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三十七岁在长安，作《赠韦左丞丈（济》二十二韵》自述诗学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三十七岁在长安，作《赠韦左丞丈（济》二十二韵》自述诗学云: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王安石以为这是杜诗所以能“妙绝古今的原因（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四引<东皋杂录》）。杜在赠答交游各篇中，也时时提到读书，如《郑典设自施州归》云：“群书一万卷，博涉供务隙。”

《可叹》云：“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季友，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常在手。”这是奖誉友人的。《柏学士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馀……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这是勉励后辈的。

唐代文人都以博涉典籍相高，这风气盛于武后时；《通典·选举典》（三）引沈既济的话：

武后君临天下二十馀年，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进，因循日久，寖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以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五尺之童，耻不言文墨焉。

这说明“利禄之途”对文人的影响，《通典》这段话可为杜甫“富贵必从勤苦得”两句作注解。

由于宋人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后来如仇兆鳌作《杜诗详住》引三部书注“无食无儿一妇人”一句白话诗，这原很可笑（“无食”引贾谊《新书》，“无儿”引《晋书》，“一妇人”引宋玉《神女赋》）；但杜甫作诗也确曾费心力于此；

《刘贡父诗话》尝疑心他的“功曹无复汉萧何”是误用典故，王定国和杜修可引《高祖纪》注及《吴志》证其不误；罗大经《鹤林玉露》不解“色难臭腐食风香”句的“食风香”三字，后观佛书“凡诸所嗅，风与香等”，意少陵用此。

我们看他作《谒文公上方》、《金华山观》、《牛头寺》、《兜率寺》诸诗，皆多用佛典，赠僧各诗亦然（如《赠赞公四首》、《别赞上人》等），知其不但寝馈经史，也熟于佛典。

那时书籍还少刻本，杜甫又终身转徙江湖，不可能多携卷帙，其早年绩学之功，于此可见。《旧唐书》称柳仲郢：

厩无名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九经三史一钞，魏晋以来南北史再钞，手钞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又精释典，《瑜伽》、《智度》大论皆再钞，自馀佛书，多手记要义，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

此足见唐人记诵之功及好读佛书的风气。

六朝文人读书不多，《颜氏家训·勉学篇》讥笑当时学人不知先儒中有王粲。而那时的博学家如颜之推、顾野王、刘孝标等，则不以其学入诗；今传诸人诗篇，只是拟乐府艳体之类

何承天号称博通古今，今亦只传《鼓吹铙歌》十五首；惟庾信《咏怀二十七首》《和张侍中咏怀》等，多用书卷，在六朝诗人中算最为突出了，若论酝酿之功，还不能望老杜。

不过老杜的文学成就，却不尽由于书卷学力，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生活阅历和他有“穷年忧黎元”的精神。明代王嗣奭评杜诗有云：

如《三吏》、《三别》诸作，非亲见者不能为；然在他人，即亲见亦不能为。

这三句话很有见地。“非亲见者不能为”是说他深于生活阅历；“然在他人，即亲见亦不能为”，是指他的思想情感，也关合他的学力修养。寝馈书卷深于学力的人，往往浅于实际生活的体验；而老杜《三吏》《三别》这类大作品，实是生活和学力的统一。

我以为，若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和《赠韦左丞丈》里的两句话写在一起，作为杜诗的赞辞是：“穷年忧黎元，下笔如有神。”这样割裂原文，原不很妥当，若就杜诗思想内容说，这比老杜自己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许会是更真实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