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容不下打工人

在近期的《吐槽大会》上,51岁的国足名宿范志毅,跟中国男篮球员周琦、郭艾伦一起登台互相“吐槽”。其中,曾经获得亚洲足球先生殊荣、踢过2002年世界杯的范志毅,一上场就是一句绝杀:“他们(中国男篮)能差成什么样,能让(我们)中国足球来拯救他们?”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足球确实正处于低谷。

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江苏苏宁,在夺得中超冠军后三个月,就尝试把球队卖出去。这个消息宣布时,球员们不光没有拿到承诺中的2000万奖金,连上赛季的工资也没有拿齐。创下中超转会身价的巴西外援特谢拉气得找到领队,骂他们是“骗子”,还带了一句葡萄牙国骂。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连同众多赞助商的退出,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足球退出潮的讨论。下赛季,天津津门虎也可能因为薪资问题无缘中超。而在2020年,中国足球四级别联赛(职业的中超、中甲、中乙和业余的中冠)还出现过100天内退出22家俱乐部的“行为艺术”。

21世纪经济报道做过一个时间更久远的不完全统计: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三级别联赛已经将近有100家俱乐部解散。

苏宁涉足足球的五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在苏宁组队时,金元足球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足球的语境里。资金雄厚的公司把特谢拉、保利尼奥、胡尔克这些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球星带到了赛场。恒大在亚冠的高光也让人们看到希望,但事后来看,这更像是一场短暂的狂欢。

01. 幻象

2015年12月21日,苏宁集团在南京苏宁易购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为江苏足球队新东家。张近东在发布会上表示,自己是德国队的忠实球迷,搞足球绝非一时兴起。

彼时,政策驱动下正上演着如火如荼的“金元足球”。在46号文件提出体育产业超过5万亿后,绿地、华夏幸福、佳兆业等行业领军企业纷纷入驻足球,无论是话题热度还是资本数量,一时间都水涨船高。

张近东接手江苏一个月前,背靠淘宝的广州恒大拿到了三年内的第二个亚冠冠军。2010年,许家印买下俱乐部的时候只用了1亿,五年后,张近东则花了5.23亿。这一年,中超赛事版权卖出了五年80亿的价格。平摊到每年,这比NBA+英超+西甲版权价格在中国的总和还要高。

没有什么比2016年的转会市场更能凸显中超的热闹了。短短半个月,标王头衔四次易主。上海上港、广州恒大和苏宁(两次)先后刷新转会纪录,最终苏宁以3.5亿元签约特谢拉结束了这场“战斗”。一年后,许家印和张近东喝交杯酒的照片在网上流传,之后不久就有了苏宁子公司200亿注资恒大地产的消息。

国际足联2016年全球转会市场报告显示,中国俱乐部在国际市场上签下159位球员,涉及金额4.513亿美元,是其他亚洲各国联赛之和的3.44倍。放在全球范围,这个金额排在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之后,比法国、葡萄牙球市的花费还要高。

人们暂时忘却了中国足球曾经的窘迫——当年中国足协因为没钱分红,索性拿了一家啤酒赞助商的产品当钱分,用卡车给每支球队送了750箱啤酒。不过,如果仔细翻看俱乐部的财务报表,会发现球队的日子并不滋润。

同样是2016年,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中超俱乐部这一年总收入70.82亿元,但成本高达110.14亿。在引援上出手阔绰的球队,比如广州恒大,2015年到2019年连续亏损,2019年亏了近20亿。

在足球产业链里,运动品牌、设备供应商等才是容易赚钱的环节。球员的高身价短生命周期以及训练基地和各种开销,意味着它的高投入。

但在国内球队,商业广告收入占了大头,即使是2019年的冠军恒大,门票收入占比也只有7.32%,而皇马、曼联、巴萨这些俱乐部的门票收入占比在10%-20%之间。其他城市的小球队,卖票就更难了,而这又会减少商业赞助的金额,形成恶性循环。

恒大第一次夺得亚冠的时候,有评论指出,只要投入上去,自然会有成果。事实上,人们也在国外俱乐部身上看到了这样的先例。

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买下切尔西后,做的不仅仅是买来德罗巴、马克莱莱和罗本,还在青训基地和数字科技上投入重金,科巴姆学院如今已经能和曼联巴萨的青训营比肩。即便遭遇了转会禁令,切尔西也迎来了芒特和亚伯拉罕等新人的崛起。

不过,投入有成果需要建立在一个有序健康的环境里。而中国足球变幻莫测的政策,让这成为了一种奢侈。

02. 荒诞

许多中国足球啼笑皆非的景象,是由出政策的一方和出对策的一方共同构成的。

年轻的球迷可能不知道,1980年代,在输给新西兰无缘世界杯后,中国足协痛定思痛,认为国足是输在了头球不行,出台了“一个头球算两个进球”的政策。结果是,球员面对空门故意挑球头顶,甚至趴在地上把球拱进球门。

后来类似的情况屡屡上演:要求上座率达标否则扣分红,俱乐部就免费组织看球。末代甲A,在奇葩算法面前,出现了输球进中超的情况。在这样的先例面前,U23政策引发的“破解”,只能算是常规操作了。

这个旨在给年轻球员更多锻炼的政策几乎一年一变。锻炼的效果没有起到,荒诞场面倒是出了不少。2019赛季天津天海与广州富力的比赛,天津队为了在最后完成U23球员出场任务,把替补门将派上场打前锋,这还没完,球员刚上场三分钟,主教练就派了另外一名U23球员把他换下。

这样的场面频繁上演,联赛的观赏度和价值都打了折扣。2018年,中超公司重新与体奥动力谈判合约,原本五年延长到了10年,总价值从80亿变为了110亿。平均下来,中超每个赛季的价值缩水超过30%。

如果说上面的这些是让场面滑稽,那么与薪资相关的政策,则直接影响了球员自身的心态。

在一个良性市场中,球员靠实力挣钱。但足球热促成的一掷千金,让中国市场的估值体系与世界脱钩。2016年的转会市场便是证明,当年利物浦同样对特谢拉有意,但开出的价码比苏宁少了1500万欧元。

U23政策出台后,球队争先恐后地抢夺年轻球员。新星韦世豪一度被贴上了1亿的身价标签。在这样的诱惑面前,他选择从葡萄牙回国踢球顺理成章,他在节目中也直言不讳——“这个钱太多了”。

后来的“限薪令”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工资帽在体育职业联赛中并不罕见,不过具体数额是多少,得考虑转播合同、门票分成等一系列因素,每年也都可能有变化。更重要的是,球员公会也能在联盟的谈判中说上话。但中超的工资帽更像是简单粗暴的指令。

广州富力外援托西奇就因为觉得300万欧元的年薪低了而没有与俱乐部续约,与上一份合同相比,他的年薪缩水了一半。

面对限薪令,又出现了大家熟悉的“破解”的一幕。球员在签约时,寻求短期合约而非长约,有的球员以“只签一年”为谈判条件。这样一来就可以观望后续的变化而不被合同束缚。

如果有足够的阿Q精神,球员还能聊以自慰:至少还有球踢有钱拿,但俱乐部大规模退出,让一些球员欲打工而无门,2020年三级职业联赛名单中,十多家俱乐部因为欠薪而失去了比赛资格,超过200名球员面临再就业。

有申鑫的球员在接受《东方体育日报》的时候表示:“今年球队太难找了,工资多少无所谓,稳定、能有球踢就行了,哪怕中冠我也认了。”天海的一名球员则说:“不管去的地方如何,现在要求也不高了,别失业就行。”

但在俱乐部退出潮下,这样卑微的目标恐怕也很难实现。

03. 缥缈

绝大部分俱乐部的退出或者解散,都指向了财务问题。苏宁欠薪和发不出奖金不用多说,保定容大在去年退出中乙的声明中写道,五年投入将近5亿,不过未解决工资仍有900万元。

因为经营问题而导致转手或退出,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常态。中国足球俱乐部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资金背景。俱乐部往往有很强的地方属性,要么是由地方政府牵头,要么有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

中超的16支俱乐部中,超过一半有国企或者政府背景,上海上港背后是标准的国企,山东泰山的大股东是济南国资委下属企业,重庆当代由重庆政府牵头、国有企业两江集团注资,河南嵩山龙门则有着洛阳和郑州两座城市的政府资源……

即使是像王健林或者张近东这样的企业老板,也还是与地方政府有很强的联系。万达时隔20年重返大连足球时,王健林在致辞中提到了之前万达响应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向大连一方俱乐部伸出援手,帮助保级中超。苏宁在南京雨花区打造足球小镇时,区政府与苏宁共同成立了领导小组。

中性名政策将进一步削减企业的存在感,这也怪不了上海上港想用“上海海港”这样的名字打个擦边球。

在无法充分享有话语权,又得不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企业遭遇状况,选择抛弃足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相比之下,欧洲俱乐部一方面市场化程度更高,这并不体现在球队的“中性名”上,而是背后公司的自由运作,另一方面,社区和球迷的存在感也更强。邀请球迷参与各类投票只是基本操作,像巴萨皇马这样的“会员制”俱乐部,俱乐部主席都是球迷用票投出来的。最新一届巴萨主席的选举,共有超过11万球队会员拥有投票权。

国内球迷更多只能“用爱发电”了。苏宁夺冠后,球迷跑到上海虹口地铁站买了“苏宁夺冠”的广告位。解散后,有球迷跑到江苏省体育局的微博下留言,希望政府能接手球队。还有一些球迷在江苏队基地门口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热血难凉,保卫江苏队!”

苏宁足球队夺冠后,同样是苏宁旗下的PP体育发了一篇名为《输送超50名国脚打造全新青训模式》的文章,自豪地谈到了引进欧洲训练体系师资力量和嫁接国米的青训体系。但在苏宁卖掉球队后,青训球员的归属也成了问题。

金元足球时期的盛况变成如今的一地鸡毛,多少显得讽刺。

04. 尾声

每隔几年,网上总会掀起一番“要不要送孩子去踢球”的讨论。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踢球确实很不靠谱。

跟很多其他行业相比,足球作为一个行业,在中国的容量小得可怕,职业联赛的三个级别的球队,总共不超过2000名职业球员。别看欧洲处于塔尖的联赛职业俱乐部容量也就那么多,但算上能保证成长路径的青训梯队、更低组别的联赛,规模就很可观了。

这不仅意味着稳定打工环境,还意味着可预期的投资环境。球员才不会遇到好不容易踢上球了,还要面对飘忽的薪资的情况,不知道公司和老板会不会在哪一天突然消失、退出足坛。另一方面,当中国父母愿意把踢球当作一门职业,中国的足球水平才有提高的希望。

归根结底,踢球首先是个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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