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演化与管理思想

文明的演化与管理思想

 

                                             

 

1

 

大抵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影响世界的三大文明（希腊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三大文明几乎同时起源，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这一时期命名为“轴心时代”。在这段时期，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纵观三大文明，均于发生于当地思想文化取得大发展的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界思想活跃时期，有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争鸣；古希腊这一时期以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崇高地位，为后世各个流派的哲学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源泉，古印度和古埃及的思想文化同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古希腊、中国和印度三地的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但三大文明对于神和仙的理解，都不是单一的——古希腊人崇拜众多神祗，希腊神话中就有爱神阿弗洛狄忒、战神阿瑞斯、酒神狄俄尼索斯等，诸神各司其职。中国的道教也是一种多神教，它沿袭了中国古代对于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以及祖先亡灵都奉祖的信仰习惯，形成了一个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的复杂的神灵系统。古印度更是如此，佛教归根结底信仰的不是唯一的神，更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佛——佛就是觉悟了的人。释迦牟尼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35岁在菩提树下悟道，涅盘被后世称为佛。

这种对神非唯一的理解直到后来才发生变化。犹太教的最早奠基人亚伯拉罕，因为不信奉以日月星辰为崇拜对象的奉萨比教, 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于是他迁徙到被称作迦南的地方(即现在的巴勒斯坦地方),从哈兰移居迦南后, 亚伯拉罕就彻底放弃了多神教, 以唯一的神El为崇拜对象。如果说从多神教到一神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 那么, 这个进步应该归功于犹太人的祖先。后来，以色列人逃到埃及，遭到受人奴役的命运。直到摩西和他的以色列同胞不堪忍受埃及法老和统治者的奴役, 决心离开埃及, 回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居住过的迦南, 重新开始自由的生活。在这期间, 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摩西在西乃山接受上帝赐予的法律。上帝在火中降临西乃山, 亲口晓谕摩西和以色列民众, 为他们立下了十条基本诫律和其他诸种法律，这就是著名的摩西十诫。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接受上帝启示的法律, 同时也是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契约关系的确认。这就奠定了西方宗教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契约。

后来，上帝之子耶稣创立犹太教分支——基督教。基督教也遵循着这种约定，基督教徒认为犹太人不守他们与上帝所立的约，遂与耶稣重新立约，所形成的文本称为《新约》。而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后来作为基督教分支教派出现的天主教、东正教以及新教，都遵循这种约定，这就行成了西方的契约传统。

基督教与古罗马皇权发生冲突，耶稣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在民众中得到极大的回应。这使得罗马帝政下的犹太教的祭司团大受影响，深深感到自己地位不保。后来由于门徒犹大告密，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彼拉多将耶稣逮捕。耶稣受尽打骂侮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直到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皇帝后，面对基督教拥有很大力量的现实，承认了它的合法地位。后来古罗马不断扩大领域，统治却日渐衰弱，急需一个工具来维护皇权的统治，基督教成了当时最好的选择。于是便有了基督教与古罗马政权合作。但面对古罗马皇权的绝对权威，基督教并没有妥协，仍坚持神权的独立，甚至认为神权高于皇权。基督教主张和强调的皇权与神权的相互独立，正是体现了西方的契约精神。

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源于道家文化，它信仰众神但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神学体系。神不创造人，人和神的依附关系比较弱，神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实用主义，信奉任何事物均是出于功利目的，这也就造成了在精神层面上，人与神之间的紧密度远远弱于西方。

从战国七雄到后来的秦朝，其实奉行的均是法家的思想。直到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目的是用儒家的文化取代其他各家的文化，形成大一统的思想，其本质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是一样的。两者目的相同，只是汉武帝的手段更高明一些。汉武帝时期采用了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人神感应”论，主张天子就是要替天行道，顺天应命。这样天子的角色，本身就具备了神的功能，同时天子也是人，这样就使神权只是作为摆设和工具，而人权得到无限扩张，也就是皇权得以扩张。而皇权的无限扩张，使神权占据的空间变小，神权和皇权之间无法形成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

在这样的体系里，人不可能成为神，但可以修炼成为圣，也就是儒家所谓的要“超凡入圣”。在中国古代，往往有人通过不懈努力达到圣的境界，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圣”拥有最高权威。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人不是神崇拜，而是人崇拜。

这就与以皇权和神权的相互独立为核心的西方契约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的契约文化事实上对人权是予以保护的，它主张保护人的权利和物的权利。而数千年来，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人权和物权，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人就既没有人格的独立，也没有精神的独立，所以也就更谈不上财产的独立，这也是中国长久以来没有形成完善的产权机制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中国产权机制漏洞的质疑，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其中没有产权保护，使国家逐渐失去创新能力，是造成中国生产力的衰竭，东方文明衰落的一个根本原因。

的确，西方的契约文化，使西方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是否意味着西方的文化是先进的，而东方的文化则是落后的，注定被取代的呢？

 

 

2

 

1857，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

1929-1933年世界爆发的空前的大危机到今天仍让不少人心惊胆颤——美、德、法、英共有29万家企业破产，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0%，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减少2\3，仅美国就有1700多万失业人口，几百万小农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

二战后又先后爆发了五次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国家吸取 1929经济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利用财政、货币、福利等手段干预经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危机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干扰，阻止了消费需求的下降，缓和了危机的严重程度，并刺激了经济较早地回升。

如何限制或制止经济危机的发生并让资本主义持续发展下去，是很多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凯恩斯提出了凯恩斯主义，到了六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又发展到了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再到弗雷德曼的自由主义，但是这些理论都没能阻止200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 2008年9月15日 ，雷曼兄弟的倒闭破产，成为此次经济危机的标志。

到目前为止，这次的经济危机已使全球股票市值损失50万亿，但是我们保守来算，美国的经济危机还远远没有到底，尽管若干经济学家或者社会知名研究人士认为美国的经济今年年底到明年就要扭转，但是我感觉没有这么乐观。那场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在12年后的1941年才开始复苏。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最先走出经济危机的漩涡，是因为当时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经济的复兴创造了一个历史性机遇，远离战场的美国开始贩卖自己的军火，军火贸易的拉动使美国迅速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走出来。但如今的国际局势再也不会给美国创造这样的机遇。

所以有人问我现在能不能投资美国的房地产，我认为要慎重。我2月份去美国调研了几个州的房地产行业，美国现在的房价降价幅度最大的达到50%，但这些房子大多位于美国的边缘地区，离核心城市比较远，环境资源配置比较弱，而美国核心地区的房价并没有降下来，华盛顿的房价并没有太大降幅，夏威夷的房子也没有怎么降价。所以我认为现在美国的房价，虽然是一个低点，但还不是最低点。投资要考虑三个量——资金量、资金现金流、投资回报期的预期。综合考虑到这三个问题，我认为现在投资的时机还不成熟，很难在两三年内有大的收益和回报。

而且现在去美国投资，还有很多未知的风除。我们知道今年爆出一个大新闻，华尔街大名鼎鼎的原证监会主席麦道夫。他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他许给投资者高额的回报，让大家把钱都给他，但是这个钱并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偿还前面投资的钱，这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导致麦道夫落马的就是始自美国的经济危机。

由此可见，此次经济危机的破坏力相当大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以美国的经济危机为代表的这轮经济灾难是怎么产生的？

我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出现了问题。首先是价值观的偏差，我们原来定义企业的时候认为企业的终极目的是寻求利益的最大化，现在管理学提出管理的目的是使利益最大化，两者追求的都是效益最大化。不管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包括新经济学，古典管理学和现代管理学，都没有改变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组织的发展目标，或是欲望诉求。

西方管理学的成立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经济学的成立是建立在人性假设基础之上，我们有一个假设：假设人性从X转变到Y，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总是把“人”建立在一个工具化的基础之上。包括我们的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中，在定义生产要素时，其中人的要素是作为生产资源，所以现在才有各个部门的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是什么概念？人和机器是一样的，都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这是人性的假设。这种假设实际上违背了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为人而发展，而不是让人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一个企业的发展应该是正和博弈，应该通过企业的发展使其他的组织和个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使其他企业不能发展。所以在这里，企业终极目标发生偏差。比如麦道夫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织在运作，包括前几年安然事件也是一个机构在运作，安然当时是《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的第七名，这一事件对美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3

 

西方的管理学的建立有他们政治、文化、社会上的基础，而中国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把眼光投向空间和文化上离我们更近一些的日本，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跟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多方面和长期的吸收跟融合。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中国烙印深深地嵌在日本文明中。

但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在教育、文化、司法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些改革甚至非常激进，它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脱亚入欧”，把自己完全投身于西方文明之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日本几乎成了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开始觉醒，又重拾传统文化，开始注重西方文化跟日本传统的结合。在管理理论方面，最著名的是美籍日裔学者威廉•大内提出的“Z理论”，不同于“性本恶”的X理论，也不同于“性本善”的Y理论，Z理论是“以争取既追求效率又尽可能减少当局与职工的对立，尽量取得行动上的统一”。实践“Z理论”的典型是松下幸之助的“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算盘代表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论语则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算盘+论语”是现代工具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也是日本现代管理的范式之一，同时它还是是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大飞跃，迅速超越其他欧洲地区，局部赶超美国的根本动力。

但是“ Z理论”没有改变对人性的假设，对人的双重属性没有真正把握，特别对人力资本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仍把人仅仅当作资源和工具来使用，而不是作为企业发展的终级目的，这就预示着这种管理模式不会长久。日本刚刚从“失去的十年”中恢复过来，2008年的 GDP增长率将又将下降至0%，休业人口猛增。

这与日本自身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严格说来，日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日本所谓的传统文化都是从中国和西方的舶来品，因此它就很难从传统文化中找出管理的动因来。自身传统文化的贫乏，使它的管理具有先天性的贫血和不足。与之相比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则为中国管理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4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企业大部分还处于产业的低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中国经济若要壮大则必须大力发展科技、文化等高附加值产业。如今实现产业转移的时机已到，中国大量引入此类产业，必将带动中国企业的创新与升级。

企业的发展日新月异，而此时的西方管理模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西方管理学走向灭亡， 成中英 老师曾经从社会终极目标等五个方面进行诠释，论证了西方管理学必将走向衰亡。西方管理学的失败，打击最大的是西方世界，但是受伤最深，心里最失落的却是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学，中国一直把西方管理学作为中国管理学的导师。现在导师死了，这个光芒万丈，永远正确，永远伟大的舵手死掉了，心中的神没有了，就像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中国心里空荡荡的，似乎自己的根基不存在了。这就像当时80年代曾经在文学思潮上有一本寻根文学的小说，没有根的傻子，天天抱着别人的大腿喊爸爸。这本书喻指80年代中国的文化失去了根，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的太阳没有了，心中的神没有了，这个时候内心的失落和心里的焦虑，比当时的中国人更迷茫、彷徨、困惑。

应该说中国管理学一开始借鉴西方管理学，有一定道理，但是中国的管理学界犯了一个错误：照本宣科。我们的经济基础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红河经济，我们的政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到哪儿，我们也搞不清楚，反正很特。还有我们的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体，以道家、佛家文化为两翼的文化，我们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同于西方经济社会，照本宣科必然要失败。事实已经证明，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碰壁很多。现在西方的管理模式要死掉了，要走向没落了，中国管理学界这个时候才发现要寻根，要建立自己的管理学。而现在的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也具备了建立自已管理学理论的基础。

  1、中国经济经过30年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管理学是什么概念？管理学其实就是一个资源配置方法的生态关系，现在经济基础要求我们有与之配套的资源配套方法，那就一定是以中国传统方法为核心的，为管理哲学的一个母体的管理学。

    2、中国的企业规模现在日趋庞大，企业发展需要管理升级、战略升级，然后就是文化和思想的升级，思想再升级就是哲学升级。现在我们的企业发展到现在，面临技术到思想的飞跃，这个飞跃也要求我们建立自己的管理学。

    3、中国几千年沉淀的传统文化，其深厚的文化基础为中国管理学提供动力。我的老师写了一本书叫《C理论》，其中就有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提炼出的中国管理哲学，特别强调从《易经》里面学企业管理学。

    4、我们追求国家振兴，民族复兴，首先复兴在文化，所有的复兴都是以文化为中心，文化复兴的前提一定是学术的复兴。作为管理学的一部分，中国的管理学在这个转折期应该有所建树。

    5、中国管理学创建的历史意义：中国已经是经济大国，我们很快要超过日本，我们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到了2020年，我们有可能会超过美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在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同时，我们也要成为文化的强国。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管理学内涵，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为原动力，传统文化与管理交叉，交叉这部分就是管理哲学。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具备很强的更新和再生能力，而且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经过几千年沉淀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深厚的文化基础将是中国管理学取之不尽的资源，中国的管理学必须从传统文化去寻找和挖掘，才能肩负起承接世界文明核心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