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娘已经是个81岁的老奶奶了。“二姑娘”是她的小名，年少未出嫁时，村子里长辈都这么称呼她。老父亲离世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这么称呼她了，即使是她的老姐姐。“二姑娘”是她回忆自己年少的故事时，别人话语里的自己。
二姑娘命很苦。14岁，母亲就生病故去了，却甩下一个才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小弟弟。二姑娘有个17岁的姐姐，已出嫁，和丈夫去了东北生活，底下是大弟10岁，妹妹8岁，二弟4岁。他们除了调皮捣蛋不懂事，就是被人欺负了回家来哭。二姑娘的父亲在保定给人家看店铺，不常回家，爷爷去世，奶奶疯，二姑娘就成了这一家的家长。不吃奶的怎么也好说，吃奶的小弟弟饿的鬼哭狼嚎，她只能抱上弟弟满村子去求正在哺乳的妇女，求人家好歹喂弟弟几口。最后实在没办法，父亲做主，把弟弟送给了村子里一户缺少子嗣的人家。少了个嗷嗷待哺的娃娃，二姑娘的日子能将就过下去了。父亲只负责每月少的可怜的生活费，而把这点生活费换成能吃的能穿的就全靠二姑娘自己了。
那年代， 14岁的女孩正是学活计的年龄，二姑娘就跟着叔伯家的婶子和堂姐学做针线，做衣服，做父亲和弟弟妹子们的大小鞋子。就这样，两三年后心灵手巧的二姑娘学就了一手好针线活，纺线织布不必说，捺的鞋底做的鞋帮，缝制的小衫裤子，谁看见谁夸。村子里的妇女都说：二姑娘手巧，活做的那叫好！十七八岁的姑娘就成了别人求着帮忙指点做活的小师傅。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穷苦农家的日子，如何辛苦是不必形容的。二姑娘自然没有念过书，大字识不过仨。但十八九岁的二姑娘依然出落的挺俊俏，加上手工活计好，虽然没妈，自己还拉扯着三个弟弟妹妹，但在村子里的口碑人缘却好。一户比较殷实的人家就看上了二姑娘，托她的婶子来提，已出嫁的堂姐也在一旁撮合。那户人家的儿子正在天津读书，过年才回来一次。那一年的年前，就在他放假回来过年时，她们在堂姐家见了面。二姑娘回忆说：“那少爷挺白净，高挑，文质彬彬的，留着时髦的偏分寸头，我一看就喜欢上了。”然后就那么自自然然地定下亲来。转过年，在那少爷要回天津上学的前一天，正月里，就办了喜酒，把二姑娘娶过了门。
二姑娘说：“过门那天，我们谁也没碰谁，连句话也没好意思说，就那么睡了一夜。第二天，少爷就回天津上学去了。”
往后的日子，二姑娘就成了这户人家的使唤丫头。没日没夜的干活，推碾子磨面，洗衣做饭，做一家子人的衣服鞋袜，开春做单衣单鞋，立秋后做棉衣棉鞋。有时婆婆会交代说：“这是给你丈夫做的鞋，用心做。”好像就真真的更用心一些，搓麻绳选白白的麻，捺鞋底捺的更密实，还要更好的排布花色，上鞋帮时选最好看的那种暗上帮，这样就看不见线脚，鞋子圆骨溜溜的。做完后用水泡过的小麦粒装进鞋里撑一夜，鞋子就更加挺实饱满，很美观。最后把绣上鸳鸯戏水的鞋垫放进去，放好鞋楦，再包起来装进匣子。家里就派人给少爷送到天津去。二姑娘说：“那时候想啊：少爷穿上我做的鞋会不会出去显摆，告诉同学说这是我媳妇做的呢？”
苦日子长大的二姑娘在婆家仍辛苦，却也有了盼头，盼着暑假时，小丈夫会回家来吧。但转眼秋天了，他却没回来。开始做棉衣时，有一天，二姑娘一个人在磨坊推碾子，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嘴里有一搭无一搭的啃着从院子里树上揪下来的酸李子。不经意间一扭头，看见那少爷竟站在门外看着自己，二姑娘有些不知所措，也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话说，嘴里啃着的李子也没停下来。这时耳中就听那少爷淡淡地说：“你回去吧。回你们家去吧。”二姑娘站起来回答说：“回去就回去。”然后就回自己住了大半年的房间，收拾了自己那两件不多的衣物，跟婆婆说了声“我回了”就回了娘家。
之后，两家家长好像见面谈了谈，他们就解除了婚约。
二姑娘又回家过起了做家长的日子。反正年轻，无忧无虑也没有伤心。不给他家做牛做马了，二姑娘觉得这也挺好。
又过了一年，二姑娘二十岁了。邻居一位当老师的表亲给二姑娘介绍了一位自己的同事，他家住五里外的一个村子，27岁。二姑娘说：“有一天我和妹妹从地里劳动回来，经过那表亲家门口时，看见两个青年从他们家出来，骑上自行车走了。我看见其中一个挺一表人才的。”后来经过介绍人的牵线，二姑娘和那年轻人见了面。见到才知道，那就是她和妹妹那天见过的人。像上次一样的快速，他们很快订了婚，年前的腊月初九，他们就领了证，结了婚。二姑娘说：“这次一点也不风光。他骑自行车，我坐在横梁上，我们上公社领了证，他就把我带回家，我们就结婚了。”
婚后的二姑娘和丈夫又一起当起了家长。原因是，丈夫家也穷得叮当响，还四处借房住。家里有一个糊涂地只知道吃，吃后得哪哪拉的老奶奶婆，和一个39岁时就丧夫守寡的缠过足的婆婆，以及两位未成年的弟弟和一位更小的妹妹。说起来二姑娘和丈夫真是天生的一对：丈夫15岁丧父，自己当家长养活奶奶、小脚的母亲、年少的俩弟弟、一个妹妹，一直给村子里的地主或富裕人家做长活，打短工，挣米挣面供养一家老小。和二姑娘的成长岁月几近相同，相差无几。唯一比二姑娘强的是他在父亲撒手人寰之前读了几年书，高小毕业。那年代在农村这算知识分子了。于是解放后村子里建学校，他和几个读过书的年轻人经过培训就当上了小学老师，而且边教边上补习班。两个人都是苦命，那好吧，还是一样的日子，两个人的肩膀总比过一个人的力气大，共同扛着往下过吧。
日子，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着一个个儿女的出生，两人更得拼了命的劳动，想办法赚钱喂养这一张张的嘴。他们种地，男人每天下课后就下地干农活，干的农活还比所有人都好；他们在院里种菜，吃一些，给邻居一些，换取一时没钱买的盐和火柴等；后来，冬天农闲时，男人去山里趸回水果或其他干货，女人就在集市上卖；听说山西大同卖花生米好赚钱，男人就领着几个孩子在家剥花生，然后炒好五香花生米，女人背起上百斤，就和村子里其他人一起，偷偷地搭煤车去山西那些城市卖。卖完回家，背起男人已经准备好的，就又出发。为了省下车费，她们从不坐客车，从不买车票，总是在最黑的夜里来来回回，因为晚上偷着搭车才不容易被逮着。受过多少苦累，吃过多少人的挖苦和谩骂，数不清。被小偷偷过，被骗子骗过，被一起跑路的人坑过，被人们一窝蜂抢过，被吓呆过（在无数条路基中奔跑寻找合适的搭乘路线时，差点被飞驰过的火车撞上），被车站管理人员抓住，扣了全部的两包花生米，二姑娘说：“那一次，我哭得想死了算了。那时候不知道辛苦，也不觉得肩上背的一百多斤沉，就想着那些花生能赚回好几十块钱。那几个冬天，我们赚了不少钱，每次都能赚个二三十块。反正就是想各种办法，得让我的孩子们过年时能穿上一件新衣裳或者一双新鞋。我呀，”老太太两只手相互摩挲着自己的十只苍老变形的手指继续说：“每年的年三十，我都还在赶活儿。赶着把没有做好的鞋底连上鞋帮，好让他们初一早上能穿上脚。我的眼累了，就看几眼炕头上一拉溜的小脑袋，然后就接着做。说起来好命啊，呵呵，每年初一天亮前都能做好，让他们拜年时都穿上。”
生活，总会越过越有味，越过越有累积，越过越富裕，也越过越甜。如今，二姑娘和她的老伴儿相伴着走过半世，已经度过了金婚。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虽然手常常疼的得互相狠攥着，却还做鞋子，自己穿的，老伴儿穿的。有时老姐姐和妹妹看上了就拿走一双，孩子们看着新鲜也拿走，穿不穿的也愿意留起来一双。
二姑娘最后说：“还有啊，也不知道那家的少爷是怎么想的。我又结婚没几个月，有一天我的大弟弟给我拿过来一封信，是他写来的，里边有两页纸，还有一张他的大照片。我也不敢让丈夫看见，揣上信就跑到堂姐那儿，问她怎么办。堂姐说：他家都不要你了，你又嫁了人，他还写信来，不是什么好东西！然后堂姐就把那信和照片一同扔进了正在燃着的灶膛。我和堂姐都不识字，也不知道他写的都是什么。再后来，回娘家时远远看见过他，谁也没有理谁，听说他在外边娶了亲，还当了北京一个大干部的秘书。我不恨他，没恨过他。他的命也不好，后来贪污坏了事判了刑。”
二姑娘说着自己的故事，就像说的是别的什么人的故事，从始至终，很淡然很平缓，不燥不急，不悲也不喜。听的人呢，有时哭，有时气，有时比她本人还觉得委屈。可老太太却只是淡淡地娓娓道来，如同，那真只是个不关己的故事。
二姑娘，就是我平凡而伟大的老妈妈。妈妈，我们永远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