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教育、大学教育、品德教育等阻碍了中国创新人才的生长】
文/唐粮
从小我们就听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骄傲,但这是一个怎样的“四大发明”?
且不说“四”在迄今世界发明的汪洋大海中微乎其微,即便是其自身也凸显出我们的悲哀:指南针虽指引过郑和下西洋,但发现美洲大陆的是西方人;火药虽以色彩斑斓的烟花取悦你我辞旧迎新,但发明枪炮甚至火箭、率先欲征服世界乃至太空的是西方人;当我们世世代代将印刷术和造纸术作为绝技深藏不露时,又是西方人用它们创造了报纸,开创了人类文化信息交流的先河。
30余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到了新的起跑线。巨大的消费市场、众多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可观的发展潜力使中国逐步与世界接轨。
中国不缺少人力、劳力,甚至财力,缺乏的是充分的想象力和创新的动力。
创新需要人才,而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相应的土壤和环境。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少儿教育、大学教育和品德教育等均显现出一定差距。
扼杀创造力的少儿教育
与西方人相比时,我们很容易产生疑问:中国人天生缺乏创造力吗?
但目睹那些生活在西方的第二代或之后的华夏子孙们的发展、成就,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给出否定回答。
我认为,不是我们中国人不具备创造力,而是我们盲目地按家长意愿、用违背少年儿童本性的“填鸭式”教育,将中国人的创造力扼杀在萌芽阶段。
少儿教育是哺育未来创新人才的摇篮。孩子们需要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用自己的感官去感知、体会和思索世界。这就需要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充分发挥其爱玩的天性,去触摸、琢磨世界。
西方人在此方面做得很人性化,他们尊重儿童的天性,也有意让他们自己去亲身“领教”所遇到的一切。如在德国,幼儿在3岁前就是尽情地玩,幼儿园的孩子只是做做游戏,玩玩适合其年龄发展的玩具等,除必要的语言交流外,不刻意灌输任何知识。3岁后的孩子会增加些彩绘鸡蛋壳、捏泥巴等手工,目的是启发孩子,使之感受用自己双手实现创造的乐趣。在这里,人们期待的是健康、天真、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未来一代。
而在中国,“望子成龙”的观念将家长们的过分期待或未竟的理想强加于孩子。我们经常会听到家长在骄傲地炫耀自己的孩子能背几百首唐诗宋词,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等。孩子们完全成了家长相互攀比的牺牲品。可怜的孩子们在父母的“厚望”下,死记硬背那些不知所云的古文,疲惫不堪地奔波于已安排好的各种“兴趣班”,小小年纪就戴上了高度近视镜。孩童爱玩的天性被剥夺,好奇心被摧残,创造力的萌芽被践踏。
小学到中学应该是让孩子们从玩中认知、发现、观察、思考世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孩子们随着对社会的逐步了解并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是最善于提出问题和探索答案的,其好奇心和想象力是未来创造力的萌芽和源泉。
德国的小学和中学低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中)一般每天早上八点钟上课,下午一点钟放学,仅留少量作业,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全部自行安排,周末不留作业。而且,所学内容依据相应年龄所能接受的知识而制定,主要是交互式教学,让孩子发挥特长,有足够的时间去玩(体验)、消化、琢磨所学的知识。大考试、小测验、家庭作业以及命题或非命题文理科论文等均是评价学生水平的标准,且记入总成绩。但任何成绩均不予公布,只标出各成绩段的百分比数,让学生自己在班中定位,这就杜绝了危害青少年心灵发展的攀比之风。
中国的教育则从小向孩子灌输攀比意识,追求比别人学的东西多,成绩在班上排名靠前,甚至参加各种补习班,承受心灵扭曲的压力,原本快乐的天性被这种不良环境所束缚。
到了高中,中国学生的压力更为巨大,全部时间被考试、复习、补习、作业占据,无空隙留给自己,更多的是应付、对付来自家长、班主任、学校乃至教育体制的压力,目标只是考大学。据说,有的学校为追求升学率,并为“逃避责任”,完全不开设体育课。
而在德国,高中阶段虽然在学时和学习任务上也会有所增加,但仍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思考、尝试感兴趣的东西,比如学生有时间通过社会实践或亲自采访他人,写出相应的报道和论文等。
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回国到朋友家玩。朋友的孩子年长我孩子一岁,在国内最著名的中学学习,成绩优秀,并曾考过了国内业余钢琴几级。大家坐下来,让孩子们表演节目,朋友的孩子因学习忙,相当长时间没弹过琴,结果没有谱子,弹不了琴。我的孩子出生在德国,一直在那里受教育,5岁时曾让他学钢琴,结果半年后,没兴趣了就没继续。到了中学,他自己对音乐感兴趣,钢琴、吉他、贝斯、架子鼓等均系自学,随手便可演奏音乐,14岁便开始自己写歌,德文、英文均有。
我们承认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发明创造,但是,少儿时代的好奇心是创造力的萌芽,需要随天性、需要保护。少年强则国家强,希望国内中小学教育决策者能给中华后代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玩出名堂、玩出兴趣,保留对世界和自然的好奇心,将来成为体魄健康、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力的人才。
脱离实际的大学教育
大学教育是挖掘和培育创新人才苗子的基地。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各类高级人才是大学的首要任务。让大学生了解社会、学会用科学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本科教育的目标;在某个专业领域就某个特定目标加以深化了解和初步实现,是硕士应该具备的能力;在硕士的基础上,独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更深一步地阐述和实现专业领域的前沿方向和目标,则是获取博士学位的标准。
迄今,获诺贝尔奖的德国人已有近百人,德国的大学教育是怎样的呢?
据我所知,德国的大学教育本着“宽进严出”的原则,只要是能够完成高中课程的毕业生,均有资格申请进入大学学习,且能满足所选的专业,当然,学校的选择能否如愿取决于毕业成绩。进入大学后,无论是教学安排上(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甚至考试计划等),还是实习实践上(到哪里、做什么等),学生都有很大的自主性和主动权。而且,进入大学也等于进入社会,尤其是工科专业,学生在入学前和结业前都必须到自己所学专业的企业去做重要的专业实习,平时也随课程有相应的实习任务。此外,高年级学生需要与所选专业的教研组或研究所密切接触,了解最前沿的研发项目,并通过研讨会的形式用自己的语言阐述这些项目等,以锻炼和培育学生快速理解把握新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表达事物的能力,学以致用。这也是德国大学毕业生离开学校就能马上胜任重要工作的原因。不过,真正能够最终拿到毕业证书的不足入学人数的50%,有些专业,如机械、电子等,甚至才30%。
中国的大学教育脱离社会实际比较严重,甚至完全将学生与社会隔离开,为教育而教育,为指标而指标,缺乏面向社会的人才培养。首先,“高考定终身”制度就是不利于培养和挖掘学生创造潜力的根源。当人们被一系列的死记硬背或带有小伎俩的考试淹没在书堆里时,根本不会有时间、有机会去静心思考、寻求创新。进入被圈起来的大学校园后,学生又被满满的课程和考试圈住,很难有机会自主摄取自己感兴趣的国际前沿学问。我们的大学讲义是指定的教材,甚至几代传承。而德国的大学讲义因教授而异,且不断加入最新素材,淘汰旧的过时的内容,给出一系列的参考书和文献等,由此锻炼学生自主学习、汇总知识的能力。
“产学研”结合是中国大学走向培育创新人才的希望。面向社会培育高水平的人才需要中国大学在办学理念上有所改变,甚至突破。希望我们的大学生能够早日摆脱学生气,挣脱与社会隔离的保护圈,勇于接触社会,自主选择,主动出击,把握自己的命运。
忧患品德教育
国际型人才必须具有良好的品德,尊重知识、尊重科学、诚实正直。而良好品德的培养来自于最初的教育和社会的价值取向。我认为,随着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今中国对品德教育重视不够,需要加以改善。
“教育产业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普及基础中小学教育,让适龄儿童上学受教育是一个国家的义务,也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而“教育产业化”势必带来学校与经济效益挂钩。学校、班级均有排名,升学率、额外收益等均有指标。教师、学校都要想方设法去完成这些指标,甚至会采取某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去创更高效益等。如果现在不能够及时得到回归理性的改变,不仅会使学生继续面临巨大的精神和学习压力,而且家长也同样要经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及沉重的经济负担,最终将在很多方面对国家的未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回国,在吃麦当劳的时候,大家都在排队,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穿着校服,臂佩“三道杠”,毫不犹豫地插队到第一个,且自豪地招呼其母亲过来,其母亲也为女儿的“优秀”表现感到骄傲。我的孩子对此举感到吃惊,不能理解这位小学生为什么会不遵守公共道德。我可以想象,这位小学生在学校里一定是“三好学生”或者是“助人为乐”的小雷锋,可其出了校门的举动,却让人深思。
此外,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弄虚作假之风甚为严重,有人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窃取抄袭。有不少教授被誉为某领域的专家,兜售的竟然全是“因特网知识”,出专著自己竟然没有做任何事情。如此为人师表,如何育有品德之才?
都说中国人聪明、智慧,但我们的大部分聪明和智慧并没有让我们在创造和发明上显现出优势,而更多的体现在学习能力强、跟踪模仿快。尤其当我们忽视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时,整个世界都产生一种对中国人的畏惧感。的确,中国精于“山寨”的人实在太多,此种环境下,又有多少中国企业敢于研发?
(作者为德国慕尼黑中华文化中心主席 来源:千人计划网站 www.1000p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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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点:创新的前提是厚积薄发。
例证:没有第谷的观测,就没有开普勒三大行星运动定律,没有开普勒三大行星运动定律就没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也就没有经典物理学。可以说牛顿的伟大,是几代人积累的结果。
所有人都看到我们创新少,那么有没有人看看我们的积累有多少,没有积累,哪来的创新?有很多人瞧不上华为,说华为没有创新。但是就没有人想想,在华为之前,国内又有几家曾经把TCP/IP的协议栈实现过一遍?可以说,没有华为/中兴/H3这些跟随者,我们在网络方面永远不可能创新。就算有,也是IPV9那种骗子。
有人说民国积弱却是大师辈出的时代,不错,但是那些科学巨匠又有几人是国内培养出来的?举全国之力,选当世之俊才,入欧美深造,而成一二大师,应该算是当时教育最客观的写照吧。而一旦中外的交流中断,闭门造车的结果就是大师之弟子难越大师之境界,没有了进步。这恐怕不是简简单单的教育制度/政治制度能够解释的了的。前苏联在同样教育制度/政治制度之下,同时代也是大师辈出的。个人认为,其根源在于整个民族的积贫积弱,科学土壤贫瘠,积累少因而创新少,创新少因而大师少。
简言之,创新之根本在于积累,偏离这个根本谈如何促进创新就是缘木求鱼。历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是积累者,我们要补的课实在太多。最后 @吴朱华 那句话:”创新还是少谈多做更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