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家张择端的作品《清明上河图》,无疑是“中国第一画”。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估算出它的价值,称为“镇国之宝”也不会过份。
我第一次见到《清明上河图》,是在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但是那是电子演绎版。相遇真迹,则是在昨夜,东京国立博物馆。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了这一份纪念,中国政府特别批准《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日本。
昨夜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精华特别展”的开幕式,同时举行一场内部观览会。我们亚洲通讯社此次作为展览的特别协助媒体,因此也有幸得到邀请。
赶到上野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时,已是晚上6点钟。进博物馆大门,没有发现几个人。走近 “平成馆”,却发现了黑压压的人群。没有围栏相隔,但是人们却在寒风中自觉地排成了“之形”三圈,而且还鸦雀无声。气温在5度左右,发现日本人对于这一展览的热情至少达到了90度。
足足等了30多分钟,博物馆才开始放客进人。“平成馆”是东京国立博物馆中最大的展馆,偌大的一个展馆内,到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特别展”的海报和宣传画。一个会议厅里,还在播放这个特别展的电视片,介绍中国5000年的历史与文化。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开幕式,几乎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印有《清明上河图》的展览会资料,资料上“神品”两个字特别醒目。边上的一位老太太还不时地拿出放大镜“预习”这个“神品”。我发现,日本人用“神品”两字来表现《清明上河图》的价值,比我们的“国宝”更精确更传神。
终于等到可以进展厅观览,却被告知,看《清明上河图》至少要等到晚上9点钟之后。原因是一批更大的官和更重要的人物,被安排预先观赏。哈哈,很有中国特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此次送到日本展出的展品,看了都吓人。除了《清明上河图》之外,平时如雷贯耳的名品,还有北宋皇帝赵徽宗的画《祥龙石图卷》、北宋米芾的《云山墨戏图卷》、北宋黄庭坚的《草书诸上座帖卷》、南宋赵芾的《长江万里图卷》、元朝赵孟頫的《行书洛神赋卷》和《水村图卷》、元朝邓文原的《章草书急就章卷》,以及清朝的《乾隆帝像》、《乾隆帝紫光阁游宴画卷》、由王翚主笔绘制的《乾隆帝南巡图卷》等,更有大量的从商周时代到清朝延绵数千年的200件极其珍贵的各种青铜器、瓷器、漆器、玉器、雕塑和雕刻,还有众多古书古籍,清朝皇帝与皇后的服饰与金银珠宝。真可谓“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的奇葩”(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之语)。
中国大使程永华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希望日本人民在体味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同时,也能想到中日文化的交融和睦邻友好的历史。
此次出展的宋元时代的书画作品多达30余件,均为超级国宝级。
值得一看的是,故宫博物院将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斋“三希堂”内的大多数文物搬来东京,在展馆内复原了一座真实版的“三希堂”。
“三希堂”复原样子,内中的展品均为三希堂的原物(因不许直接拍照,此图系从特别展图册翻拍)
此次展会还按照《乾隆帝是一是二图轴》内所描绘的各种摆件,将实物都搬来展出,其中包括乾隆帝坐的大型床榻和精致美伦的圆桌。
不少日本人拿了单孔望远镜,仔细观赏这些中国国宝的每一个细节,不得不佩服他们的专业。听到日本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凄い”(太了不起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先生告诉我,这次东京展览是中国迄今为止在海外举办的规模最大,藏品最丰富,品级最高的展览。作为一名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见不到这些宝贝,却在异国他乡,近距离一次性饱览如此丰富的国宝,说不清是惊喜还是感激,或者一份惆怅。
景德镇制造的元朝青瓷花瓶,吸引了众多人。
在郎世宁所绘《乾隆帝大阅像轴》前,3米多高的画像,让人感受到“天子英伟”。
整个“北京故宫博物院特别展”分为两大展厅,即使是走马观花,也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等到8点半钟,忽然有人告知:媒体记者可以优先进场观赏《清明上河图》。于是只在入口处等了3分钟,就捡了便宜,跑到了《清明上河图》之前。
《清明上河图》比我想象的要小,总长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资料称,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七百七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六十余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不仅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业,饶有无穷回味。
《清明上河图》被放置在一个长长的展示柜内,柜内还有恒温控制系统,不会因为灯光的照射而受损。
“估计这辈子也就这一次能够亲近这幅图”,带着这样的心情,我趴在上面仔细观览这幅图的每一个细节。刚看了《乾隆帝南巡图卷》,相比之下,《清明上河图》中的每一个人物,神态更精彩,动作更富情节,而且钩笔是一笔不苟,比如船只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在现场维持秩序的一名保安不停地催促我挪步子,我还真有些不舍得动,甚至还有一种与哪一位亲人“遗体告别”的感觉,见了这一次,以后就永远看不到的珍惜。
5米多的长卷,看了五分多钟,看得眼睛直发酸。看完后抬起头,发现面前还站了两位穿便衣的警察,一男一女,胸卡上写着“警视厅”三个字,很警惕地看着我。“哥们,得盯紧些,别让这幅国宝有个闪失”,我还真想拍拍这两位便衣的肩膀。
今晚,东京艺术大学的齐藤教授打电话告诉我,排了整整三个半小时的队,终于看到《清明上河图》。“人山人海,中国文化真是了不得啊”,他在电话那头说。
看来日本人看了这个展览,还真的弄清楚了,谁是日本的“文化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