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你不是“道德家”

作者： hcp4715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似乎只有像鲁迅先生这样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智者才会这样“客观”地看待人性。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只要某人的行为造成了消极后果，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推断他其实是恶意为之的。也就是说，行为结果影响了周围人对当事人行为意图的推断，耶鲁大学实验哲学家约书亚•诺博（Joshua Knobe）将之称为“副产品”效应(“side effect” effect)，也有人将它称之为“诺博效应”(Knobe Effect)。

你认为你不是这样的？但假如你参与了诺博教授的的实验，很可能也会陷入对他人的道德审判。作为诺博教授的被试，你会阅读到类似下面的文字：

某公司的副总向董事长报告：
“我们正考虑实施一个新项目，它会增加我们的利润，但会破坏环境。”
董事长答道：“我才不管这个项目是否破坏环境，我只要能赚钱就行。”
于是该公司进行了该项目，正如所料，环境被破坏了。

读完这个情境后，你需要作出如下判断：“请问，你觉得该董事长是有意破坏环境的吗？

如果你像大部分(82%)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一样，就会回答“是”。

当然，你还有可能读到另一个情景：

某公司的副总向董事长报告：
“我们正考虑实施一个新项目，它会增加我们的利润，但会保护环境。”
董事长答道：“我才不管这个项目是否保护环境，我只要能赚钱就行。”
于是该公司进行了该项目，正如所料，环境被保护了。

同样，你要对该董事长的意图进行判断，“你觉得该董事长是有意保护环境的吗？”这里，如果你像大部分(77%)参与实验的大学生那样，你也会说“不是”。

上述的两个情境唯一差异就在于将“破坏”换成了“保护”，虽然都不是有意为之，但人们更愿意谴责破坏环境的行为，而不愿表扬保护环境的行为。正是这一点的不同，让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不惮以坏的恶意来揣测他人”，同时也不舍以善意来表扬他人的行为。

诺博在其他类似情境中也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情境的差别同样只在于主体行为带来的副产品的道德意义，其实主观态度都是一样的。

然而，“副产品”效应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对意图的推断，在某些情境下，人们甚至认为某些不好的“副产品”是行为人直接导致的。假如你又参加了诺博教授的实验，这次你首先碰到如下的故事：

在某系门口的接待处接待员在她的桌子中放着一些笔。
按照规定，行政人员可以使用，但是教学科研人员却不应该使用这些笔。
行政人员通常会拿这些笔，而有时一些教员也会拿。
虽然接待员不断邮件提醒他们，这个情况并未改观。
一天早上，一个行政人员在接待处碰到史密斯教授。两人都拿了笔。第二天……

这个故事有两种结尾。

情境1：
一个行政人员需要接待员记下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
却记录不了，因为他发现抽屉没有笔了。

那么你认为，教授和行政人员，谁导致了这个问题呢？

情境2：
接待员试图用笔刺系主任的眼睛，
但是由于所有的笔都被拿光了，
他的计划失败，系主任的眼睛得救。

那么你认为，教授与行政人员，谁救了系主任的眼睛呢？

看到情境1的大学生大多认为是教授导致了该问题。而在对情境2的回答中，很少有人认为是教授的功劳。

“副产品”效应的存在，引发了学者们关于人类推理的争论：人类是像科学家一样来推理，还是像道德家一样，根据道德后果来对人进行“审判”？

有学者认为人类在道德上的推理本质上是中性的、非道德的，只是由于情境或者其他因素的限制，让我们的判断变受到干扰，偏离了“科学”的判断。但是诺博教授认为，人们在进行道德推理时，会将已经发生的事实与其他可能的但未发生的情况进行比较。当他人的行为带来消极结果时，我们可能在头脑中将该后果与无消极后果的情况进行比较，推断认为他人本来可以不做恶，但是却做恶了，因此是有意的；但是当他人不小心做了好事时，我们却认为本应如此，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表扬的。

不管这个效应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它的存在已经说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活着一个苛刻的道德家，让我们不惮以恶意来揣测他人。

参考文献

Knobe, J. (2003). Intentional action and side effects in ordinary language. Analysis, 63(3), 190-194. doi: 10.1093/analys/63.3.190

Knobe, J. (2010). Person as scientist, person as moralist.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04), 315-329. doi: 10.1017/S0140525X10000907

Knobe, J., & Fraser, B. (2008). Causal judgment and moral judgment: Two experiments. In W. Sinnott-Armstrong (Ed.), Moral psychology (Vol. 2, pp. 441–448):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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