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抒祖：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诉求——巴陇锋《永失我爱》简评

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诉求——巴陇锋长篇小说《永失我爱》简评

文|武抒祖

（本文刊发于2016年第6期《中国文艺家》）

 知识分子叙事是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不衰题材。从鲁迅的《伤逝》到柔石的《二月》，从巴金的《寒夜》到贾平凹的《废都》等构成现代文学知识分子长篇小说的丰富长廊。这些小说从不同时代、不同视角深入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探索他们的生存现状，透视在急剧变革时代消除羁绊寻求自我解放，在社会动荡下遭受肉体折磨与灵魂救赎，在社会转型时遭受权力的欺压侵凌及在傲慢的权力面前的弱小无助，表达自身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诉求。

巴陇锋作为西部作家队伍中的一员，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文学道路上执着耕耘，砥砺前行，成果丰硕，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永失我爱》就是其在2016年出版的以底层知识分子生存现状与精神诉求为主题的一部新作。作者以独特视角观察社会，直面困境，演绎底层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内涵。

小说以路明为中心，塑造了西部教育界底层知识分子的形象，叙述他们的生存、苦闷、无奈与挣扎，委婉含蓄地表达处于底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人生困境，作者深切体验了西部农村的贫穷愚昧，带着深深的忧思试图给西部农村的现状开一剂药方。巴陇锋通过以路明为代表的出身农村、耕耘西部穷乡僻壤的知识分子的现实叙事，带着热度的观察和体验，肩扛责任与使命，书写这一群体纵横而不得、伸展且不可的人生履历，让人深思。

首先，小说展示了底层教育界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苦痛。

1990年代中国底层教育界知识分子是个悲惨的弱势群体，西部尤甚。底层知识分子工作条件艰苦，生态环境逼仄。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带着梦想、新奇与追求来到基层，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融入这片厚重而贫瘠的土地，以苦行僧式的韧性和耐力执着坚守，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广大农村的贫穷愚昧，为这块土地擎起一片蓝天，但现实是如此冰冷坚硬。

这些底层知识分子无疑属于“小人物”，处境卑微，但同样具有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路明每天“除了上课，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写稿上。”他笔耕不辍，用文学干预现实，在考研路上负重前行，以期更好地投身西部建设。当基层权力肆意挥霍的时候，底层知识分子感受到它的傲慢与威势，这些知识分子成为权力的“玩偶”，在其裹挟下不得不“涅槃”，进行痛苦的蜕变。巴陇锋长期生活工作在基层农村，对底层生活有深切的观察与体验，自己触摸到权力的威势与傲慢，因此，他用一支笔细致地把握了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在冷静叙述中蕴含着生活的热度。

环境影响人的性格与气质。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里论述了自然环境的优劣影响着种族的性格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路明等知识分子置身严酷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他们多愁善感的性格。农村严苛的自然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浸润着他们的思维习惯与精神世界，大家基本被贫穷所裹挟，每天必须直面贫穷并与之战斗。生活教育了人，路明感到自己孤立无助，“一下子成了世界上最忧伤的人”，其实，这是觉醒者无可奈何又心有不甘的寂寞处境的真实刻画。鲁迅深刻地指出，人生最大的苦痛在于“梦醒了后无路可走”，路明等就是“梦醒了后无路可走”的底层知识分子，面对贫穷愚昧只能默念“治穷必先治愚”，事实上，没有经济的改变，脱离愚昧仅是一种奢望，何况造成贫穷愚昧并非仅仅是自然条件这一孤立因素。民众的贫穷愚昧容易被迷信所绑架，路明侄子病了，不到医院寻针问药，反倒舍近求远，企求名气远播、目不识丁的骗子神娃看病就是典型的一例。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娜拉走后无非两种出路，堕落或者回来，因为她没有钱，没有经济的支撑自我解放只能是一句美丽的空话。深入反思，解决温饱破除愚昧依然是西部农村面临自我解放的紧迫课题，这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喜欢把苦难作为主题的内生动因之一。

其次，小说还展示了知识分子选择的不自由导致人的精神的困境。

因袭着传统观念，受到各种羁绊，在爱情道路上的不自由。路明挚爱着许芬，美国留学生Kathly深爱着路明，路明面对爱情选择的困惑。“理智告诉他，择偶须携千秋业，应该选择知性达人Kathly”，结果错失了选择的机会。萨特在《理性时代》中有一名言：“选择即自由”。人是通过选择而实现了自我，这是一个明朗得有点让人伤感的命题。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人是通过选择而生存的，生存离不开选择，人们为了自身存在而不断地进行着选择，这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人的生存困境说明选择之难。这些底层知识分子在面对爱情时无法选择，彷徨无助而伤痕累累，这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人的选择的困境，其实还是选择的不自由，折射社会的不完美。

第三，小说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肩扛社会责任、伦理地介入现实的当代关怀的重大课题。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这是个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托尼·朱特在《思虑20世纪》一书中认为知识分子从事小说写作，要将明确的伦理介入倾注到作品当中，而这个明确的伦理即具有明确的当代关怀和公共责任感。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常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润，知识分子常游走于民间与庙堂，平衡着权力与个人荣辱得失。封建社会的残酷侵压与思想的禁锢，他们身上的抗争精神——伦理精神——渐渐消磨了，有时不免呐喊几声，依然是对封建王朝的维护。再者，封建皇权对知识分子的利用与打压，使知识分子不能把政治与公共责任感相关联，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几乎失语，使得中国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大大滞后于西方国家。路明作为现代社会的底层知识分子，对基层政权的卖官鬻爵滥用权力及其傲慢深有感触，虽然他依然保持着一颗进取的、“坚强”的心，但他没有勇敢地站出来，对傲慢的权力采取纵容或闭目塞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由于对基层政权的纵容，它们有恃无恐，直至自己的权利被侵蚀被剥夺，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的路明到县独立高中代语文，竟然给他抱来一叠政治试卷……这些悖谬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基层教育界与底层教师身上，在于知识分子社会伦理的缺失。

巴陇锋明显意识到了小说对改良社会的作用，一支笔深入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折射90年代农村基层政治、基层群落、基层权力、环境生态破坏等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基层知识分子深深的忧患意识，通过小说这种手段为社会建设尽一份责任。俄罗斯作家左琴科说：“我们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堕落负有责任”，说明一个道理，知识分子始终要占领社会与时代的精神制高点，构建精神生态，引领时代进步。

1990年代是一个中国经济、文化、精神状态快速转型急剧变革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地域、群体等发生裂变并拉开巨大差距的时代。1990年代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快速边缘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极为复杂，与社会的快速变化不无关系，也与当代作家的视域、文学修养、知识体系有关，折射作家对基层知识分子的生存体验不够。

巴陇锋通过《永失我爱》艺术地再现了上世纪90年代西部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图景与时代氛围，塑造了几个知识分子的鲜活形象，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读者和着他们的血泪，体验着他们悲切的人生困境与精神诉求，思考中国底层社会的残酷现实，为社会改良提供了一面镜子。（完）

作者介绍：武抒祖（1969——）男，1969年生，甘肃省会宁县人，硕士研究生，2010年出版《浮云集》专著一部，对现代文学、文化现象、中学语文比较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