典并完成翻译工作，他又根据其翻译经验提出了“五不翻”的说法。此五不翻为：一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故；三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四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实可翻之，但摩腾已来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此处不翻并非指不翻译，而是指针对某些无法完美对应汉语的梵语词汇和佛教的特有词汇，采取音译的手段而非意译，以此避免产生误解。除原文中所示例外，例如文殊师利，梵语音为Ma？ju？rī，意译为妙德、妙吉祥等，取“五不翻”中的“顺古故不翻”以为之；又如“菩提树”，其梵文为Bodhi，其意为“智慧之树”，取“五不翻”中的“此无故不翻”一项，直取其音以译之。玄奘法师一生译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最著名的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般若经》等。其所翻经卷皆遵循五不翻原则，对原始梵文经典尽可能保持了本意，在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看彦琮所提出的译者“八备”，在玄奘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展现。
随着翻译要求的不断提高，隋唐时期逐渐产生了官方的专业译场。根据典籍中有关记录，最早的佛经翻译应始于安世高，由于当时佛教刚进入中原之地不久，信众数量不够庞大，也并未被统治阶级青睐进入政治中心，佛经翻译也因此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当时“佛经翻译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译场也多属私人性质：译者们因共同的宗教信仰组织到一起，由一些善男信女、富商大贾支持，从事佛经翻译事业”。因此，当时大多的翻译是由小规模私人组织而成。汉末魏晋时期虽不断有部分官方译场的出现，但碍于翻译的对象不够广泛，缺乏完善的佛经翻译方法，导致当时的译场翻译效率较为低下。到了隋朝，为了满足彦琮“八备”要求，译场分工细致，专业译场的出现使“八备”的要求不再需要同时具备在一人身上，从而降低了因为译者个人问题而带来的对经典的主观臆断和错误解读，提高了翻译的准确性。
至玄奘西行之后，译经逐步上升成为了国家行为，君王对其重视更甚，国家设立译场作为政府部门，由高僧主导。译场设有十个部门，这十个部门是：译主，为译场和翻译的主持人，需熟悉佛教义理，兼通汉外语文，译文中署其名以示译者为何人；证译，坐译主左边，跟译主评量译文的优劣；证文，坐译主的右边，听译主宣读原文，验定原文是否有误；书字，对外文进行音译，若译主是外国人，又不太懂汉语，更不可或缺；笔受，将前四道程序产生的口头译文笔录成汉文；缀文，因外语语法结构与汉语不同，对前五道程序后的译文进行修改，使之符合汉语语法结构；参译，把缀文写成的译文与原文加以对照，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勘定，对译文进行删减、修饰，使之流畅；润文，其工作与勘定同；梵呗，在全文译毕，并润饰修订后，高声念诵经文，由众人验定是否念起来朗朗上口。可见译经的制度和过程是在不断完善的。
隋唐时期的佛经译场也同时负担着对外交流的特殊使命，据记载，在那里玄奘奉命将《老子》译为梵文，对印度的思想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译场还负责翻译对外文书的工作，自玄奘西行之后加深了唐朝与西域国家的联络和往来。
三、结语
发展到隋唐时期的佛教和佛经翻译事业之所以空前蓬勃，与王权对佛教的重视虽密不可分，也与佛教自身主动的融合与本土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不但杂糅了儒家和道教思想，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杂糅了君主作为统治阶级的需求。佛教的变化自然会体现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到了隋唐时期。虽然隋唐时期译经量庞大，但对此杜继文先生认为，从翻译史上看，隋唐五代300年的译经事业，远远落后此前的300年。隋唐时期的译经事业完全掌控在了国家手里，使民间翻译很难进行。隋唐两朝时期翻译卷数虽然增多，但类型上并未增加。
但毋庸置疑的是，隋唐时期汉译佛经在我国汉译佛经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两代高僧所建立的翻译律例，成为隋唐之后乃至现代翻译的重要依据之一。不但对当时的佛经翻译工作有很大的指引性作用，同时也对当今的各类翻译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