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中国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他巧妙开拓情报来源,一人身兼五重身份。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特科的工作。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这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立下了后来为历史所传颂的“两次大功”当中的一次。

      他获取了日军南进情报,为苏军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持。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行动小组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后来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3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利用这个机构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日本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日本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袁殊汇集和分析各方面的情报,认定南进已是日军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立即将此情报报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苏联这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人的兵力到西线。

      到解放区一年后,敌人才发觉他的真实身份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份。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87年11月26日,袁殊逝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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