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了个怪了：美国到现在还是没弄清楚：一个普通职员，斯诺登，怎么能弄到这么多机密文件呢

最近这一两个月，关于斯诺登的报道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谓的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矛盾前所未有的凸显了出来。

　　在斯诺顿曝光后，他的女朋友（米尔斯博文）的心情非常沉重。“恶心、筋疲力尽，能感受到整个世界的重量。”这是6月7日，在《华盛顿邮报》刚刚将泄密事件刊登出来后，她写下的感受。那时的她虽尚不清楚斯诺登此行的真正目的，但明显已被新闻搅乱了情绪。而当斯诺登终于公开了身份时，她则显得非常伤心，甚至绝望。 “有时，人生实在承受不起真正的告别。”她写道，“我一边在泪迹斑斑的键盘上打字，一边回忆起了所有使我拥有美好回忆的面孔。那些与我一起欢笑过的，我拥抱过的，那个我最深爱的，和我来不及说再见的。”

　　这很显然，斯诺登之前的个人生活所留下来的记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会突如其来进行这么一个惊天壮举。而且，他的成长经历中也并没有压抑、迫害等负面记录。斯诺登的父亲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母亲是马里兰的地方法院的职员，还有一个当律师的姐姐。他们自1999年开始在马里兰州的埃利克特城生活，那里距离国家安全局总部所在地米德堡很近。在此之前则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伊丽莎白城。

    看起来，斯诺登的成长历程是非常一帆风顺的，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和我们想象中的“受迫害”“被歧视”挂不上钩。

　　若一定要寻找斯诺登的“挫折经历”，恐怕也只有求学过程勉强算数。为了凑齐高中文凭所需的学分，他曾在埃利克特城的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学习过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完成全部课程。之后，他拿到了普通同等学历证书。2011年又通过网络学习过利物浦大学的硕士课程，但也没有拿下这个学位。

　　当采访话题涉及他如此选择的原因时，斯诺登回答：“世上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事情。”他还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作为总结：“不惜牺牲自由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

　　米尔斯的父亲说，斯诺登“一向有着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卫报》记者也指出，这位举止稳重的计算机专家在谈论起“监视”技术时虽然兴奋，但在谈论起隐私的价值时所展现出的，则是极度的激情。少年时代，斯诺登认为网络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明”。那时的他曾整日在网上“与拥有不同视野，但自己可能永远不会碰到的人”进行交谈。但如今，他看到了网络的价值与最基本的隐私权一起，正在被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所迅速毁坏。

　　他还告诉《卫报》，虽然美国政府没有从一开始就对他的政治价值观构成威胁，但这些年来，情报部门的所作所为却的确侵蚀了他的隐私观。在被中情局派驻到日内瓦后，斯诺登开始大量接触机密文件。这一“特权”，以及近三年来与中情局官员的共事，使他对于一些亲眼目睹的事情的正确性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向《卫报》回忆了中情局操作者企图通过一位瑞士银行家获取银行机密信息的事件。他说，中情局人员先将银行家蓄意灌醉，然后又鼓励他自己开车回家。而当银行家因酒驾被逮捕后，他们的卧底便趁机向他提供帮助，并与之建立了联系，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是否继续为监视项目保守秘密，对他而言是个关乎良心和原则的问题。“美国政府行使了本无权享有的权力，且没有公众监督。其结果就是像我这样的老百姓受到了本不该有的牵制。”于是，他选择了公开情报部门的秘密，让“公众自己来判断对与错”。并且，他不认为自己是个英雄，因为“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他说，“我不愿生活在一个一言一行都被他人记录的世界里。这也不是我愿意去支持的事情”。

　　在日内瓦任职期间，斯诺登就已经产生过一次曝光政府秘密的想法。但那时他选择了将此计划搁置，因为“中情局的大多数机密与民众有关，不是机器或系统，曝光可能会危及到他人，这使我感到不舒服”。并且，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选，使他看到了政治改革的曙光。所以曝光暂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但在2009年，由于看到奥巴马推行了自己最不赞同的政策，他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改变。他同时还意识到：“你不能坐等其他人来行动。我一直在寻找领袖，但我意识到所谓领袖，就是要第一个行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到了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活动是多么的无孔不入。安全局声称“他们要了解这世界上每一段对话以及每一种行为的内容”。这让斯诺登认定，国家安全局的监控早已达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从那时起，他便知道自己迟早会行动，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民族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说究竟是什么驱使他做出这样的举动？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