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产业政策没有错,对错看执行水平

近年来,关于产业政策之争,甚嚣尘上。说到底,这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孰对孰错,今天东音君,也无能力做判断。正好本社刚刚出版了郎咸平教授的著作《马克思中观经济学:拯救世界的经济学》,东音君发现,里面有大量的关于世界发达国家,是如何利用产业政策的内容和资料。小编花了很多精力,整理于此,供大家参考。

我们通过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只要国家对生产资料部门进行计划,经济就会稳定发展,否则经济危机就会频繁出现。但是计划又不能过头,有两个后果必须注意。第一个后果就是一旦计划深入生活资料部门就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国企病、经济效率和竞争力下滑等。第二个后果就是生产资料部门也不能投资过度,否则必定爆发产能过剩,导致经济长期萧条。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三种模式,美国是间接控制生产资料部门,虽然市场很有活力,但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周期性危机,福利水平为发达国家最低。英国和瑞典则是计划过头,国家计划深入了生活资料领域,不得不调整回归。德国和日本是教科书式的计划经济,随着国家经济变好社会福利上升。

一、美国模式:间接干预经济

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从危机前的2%—5%在罗斯福新政后达到20%—25%。从此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而且对第一部门的控制手段不断升级,比如最开始的兴办公共工程,还有“二战”期间的直接办国有企业(战后把企业私有化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控制企业,为企业设立了严格的生产制造标准等。1965年《水质法令》要求各州改进水质;1966年《食品包装和标签法》《儿童保护法》要求食品企业公布食品相关的一切信息,包括配料、营养标准等。1967年《农业公平实施法》给农产品的生产、价格规定标准。1969年《经济稳定法》控制工资和物价。1972年《消费商品安全法》管理控制消费品的安全与可靠性。大家今天可能觉得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实际上在当时这都是开创性的工作,即政府为企业制定一切标准,在资产阶级掌权的美国已经很不容易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接近直接计划经济(类似于我们的产业规划),政府直接制订产业发展计划,引导经济。比如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直接导致了信息时代的到来。

2009年在奥巴马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计划》等文件下,政府牵头成立15个高端制造业中心,高端制造业重新回归美国,就连福耀玻璃曹德旺、富士康都去美国投资建厂了。

2012年通用电气响应美国政府号召,和IBM、思科、英特尔以及AT&T成立了工业互联网联盟。有可能创造一个15万亿美元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这将是再造一个美国,和当初的信息产业一样伟大。有些人会说:这些不都是企业行为吗?5家公司合作而已,和美国政府有什么关系?那请问:为什么2008年美国政府一下子就给通用500亿美元,帮他渡过危机?通用一直处于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监督下,能不听话吗?它们去海外占领市场一直靠美国政府在背后推动,有时候会直接出面给对方国家施压,比如2016年12月1日,奥巴马卸任之前力推通用电气和谷歌等美国公司入驻古巴。所以这些超级大公司都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一直在通过金融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干预第一部门。目的就是让经济尽可能稳定发展。

美国这种间接控制模式也有弊端,那就是不可避免发生经济危机。最近的两次经济危机都是从美国开始的,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的次贷危机。

二、英法式:政府干预经济过头

(一)英国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英国的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规划第一产业?国有化!

“二战”后,工党第一次以多数派的角色执政(1945—1950年),第二次长期执政是1964—1979年,这期间英国进行了大规模国有化,直接控制各种主要生产资料,包括银行、铁路、电力、煤炭、航空、通信等。

1946年以后,政府先后依据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在铁路运输、电力、煤气、航空、电信、航运等部门企业推行国有化。1946年1月通过《民用航空法》,将民用航空业收归国有,成立3家国营航空公司;3月,英国政府把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并使其成为法定中央银行;7月通过《煤炭法》,建立国家煤炭局,政府用1.6亿英镑的补偿费将全国800家煤炭公司收归国有。1947年,通过电报及无线电通信业国有法令,将大东电报局收归国有;通过《国内运输业法》,将运输业收归国有,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四家大铁路公司收归国有。1948年,通过《煤气法》,将煤气业收归国有。1949年,将天然气供应收归各地区所有。1951年,《冶金工业国有化法案》正式生效,对钢铁业进行大规模国有化。

1964年,工党再次上台,实行第二次国有化。1965年,新的国有化法案恢复“英国钢铁公司”的名称,钢铁企业被重新国有化;1968年通过新的《运输法》,把部分机场和港口收归国家管理经营,并将160公里以上的货运公司进行国有化改造;1969年,成立全国客车公司,成立邮政公司;1971年,劳斯莱斯有限公司破产,政府将航空发动机部分另立公司收归国有;1973年,创建英国燃气公司。

1974年3月,工党再次执政,威尔逊和卡拉汉工党政府开展第三次国有化运动。1974年,工党政府提出要把开发的土地收归国有。1976年,利兰汽车公司被收归国有。1977年工党政府宣布建立英国宇航公司,还将一些自动化高端技术设备企业收归国有;将造船工业国有化,组成英国造船公司。70年代末,卡拉汉政府成立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执行政府参加沿海油田的开发权利,把私人所有的商业港口和运输设备置于国家所有和管理之下。

1977年截止,银行、煤炭、铁路、造船、煤气、电站、广播通信、邮政领域100%是国企;钢铁业、航空业75%是国企;汽车业50%是国企。按照马克思的中观经济学原理,过度的干预生产资料部门也不行,会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国际竞争力下降。英国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这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工党下台,保守党执政。

1979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上台,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企大规模引入私有化,国家只保留一个黄金股。过去100%由国企经营的铁路、造船等行业开放给民营企业经营牌照。大家不要以为这就是回归自由市场经济了,恰恰相反,这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调控能力。撒切尔完全没有改变“二战”以来国家职能的基本格局,也不可能回归自由放任,反而是需要市场的时候就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需要计划的时候政府随时可以重新计划。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进行引导。

2012年10月,英国建立“绿色投资银行”,由英国政府全资控股,三年内在英国境内投资了超过40个绿色项目。目的是引领绿色经济的发展。具体内容包括发展风力发电及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等。

2017年11月27日,英国商务、能源与战略部发布了《产业战略白皮书》。白皮书规划了英国未来数十年的产业发展策略,提出政府与企业合作,首先在建筑、生命科学、汽车、人工智能四大产业签署合约联合发展,并提出了多项投资研发、教育、基础设施升级的计划。产业战略的目标是,到2030年,英国成为全球最为创新的经济体,为国民创造高技术含量、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到2027年,将英国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7%提高到2.4%。这意味着,在未来10年内,英国或将对高科技产业再投入800亿英镑。已经进入规划的项目有:2.46亿英镑用于研发下一代电池技术;8600万英镑用于在全国建立机器人中心;对数学、数字技术教育增加投资4.06亿英镑,帮助解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技能的短缺问题;1.7亿英镑将用来推动建筑产业转型,提供更为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2.1亿英镑用于推动早期疾病诊断和精准医疗的发展。这就是典型的国家推动、企业实施,类似于我们的五年规划。

(二)法国

法国一直是欧洲中央计划最强烈的国家,因为其资本主义是在拿破仑政府的推动下发展出来的,1929—1933年的大萧条对法国的影响也小于英国和美国。“二战”结束前,法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保险制度。但此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是以行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主要是那些要求熟练劳动力的部门企业为稳定本企业职工而实行某些保险项目,范围有限。“二战”后,法国从1946年开始就有明确的五年规划,战后三年,国民经济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法国的福利社会就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建立起来的。

在控制生产资料方面,法国是直接持有和经营国企。1945—1946年,法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律,先后将雷诺汽车公司、法兰西电力公司、法兰西煤炭煤气公司、法兰西银行、国民工商银行等,以及30多家保险公司收归国有。全国煤炭局、国家铁路局、国家宇航公司和法兰西电力公司等经营管理机构相继建立。1948年,法国国民议会颁布法令成立新的法国航空公司,法国政府拥有70%的股权,成为法国国营航空公司。1967年,34家保险公司改组为3家集团,即巴黎保险联合公司、国家保险集团、巴黎保险总公司。1970年,北方飞机制造公司、南方飞机制造公司和弹道导弹研究和制造公司合并为国营宇航工业公司。1981年密特朗政府再次颁布国有化法律,在1981—1982年将五大工业集团(法国通用电气公司、圣戈班公司、佩希内于吉纳-库尔曼公司、罗纳-普朗克公司、汤姆逊-布朗特公司)、两大金融公司(巴黎荷兰金融公司和苏伊士金融公司)以及存款在10亿法郎以上的36家大银行国有化。

至此,法国国有企业在邮政、电信、核电、铁路运输、烟草以及煤气生产方面控制程度达100%;在钢铁行业的控制比重为80%,航空运输行业为87%;在基础化学、人造纤维、有色金属等行业,国有企业的比重也超过了50%。发展至今,这些企业多多少少都具备国企病。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们已经从过去的生产资料部门演化为或者延伸到生活资料部门。所以法国也在酝酿国企改革,试图让它们恢复市场活力。

目前法国对经济由直接计划转为鼓励创新科技。2004年法国把“科研税收抵免”确定为一项永久性的、鼓励创新的公共政策。2008年进行改革,“科研税收抵免”主要面向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的企业,而且科研有关的人员费用、转包费用等都可以进行税收抵免。2012年,法国又进一步将税收抵免政策扩展为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税收抵免”。2012年11月6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发布了《促进增长、竞争力和就业国家公约》,开始推行“竞争力与就业税收抵免”政策,继续为企业改善科研与创新等提供税收抵免的财政支持。这一系列的税收抵免政策明确地反映出法国大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政策导向。2013年,法国进行了高校与研究体制的改革,《高教与研究指导法》提出建立国家科研战略委员会,把科研视作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

三、德日士:教科书式的计划经济

(一)德国政府对经济的计划性干预

德国之所以能获得那么强大的经济能力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根源就在于强大的经济计划,尤其是对生产资料部门的计划。“一战”前,德国政府直接拥有全国94%的铁路,取消私人邮局,44个最大的矿山、12个大钢铁企业、发电设备等统统属于政府,还将私人的发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公共运输公司等改为国有企业,由国家经营。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有化。

“二战”以后,德国联邦政府先后颁布法令将水、电、煤气、交通、铁路、邮电和航空等重要公共经济部门收归国有。之后继续颁布《德意志联邦银行法》(1957)、《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信贷法》(1961)和《外贸法》(1961)等,对国民经济及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直接强制性干预。效果很明显,德国经济迅速崛起。

如今,德国对国家经济的计划依旧强势。大家都知道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工业4.0的国家(2011年),其实这不过是德国政府《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中提出的五大需求领域之一。2006年德国就发布了《德国高科技战略》(2006—2009年)报告,提出到2009年,德国政府的高技术投资总额将达到146亿欧元。报告确立了17个现代技术创新范围:安全研究、健康与医学、环境技术、光学技术、信息与通信、航空航天、车辆与交通技术、微系统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材料技术等。通过该战略,国家和经济界在研发领域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和精力。高技术战略帮助德国提高了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成功增加并整合了科研与创新投资。

2010年7月,德国出台了《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基于德国高科技战略的成功模式,强调聚焦于全球挑战、着眼未来和面向欧洲等战略新重点,提出了气候与能源、健康与营养、物流、安全、通信这五大国家需求领域的思路和建议。这些都是典型的控制(引导)第一产业部门,但是对第二产业部门不加干预。

日本的发展过程全方位地复制了德国模式。这个复制过程完全是明治政府一手推动的。而且日本和全世界发达国家都不一样,日本是终身雇佣制。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而且日本重视集体主义,工人很少为了提高待遇罢工。所以日本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建立起和西方国家相当的福利制度。原因就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对剩余价值的分配也有很大话语权,经济变好后把剩余价值还给老百姓。

(二)日本政府对经济的计划性干预

在控制生产资料方面,明治政府把建好的工厂以半卖半送的形式交给民间经营,资本主义的发展让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强国。“二战”后,在美国的默许下停止解散财阀,继续实施“倾斜式生产方式”,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钢铁、煤炭。20世纪50年代又在国家主导下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成立国家出口银行,为出口型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发放低息贷款等。这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但是无论德国还是日本都没有把计划深入生活资料领域,他们深得马克思计划经济的精髓,尤其是“二战”以来的计划经济,堪称教科书式的完美。90年代,日本陷入传说中失去的二十年,实际上日本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对第一产业部门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从未止步。这也是日本长期保持科技优势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提出了“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1995年12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政府的第十三个长期计划《经济社会结构改革计划》,鼓励创业和改组原有产业,对那些开发能力强、有发展前途的风险企业,理顺其资金渠道,提供资金保障。和全世界都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的经济计划出台的过程中都有大企业直接参与,保证了经济政策符合实际,还能避免企业直接破产引发工人失业。比如2003年4月,政府出资10万亿日元成立“产业再生机构”,对资不抵债的企业进行业务重组、裁员、招聘新的经营团队等,然后重新评估再生后的企业价值,据此推算企业能偿还债务的上限,超过限额的部分要求银行免除债务。产业再生机构一共救活了41家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这和日本企业的发展历史以及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密不可分,也可以看出政府和企业的密切关系。但是日本政府从来不去直接指导企业的生产,不去干预生活资料部门。这保证了日本经济的稳定发展,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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