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为仁：施行仁政。
工：巧饰也，象形字。象人有规榘也。与巫同意。像古代画直角或方形的工具曲尺。
后延伸指工匠。如西周伊簋：“王呼令尹册命报官嗣康宫王臣妾、百工。”
利：会意字，利的古字形，左部是禾，其字形像成熟的庄稼；右部为“勿”字，其字形是在“刀”字的基础上再加几点，勿是“刎”的初文，有割的意思。利勿结合就是用刀割庄稼，说明刀的锋利。
刀口锋利切割速度就快，由这一点又可引申为速度快。对于刀，自然是越锋利越好，故引申为顺利、便利。
事情顺利就有好处，故又引申指利益、好处、利润等义。由顺利、吉利又可引申为“对……有利”。
邦：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从田，表示建立土界，也即“封疆”之义。
所以“邦”的造字本义就是“封界”。古文字中“封”、“邦”本为一字，古汉语名动相因，所以“封邦建国”的中动词“封”和所“封”的名词“邦”本来是一回事。
邦在金文中字形的演变又增添了义符“邑”，而表示“封界”之义的“草”和“土”。
《说文》云：“邦，国也。从邑，丰声。”
贤：形声。字从贝，从臤（qiān），臤亦声。“臤”本义为“驾驭臣属”，引申为“牢牢掌握”。“贝”指钱币、财富。“臤”与“贝”联合起来表示“牢牢掌握财富”。
贤的本义：量入为出的人。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善于理财的人。理财家。《庄子·徐无鬼》：“以财分人谓贤。”
引申义：1.会精打细算。会量入为出。会过日子。2.有理财能力。3.有才能。4.有才能的人。转义：多财
“贤”的本义是管理钱的人。多财、多才即从这个意思引申出来。东汉·许慎《说文》：“贤，多才也。”
贤还有重视的意思，如《论语》：“贤贤易色”，即重贤轻色的意思。
全文理解为：
子贡问怎样施行仁政。孔子说：“工匠要做好工作，必须先磨快工具。住在你想仁政的国家，先要侍奉大夫中的贤人，与士人中的仁人交朋友。”
想在哪个国家施行仁政，就要先在那里做好准备：1，先帮助辅助贤大夫做事，因为只有贤大夫才有“仁”的观念和意识。2，结交士人中的仁者，士人是为政的储备人才，和他们中的仁者结交，等到他们从政的一天，就壮大了施行仁政的势力。
事先充分谋划，比起事到临头手足无措要节省很多时间。“磨刀不误砍柴工”，“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礼记·中庸》中说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意思是说没有事先的准备，就不会取得成功，起码不能顺利地取得成功。
对于工匠，首先要有好的工具，对于读书的人，首先要有好的教材、资料，好学的人一定是爱书的！高尔基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西汉的刘德，为了一本书，千里迢迢，花重金购得！蔡邕得到《论衡》后，如获至宝，喜不自禁，日夜攻读。
中国教科书之父张元济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文明没有断裂过的文明古国，中国自古重视教育，人文昌盛。
早在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提出”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先进教育思想，但古代的教材仅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近代以来，在饱受国外列强的欺凌后，各位仁人志士开始思考“教育救国”，以追求现代科学知识和追求建立繁荣富强的现代国家为目的的“新学”逐渐普及。
过去的教材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人新的需求，新教材的编写也呼之欲出。这时，编写新时代教科书的重担就落在那些近代仁人志士的肩上。
编写教科书是项巨大工程，我们不能忘了这个人——张元济。他是中国著名教育家、实业家、教科书之父， 缔造中国最强出版社，编写教科书再版45次。
张元济籍贯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1959年8月14日卒于上海。
张元济于1892年考上了进士，在朝廷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
1898年，光绪皇帝破格召见张元济兴办新式学堂，但是维新变法不到一百天，就失败了，许多参与了变法运动的人遭到了牵连。
梁启超，康有为逃到日本，谭嗣同等英勇就义，当时的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教书了，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十分欣赏张元济的才能，幸免于难，还被推荐给盛宣怀。
1898年冬，张元济被盛宣怀委任为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张元济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后来还担任了学校的校长。
在张元济主持下的译书院，成果卓越，出版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著作《原富》，直到如今这本书依然被誉为现代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张元济还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张元济还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
张元济还创办了南洋公学特班，不过只培养了一届学生，然而，这批学生里，却涌现出许多经世致用之才，著名的有谢无量，邵力子，李叔同。
1902年，张元济辞退译书院职务，加盟了商务印书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创立没多久，不过是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立的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厂，这让当时他的朋友十分不能理解。
张元济认为南洋公学规模太小，培养的不过是社会精英，并没有达到开启民智的效果，而印书馆则因为发行量很大，能够传播的更加广泛，对于普及国民教育是再好不过的途径。
就这样，他把加盟商务印书馆和中国现代教育联系起来，他回复之前的恩人盛宣怀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受到教育的不过四十万，而那四十万所谓的受教育人群，很多也就学过几部八股文，再这样下去，国家的命运让人不安。
张元济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后，开始大刀阔斧改革，他聘请了如蔡元培等教育界和文化界众多仁人志士，并且一边影印一些珍贵的古籍，选择最好的版本，一边推介西学，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最新的最好的翻译，并且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印刷，几乎所有事情，他都亲身躬行。
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张元济决定编撰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国文教科书，他和请来的众多学者以及编撰图书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教科书的编撰事宜，最终不断地修改选录的课文，甚至对课文做出改动，润色，每完成一章节，印书馆的人员们就轮流检阅，然后开始下一篇。
经过两年的努力，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中国现代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被当时清政府开办的各地学堂广泛采购投入教学，并翻印45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
其他出版社因为张元济出版质量很好，为了竞争也不敢粗制滥造，带动了整个出版行业走向正轨。
同时，他还出版翻译了众多欧美小说，西方名著，编撰中国第一本新式辞典——《辞源》，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本出版发行的工具书。
新文化运动时期，商务印书馆成为当时东亚赫赫有名的印刷出版公司，巴金，老舍，丁玲都是通过他出版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
张元济广泛收集各种古籍，编撰了著名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四部丛刊》耗费了他一生的心血，超越了《四库全书》成为收集最全的中国古籍丛书。
张元济不但对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贡献极大，还对中国文化的保护贡献极大。
他大力搜求古今图书，陆续收购长洲蒋氏、会稽徐氏、太仓颐氏等藏书家藏书，于商务印书馆内特辟“涵芬楼”为藏书处；
不久，又收盛氏“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的大部分藏书，所积达10余万册之多。1924年命名为“东方图书馆”，1926年对外开放。
1929年增设儿童图书馆。藏书共达518 000余册，舆图、碑帖5 000余种。宋，元、明、清善本书极多，外国杂志、报纸、图书也极完备，藏书质量和规模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军轰炸将他毕生心血毁于一旦，张元济遭受了人生中最为严酷打击。 图书馆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
1952年，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由他出馆长，他因重病在身，没有答应，第二年，毛主席亲自邀请担任馆长，他不再推托。
1958年，总理亲自看望这位中国杰出文化界功臣，他十分欣慰，第二年，张元济因病去世，享年92岁。
张元济晚年曾写一幅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
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正是因为中国近代有众多如同张元济一般具有真知灼见的仁人志士，中国才会走出困境，迎来今日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