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颠覆越坚定

1：
当年上马原（马克思主义原理）课还是社建课（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老师在平安夜的那节课上组织了一个开放式讨论课，大家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引得这一两百人群情激昂。
记得一位同学颇为激动地提问“为什么某某政党建党以来犯的严重错误比其他党多得多呢？”，鉴于前面一些同学提出的问题，他所指的其实不只是我们的各种清洗，还包括了前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
老师笑了笑说，你还是多读读历史吧。（原话并非如此，年代久远，不太记得老师怎么说了，这只是我对当时的理解的模糊总结罢了。似乎还举了不少例子，比如尼禄。）
也是，法国大革命和西班牙内战挑起的群众斗群众，不比文革好多少。（有人说人家法国大革命才斩首6万人，人数就不可同日而语。我的回答是，请考虑我们海量的人口基数。）
我觉得，之所以问出这种问题，就是因为读书太少，知道得太少。
读书太少，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当你从小到大只看教科书，长大了之后，突然接触到一些完全不同视角的书籍，崩溃完了后，就会立刻像小时候一样继续无条件接受新观点。
读书多，有什么好处，就是即使你缺乏独立思考能力，那么你多被颠覆几次十几次几十次之后，你也会不再那么轻易被俘虏，适当地产生一些好奇心和怀疑心。
“多读读历史”这个观点，是老师说的。“多读读书”，是我引申的。

2：
作家乔治奥威尔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西班牙内战，满怀革命激情的奥威尔在国际纵队的列宁营中亲身目睹和经历的，是左翼阵营内部以“保卫人民主权”和“肃清内奸”为名进行的残酷斗争乃至人身消灭。
右翼呢？弗朗哥就是右翼，他带来了白色恐怖和40年独裁政权。
这一经历，使奥威尔创作出《动物庄园》和《1984》。
koala676在豆瓣总结了一系列的西班牙内战的电影。同时标注道：1936～1939年， 一段荒谬与伟大的历史。 不应被遗忘。
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我买了一本，看到第15、16章节时，仿佛看到了当年北师大附中那些女中学生折磨卞仲耘致死的那一幕，何等似曾相识。
达尔富尔问题呢，如果要想证明斯皮尔伯格是对的，那么请先研究达尔富尔以及周边的肯尼亚和乍得的血泪史，请先研究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大屠杀以及西方当时的做法和态度。

就像软件开发一样，我们所遇到的稀奇古怪技术问题，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也遇到过并且新闻组里、论坛里都给出了解答。
我们所做的，和这个世界上其他人、党和政权所做的，不会有太多新鲜的。

对于前一阵子有人质疑83年严打的观点，我的态度很明确。
1：
我反对的不是对“历史”（历史本无所谓真相）的质疑，而是在没有尽可能了解“历史”的情况下的妄下定论。
2：
质疑某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事件，这种精神是对的，殚精竭虑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也是对的。
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任何人都不可能回到当事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原因很简单，你现在所看到的、所理解到的、所持有的观念，当事人不一定也看到、理解和持有，毕竟你已经与时俱进了（或者之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他不同。同时，屁股决定脑袋，你的现在的位置和当事人的位置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思考问题更不可能相同。

综上所述，我认为也许并不存在“如果是我在决策”、“如果我当政”这种问题，按照黄仁宇的观点（我比较认同），社会经济基础某些时候有可能决定历史事件， 那么83年时的社会经济谋求突破而遇到瓶颈，从而也许必然导致大规模严打。比如最近一两年就因为经济和生产力的瓶颈问题，而导致了大规模反贪；金融业的沉 疴积累到近两年导致四大银行必须上市才能靠外力清理门户还清宿债。这就表明，有些桎梏到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就立刻成为必须解决的点，必须立刻拿下。
再譬如说， 本周的《经济观察报》上刚刚刊登李银河的访谈，特别提到了这么一点：
经济观察报：不久前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某论坛上演讲时谈到，70年代末，国家一团糟，要吃饭要发展，只能搞改革，而且大家都是受益者。今天不一样了，整个社会结构有点固化了，改革动力似乎没有了。
李银河：现在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改革动力了。

目前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改革进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阶段以后，各方改革动力不足。
这个问题，其实本届政府已经开始正视，并且在有意识地从思想洗脑到调动大员等等层面上作实质性推动，经济谋求进一步大突破所以大部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毕竟继续推动改革必须从政府开始，不能再仅仅依赖民间自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