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约中国液晶产业发展方面,台湾和日本是最为阴险恶毒的角色。大陆给台湾雪中送炭,其背后是希望台湾面板企业能到大陆设厂,或者开放大陆企业参股并购台湾面板企业。然而2009年6月30日,台湾公布最新的大陆投资政策,禁止大陆企业投资台湾面板,同时限制台湾面板企业赴大陆投资。直到当年8月京东方宣布兴建8.5代线后,台湾方面才在2010年2月9日,不情愿地宣布同意放行岛内面板企业赴大陆投资高世代线,且要求必须与台湾本岛保持一个世代以上的技术差距。除了这种歧视性政策,台湾厂商还与日韩厂商勾结,继续操纵液晶面板价格,侵蚀中国厂商利益;并且对中国液晶面板产业持续进行渗透,妄图获得操控地位。
这个新来者就是京东方
2009年,其他的竞争者还在金融危机的严冬中冬眠,还在亏损中的京东方出手了,他出人意料地开始大举扩张,连续上马了合肥6代线和北京亦庄8.5代线,掀起了一场“液晶风暴”。国外主要TFT企业(三星、LG、夏普等)一夜之间全部改变了对中国技术封锁的态度,纷纷启动在华建设高世代线的项目。
京东方的液晶战略起源于它所经历过的“毁灭”。它不仅经历过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曾经经历过的市场化毁灭,而且经历过产业技术变革所造成的毁灭。过去30年间,无数老牌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倒下,能劫后余生的肯定是强者,京东方就是其中之一。
京东方的前身是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北京电子管厂(代号774厂)。一五期间,我国筹建电子工业。1952年起,在苏联和民主德国(东德)的技术支持下,北京开始筹建酒仙桥电子工业区。1956年10月15日,北京电子管厂举行开工典礼,李富春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领导人到场讲话。该厂总投资1亿元,设计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是60年代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员工总数近万人。除此之外,酒仙桥还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北京电机总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下辖706、707、718、751、797、798厂)、北京有线电厂(738厂)、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现在闻名中外的北京798艺术区即在工厂旧址上改建而成。
没有京东方的成功扩张就没有物美价廉的国产液晶电视,如果把京东方的成长,与中国市场的因素联系起来看,这种前景就更加明显。过去,由于高度依赖进口,中国对液晶面板的进口关税税率较低,2005年确定为3%。随着京东方5代线的投产,26英寸以下尺寸面板的关税,随即提高到5%。一旦中国本土TFT液晶面板产业起飞,中国不仅可以把所有液晶面板的关税提高到这一水平,而且在WTO框架下可以继续提高。仅此一项就能使进口产品失去竞争力。这将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企业造成沉重打击。而且会削弱它们依仗掌握面板资源,在电视、电脑显示器等终端产品上,对中国企业形成的垄断性优势。尤其是依靠中国市场的台湾企业,这种打击将是致命的。
深圳华星光电(TCL)推出世界最大的110英寸四倍全高清3D液晶屏。该屏幕长2.436米,宽1.371米,采用华星光电自主研发的HVA宽视角技术,直下型LED背照灯,4000X2000超高清分辨率,快门眼镜式3D显示,多点触控技术,云电视功能、三屏合一,智能动态背光技术,800流明超高亮度,4000:1对比度,NTSC 92%超高色域,显示面积达3.34平方米。该屏幕研制成功,标准着华星光电突破了超大尺寸基板曝光制程工艺、超大尺寸偏贴技术及先进背光源技术。2012年9月,华星光电8.5代线已经实现月产能10.8万片,提前三个月达到产能满载目标。目前华星光电正在建设4.5代LTPS/OLED面板试生产线,进行AMOLED相关技术研发。
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壮大,为中国电子产业实现群体突破带来了可能。他们的产业平台,能够为中下游的基础原材料、关键设备研发企业,开辟出生存空间,使得我国自主的电子产业研发体系,有了进入上升循环的机会。以京东方为例,在合肥6代线上马后,原来生产CRT显像管的咸阳彩虹集团,开始上马液晶基板玻璃配套项目;原来生产胶片的保定乐凯,上马偏光片项目;此外还有一批半导体设备企业,在为研制半导体和液晶生产线的关键设备,进行技术攻关。京东方所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技术阶梯上的爬升,将导致由外国企业控制上游技术的“垂直分工”模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一旦中国企业突破了产业基础技术的瓶颈,那么决定产业成长速度的,就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进取性的高强度投资战略。
“以市场换技术”引进技术的合资企业,很难摆脱外资企业对于技术、资本、市场的控制;而自身的惰性,使得这些企业进一步失去了自我升级的能量,只能沦为外资厂商的傀儡。缺乏具备独立竞争性的上游电子企业,使得中国人在这个飞速巨变的庞大产业中,失去了得以维持技术进步的“学习平台”。中下游配套企业在失去上游龙头企业牵引的情况下,难以靠自身力量取得单独突破。而外国企业又绝不可能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这使得中国整个电子产业链的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远。在技术出现“代差”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难以像传统产业那样,靠成本和规模优势取胜。而外国企业在占领中国市场后,依靠从中国市场获取的巨额盈利,进一步增强了其对中国企业的压倒性优势。
这种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三高产业,正是发达国家得以占据产业链高端的“天然壁垒”,而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要努力突破这些壁垒,才能与竞争对手一较高下。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的半导体工业起步时间,只比美国晚了10年;液晶面板起步时间,也只比日本晚不到10年,然而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和液晶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被更晚进入这些产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远远甩在后面。除了外国技术封锁、投资决策迟缓、投资强度不够、产业基础薄弱等原因外,各级政府在电子产业发展政策上“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决策失误,需要负很大的责任。
2002年4月,上海广电集团(前身为上海电视机厂)与日本NEC签署合作意向书,共同投资1146亿日元(1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莘庄工业区建设一条5代线,其中上广电占股75%,NEC占25%。由合资公司向NEC购买相关专利和技术,2004年10月8日,中国第一条5代线在上海投产(世界第七条5代线),主要切割15寸液晶屏。
2009年3月,上广电因资不抵债而被托管重组,它的5代线是主要的亏损源(2008年亏损18亿元),所以在重组过程中被以25亿元出售给了中航技集团(深圳天马)。
上广电NEC的垮台背后,更多的是市场策略和人为因素在左右。2004年10月,上广电投产后以切割15寸电脑液晶屏为主,此时市场主流已经逐渐转向17寸屏。当2005年上广电决定转向17寸市场时,韩国台湾厂商凭借其庞大的产能规模冲击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17寸面板价格迅速跌落至160美元以下,造成上广电无利可图。紧接着2006年9月,原上广电NEC总经理周家春退休,由原上广电光电子总经理施岳志(台湾人)接任。施岳志空降后,又从台湾带来了一大批员工,并大量更换台湾供应商。上广电NEC进入了“台系人员”主导的时代。仅仅过了1年,2007年11月,上广电高层集体换届,施岳志提出辞职由上广电电子股份公司总裁顾伟民接任。两次换帅造成的人事动荡和管理混乱,让刚刚投产3年的5代线一直在巨亏中度日。最终在高额设备折旧、高价进口原材料、产品缺乏竞争力、人事动荡,以及技术依靠日本NEC(高额技术许可费用,占年销售额3%)的五重打击下,上广电NEC的“引进-吸收”模式走上了穷途末路。日本三井财团则在其中成为最终的获益者。台湾人则少了一个潜在竞争对手。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液晶厂商陷入停产边缘。2009年1-6月,由工信部、国台办出面,连续两次组织中国九大彩电厂商,赴台湾采购液晶面板,总金额高达44亿美元,总量超过1200万片,将台湾液晶面板企业,拉出了金融危机的泥潭。而中国人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台湾人在背后捅一刀。2009年6月30日,台湾公布最新的大陆投资政策,禁止大陆企业投资台湾面板,同时限制台湾面板企业赴大陆投资。
没有京东方的成功扩张就没有物美价廉的国产液晶电视,如果把京东方的成长,与中国市场的因素联系起来看,这种前景就更加明显。过去,由于高度依赖进口,中国对液晶面板的进口关税税率较低,2005年确定为3%。随着京东方5代线的投产,26英寸以下尺寸面板的关税,随即提高到5%。一旦中国本土TFT液晶面板产业起飞,中国不仅可以把所有液晶面板的关税提高到这一水平,而且在WTO框架下可以继续提高。仅此一项就能使进口产品失去竞争力。这将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企业造成沉重打击。而且会削弱它们依仗掌握面板资源,在电视、电脑显示器等终端产品上,对中国企业形成的垄断性优势。尤其是依靠中国市场的台湾企业,这种打击将是致命的。
近日,京东方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款5.5英寸全高清分辨率LTPS-TFT手机显示屏。该手机屏集全视角、窄边框、高对比度于一体,凭借其1920×1080的全高清分辨率,403ppi的高像素密度,实现了堪比全高清电视屏的画面效果。据了解,这款京东方自主研发的手机屏将于近期与国内某手机品牌一起推向市场。
据介绍,该显示屏采用京东方独有的ADSDS宽视角技术,实现了近180度的全视角显示,充分满足用户视频电话或观赏影片的需求。其403ppi的高像素密度,比当前流行的326ppi视网膜显示高约24%,无论是静态画面显示,还是动态影像效果都能精准、细腻地呈现。
京东方这款5.5英寸全高清显示屏,屏幕更大、更轻薄、更环保,其窄边框设计使得产品两侧边框宽度较现行市面上的产品减少近一半,在相同外形尺寸的显示屏上得到更大可视面积;所采用的LTPS-TFT技术在有效降低显示屏功耗的同时拥有更出色的亮度。据介绍,该款5.5英寸全高清手机屏已在京东方成都4.5代线投入生产。
TCL一直寻求通过从国外企业购买技术进入液晶面板产业,但困难重重,没能成功。2007年,TCL与韩国三星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在三星的技术支持下(包括三星提供人员培训和指导,支付技术转让费)建设一个液晶模组厂(4条生产线)。项目于2008年4月打桩,9月厂房封顶,11月搬入设备安装,到2009年2月量产,当年即实现盈利。TCL模组厂本来是为三星代工,但项目的实施却使TCL逐渐形成了自主的建厂能力。在这个项目的4条生产线中,只有第一条是由三星协调招标,其他三条的设备采购则都是TCL自主招标、采购设备并组织建设(采用的大多是三星供应商的设备)。TCL通过这个项目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团队,并通过实践获得了自主建设液晶模组生产线的能力。该项目又于2009年6月开始了二期建设,新建2条生产线。
液晶模组项目的成功,给TCL管理层以信心,同时也使他们熟悉了液晶面板行业,在业内建立起人脉关系。在向外国企业购买生产线的设想走入死胡同后,TCL通过一名资深的台湾技术管理者(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处总处长陈立宜,经历了5代、5.5代、6代一直到7.5代线的建设和销售;因连续亏损而辞职,被李东生揽入麾下),按照自主建线的需要招募了一支由100多名有经验的台湾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包括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处技术总监陈政嵘)。就这样,TCL向深圳市政府提出了自主建设一条8.5代线的方案,并迅速获得了实施。
中国本土高科技企业的不断成长壮大,为中国电子产业实现群体突破带来了可能。他们的产业平台,能够为中下游的基础原材料、关键设备研发企业,开辟出生存空间,使得我国自主的电子产业研发体系,有了进入上升循环的机会。以京东方为例,在合肥6代线上马后,原来生产CRT显像管的咸阳彩虹集团,开始上马液晶基板玻璃配套项目;原来生产胶片的保定乐凯,上马偏光片项目;此外还有一批半导体设备企业,在为研制半导体和液晶生产线的关键设备,进行技术攻关。京东方所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技术阶梯上的爬升,将导致由外国企业控制上游技术的“垂直分工”模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一旦中国企业突破了产业基础技术的瓶颈,那么决定产业成长速度的,就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进取性的高强度投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