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暑生
近十年，福州高校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活动逐渐走向繁盛，各大高校年轻的校园诗人辈出，各种类型的校园诗歌活动也非常频繁，学校自己组织的、校际联办或者是学校社团与校外各类文化机构、文化企业联办的，形式多种多样。福建第一个90后诗社——浮草诗社从去年11月成立到现在（该社团以闽江学院晨笛和山鹰文学社、福州大学钟声文学社和福建师范大学闽江文学社成员为核心组建），在三坊七巷、海峡创意园等福州文化创意园区举办的各类诗歌活动不下十场，受到了《东南快报》、福州电视台、东南网、百花文艺网等媒体的关注。谢世明、谢木森、赵如添、洪艺松、陈俊杰、成业、蔡丽洁、吉嘉琦、王珏丁、俞道涵、黄鹤权、仇松锋……，一批年轻的名字逐渐受人瞩目。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名字近一半出自闽江学院晨笛和山鹰这两个文学社。以闽江学院诗歌创作群为代表的福州校园诗歌活动重新走向活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在高校影响力升降浮沉的变化过程。
受整体的文学大环境影响，90年代以来文学在高校的影响力大规模走向退缩，诗歌在校园的急剧退潮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福州高校也不例外。众多80年代成立的老诗社要么停办，要么合并更名为综合性的文学社，福建林学院1983年创办的南峰诗社1996年更名为南峰文学社、福建工艺美术学校1983年创办的寒星诗社1998年更名为潮韵文学社、福建农林大学1980年成立的田野诗社2000年更名为田园文学社。其中南峰诗社和福建师范大学南方文学社在八十年代中国校园前卫诗歌创作中是具有一席之地的社团，后者2005年改名为耘曦文学社，前者“南峰”名字还在，但是刊物社刊从《绿园》改动为《南风》社报，成为附属于学生社团活动的一种综合性刊物。配合学校行政管理需要是其刊物内容的主要部分，如定期开展“南峰杯”征文活动、“校园读书之星”书评征稿活动、现场创作大赛、易书会、书刊折扣展销、灯谜会、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等。事实上，很多刊物之所以存续下来，多数是因为学生管理工作的需要。南峰诗社的经历在很多校园文学刊物上发生过，如耘曦文学社的常规活动主要是行政性质的文化行为：采风、举办主题征文、知识竞赛，涉及的文艺门类也比较丰富，不局限于文学，如组织电影观赏会、影评大赛之类。更多中小类型高校的文学社社刊直接转变为各个主办院系的系刊或者团刊，新闻报道、介绍学习知识或者是一些生活小贴士成为刊物内容的主要部分，而文学只是一些点缀。手头有一份福建农林大学2007年4月出刊的《田园》，该刊是原福建林学院《田野》诗刊2003年改名而来。这期刊物的封面无论是封面平面设计还是栏目内容，都非常象一本青春杂志，文学作品、生活小贴士、书评、灯谜、民间故事、还有广告插页。封面是在绿色竖条的背景前面有一对校园男女生，一站一蹲，青春感特别鲜明。
从纯粹的诗刊、文学刊物向综合性的文化刊物转变，从学生自发的文学阵地转变为院系或者学校的部门刊物，这些转变的背后既有文学影响力下降这样的历史大气候的原因，也与校园文化活动管理方式的变革有密切的联系。后者作为一种体制环境对于高校文学创作活动的影响不容小觑。进入90年代以后，以量化管理为代表的学术和文化管理机制逐渐从教师学术领域传导到学生文化活动层面，社团定级、社团年度评先，跟社团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获得多少官方奖励、是否配合了学校行政部们的需要等因素联系在一块。社团的级别和评先的数量不仅关系到社团将会获得多少经费的支持，还涉及社团规模、招聘新人的优先次序。社团级别相对较低的社团往往需要靠社会赞助，才能取得足够的经费让社团有能力开展基本的活动。刊物插入广告页面、社团活动冠名或者是直接以社团的名义帮助企业进入校园做宣传活动，是很多文学刊物获得办刊经费的主要形式。闽江学院山鹰文学社曾经是校团委社团联名下的社团，没有院系经费的直接支持，在学校社团评先定级过程中，又因为社团成员都有着文学人爱好自由的习惯难以获得比较好的社团等级，因此，寻求市场支持成为它的主要出路。这条路给山鹰带来比较充足经费的同时，也制造了相当多的困惑。如山鹰文学社举办的闽南语歌曲大赛，这场赛事在校园里面很受欢迎，获得了比较多的外来赞助。但是，作为一项长期的赛事，无疑会占据过多的社团资源，导致文学活动被弱化。山鹰文学社因此内部矛盾重重，要不要举办闽南语歌曲大赛，是不是要保持文学社团的基本特质，曾经发生过不小的争议，甚至差点引发分裂。如果说山鹰的主要问题是在市场和文学之间如何权衡，晨笛文学社则是困扰于校刊和系刊的关系。晨笛创办于1982年，在文学繁盛的时代隶属于学校党委宣传部，是闽江学院前身原福州师专一份重要的学生刊物，曾经非常风光，9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影响力的下降，晨笛和刊物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一度停办了很长一段。2002年随着闽江学院的成立，重新复刊。复刊后，晨笛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经费出处和管理归属，学校宣传部门无学生活动这一块预算资助，如果归属到学校团委或者系院团委则必须纳入社团联的量化管理体制内。这个时候人的因素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的闽江学院中文系主任刘新华教授对文社的无私支持尤为关键。刘新华老师表示，晨笛所需经费中文系无条件支持，晨笛日常管理中文系则一概不干涉。这个表态对晨笛十五年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晨笛从此独立于校系两级学生会、社团联，同时又能获得独立经费支持，这样独特的管理和资助模式让晨笛成为闽江学院一个非常自由的团体，闽江学院文学爱好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组织活动，不用进入社团的量化管理体制内寻求自身的发展可能性。
晨笛和山鹰近十五年来的走向是校园管理机制等微观小环境影响校园文学创作走向的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或许是后浪漫主义时代的校园文学的一个重要表征。事实上，自从福柯话语分析理论进来后，人们已经开始充分注意到微观的机制环境对于事物存续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很多时候这种影响甚至还是决定性的。管理的独立和经费的充裕，让晨笛的校园文学作家和诗人们自由度得到了极大地发挥，文学性的活动成为主流的活动形式在晨笛一代代传下来，佘长奇、吴友财、刘永席、刘明珠、王志栋、张志平、张励英、成业、谢世明、谢木森、仇松锋、赵如添、王芳洲……，都是比较纯粹的文学爱好者主持晨笛，他们无需考虑太多文学以外的因素，只需要一心钻研诗艺。闽江学院中文系刘新华、练暑生等老师将原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的前卫诗歌理念引入到晨笛创作活动之中，晨笛的诗歌探索很快跨出了校园青春文学范围，进入到当代诗歌前沿之内。晨笛的文学爱好者一进入社团，就会经历一系列由老生和老师共同主持的系统性训练，让新加入的同学们掌握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最前沿的观念。独特而自由宽松的管理模式、充足的经费支持以及良好的师生互动教学条件，使得晨笛成为了当代中国各类前卫诗形式的实验场，各种各样的语言实验都在这些年轻的校园诗人手中进行过。在晨笛浓厚的创作氛围带动之下，聚集在山鹰文学社还有闽江学院其他学院下属的一些文学社如闽江学院软件高职学院“文驿”文学社等社团的诗歌人才得到发掘。晨笛2002年复办（山鹰成立于2001年），同年闽江学院成立。回顾以晨笛和山鹰两个文学社为代表的闽江学院十五年来的校园诗歌创作，在多样化的诗歌实验之中，形成的风格形态大致可以归结为四大类。
首先是浪漫主义的抒情。在校园文学的传统中，浪漫主义无疑是其中的大宗，这既与青年人感伤多情有关系，更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国抒情文学的主流是浪漫主义。在闽江学院近十五年来形成的诗歌群落中，在吴友财、佘长奇、王志栋、张励英乃至晚近的谢世明、仇松锋身上都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深刻印记。吴友财的诗歌风格无疑是最为纯正的浪漫风格。友财2000年进大学，学籍挂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日常教学和管理在闽江学院中文系。大约十五年前，在《晨笛文学》上面第一次看到了友财的诗，其中情感的质朴而热烈，细节铺排过程中的敏感与忧伤，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友财的诗后来结集在2015年出版的《野花.野花》个人诗集里面。综合来看，友财无疑是是普希金、雪莱、莱蒙托夫等浪漫派诗人的正宗隔代传人。这位福州郊县木匠的儿子，自然和乡村是其激情的主要源头。读他的诗，总是让人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位赤脚的少年，奔跑在蓝天白云之下，为天地而遐思，为人民而忧伤，为爱人而欢乐。飞鸟、湖泊、野花、天空、草原、泥巴、河水、季节……，都成为他诗中的常客。自然乡村大地作为主要的抒情对象、赤子的情怀是其主要的精神内涵、大量直抒胸臆式的重复铺排是其句式的常态，这些都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主流样态。大约与友财同一时期在校念书的年微漾、三米深等福州大学校园诗人对华南大地的抒情，跟友财一样也做过众多宝贵的探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流的抒情形式从中国诗坛退出后，在高校校园里面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除了大地的抒情和少年的感伤，宏大的历史抒情也是浪漫主义主流风格之一，它们往往是共存于一个人身上。在闽江学院的校园诗歌群落里，2005年前后活跃在校园文学圈的韩艺伟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艺伟的基本诗风跟友财很象，“一个让我暂且避世的阳台/有一群名叫乳鸽的快乐者/来自对面青藤爬枝的楼顶平台/快乐地飞着，在/初夏晚霞燃烧的黄昏/也在清晨，电闪似的掠过云端”（《一个让我暂且避世的阳台》），让我们看到了浪漫主义儿童式纯净的心灵，以及少年的淡淡的忧伤。跟友财相比，艺伟还多了雪莱、拜伦式的战斗的呼号，“哎！那一幕啊我触目伤怀/巴士底狱的囚徒/瓶子在炽热的阳光下暴晒/即使不爆破，也会出现痕迹”“站起来，站起来/用你们手中透明的瓶/站在最高处，也不管从哪个角度/用力地砸下去，砸下去”（《给一个钟表厂的劳工》），还有年轻时的身心撕裂和少年维特式的烦恼，“我的污垢是细碎得肉眼微见/白状物油脂，出奇的并不黑的恐怖/象我变态的青春，多病的年华/折磨我的身心”（《晚秋》）。
浪漫抒情在校园文学中的强大在场，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传统如何依靠文学教育得以长期的延续。浪漫主义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主流风格，成为现代汉语新诗的经典形象长期存在于大中小学的文学教材里面，这应该是浪漫主义抒情为什么会成为校园文学大宗的主要原因所在。另一位二十世纪中国的经典抒情诗人海子，其抒情风格也是近十五年来校园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子诗歌大约在本世纪本初期（2001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人教版高中一年级课文）开始进入中小学的语文教材，从这时开始，海子逐渐从一名影响力在文学圈内的前卫诗人转变为一名经典诗人，在校园和广大普通读者里面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在近十五年来的闽江学院诗歌群落中，佘长奇、谢木森、韩艺伟包括吴友财在内，海子都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中佘长奇和谢木森两人的诗歌风格受海子的影响最大。长奇的诗风一度失去了“自我”，几乎成为海子诗歌的翻版，可见其用功之深。2004年5月出刊的《晨笛文学》选择了吴友财的《今夜，我为你祷告》和佘长奇的《雅歌》，两首诗歌都可以看到海子，“在夜的怀抱中/坐到天狼/像一堆火 一无所有/今夜，我为你祷告”（吴友财）。佘长奇的则是比较典型的海子风格了，“今夜/直面心爱的女子/道出压在石头下面的没一句话/在千年花开的国度上/最灿烂的王冠送给自己/我是这条河上最高尚的皇”，“苹果树下的万众之王/河畔流发的新娘最漂亮”。2005年5月出刊的《晨笛文学里面》发表了21首佘长奇的诗，其中在三分之二与的词句里面，“麦地”、“稻谷”、“村庄”、“新娘”、“太阳”、“祖国”、“王冠”等等，是其中触目可见的意象。而大约在2010年前后开始从事校园诗歌写作的谢木森，出道成名之作的标题《光明.组诗》及其笔名“五谷之子”都是典型的海子词句。事实上，跟浪漫主义风格盛行于校园一样，在福州高校的校园诗歌创作里面，几乎所有的乡村抒情都能见到海子的印记。连比较喜欢寻求华南乡村在地日常经验的年微漾，海子也是其无法回避的因素。在他赤诚的浪漫主义抒情形式下面，还有着不少海子式的象征化词句，“万物以一己之长各自献祭/鸟类献出飞，鱼群献出泡沫”、“古代是一轮落日/抖尽了羽毛，是黑夜/撕掉向阳草木，只留下竹林和水声”，诸如此类。
从浪漫主义到海子，主要的变化是词句从直白走向了象征晦涩，但是抒情的基本内核还是宏大，自然大地是主要的激情来源。自从盘峰诗会之后，口语叙述体无疑成为本世纪最初十年最为盛行的词句形式。从下半身、垃圾派、崇低主义甚至梨花体，伴随着网络的兴起在当代诗坛乃至网络文化领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闽江学院这群年轻的诗人自然免不了对此产生兴趣，事实上，在浪漫抒情的风潮下面，他们对以于坚、韩东以来各类口语叙述体的尝试更是其令人瞩目的特色。晨笛在口语体方面比较早做出相关实验的是董养鹏。2005年5月出刊的《晨笛文学》（总第46期），发表了2003级物理系董养鹏的3首诗，显示出了养鹏在口语叙述句和生活意象使用方面的惊人成熟，“老妈摸着麻将牌/即将而来的惊喜/炸弹般开在脸上，/惊动了打瞌睡的主管”、“这已经是昨天的事了/现在，我已经是在福州/两小时的车程，/我感觉被囚禁了很久/从隧道到公路，再从公路到隧道”（《躺着，或者散散步（外一首）》）。“现在是2005年3月9号的中午/学校张罗着‘女生节’”（《三月的日子》）。刘永席的词句也力图有着风格方面的突破，但由于意念过于强烈，词句总是成为观念的直白陈述， “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为此要付出大半天的时间去找几个工人/然后还得付给他们一百多的工钱”（《三月，一棵树》）。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轻的诗人不只是单纯地学习模仿口语叙述，还表现出很鲜明的诗歌文类实验观念。其中赵如添《古城》、《通往南京》等篇章采用的是口语叙述体混合大历史意象的形式，而不只是追求破碎的感觉片段。很显然，于坚对如添的影响是很深入的，除了寻求纯正的口语，在最近的诗歌创作之中，如添一直努力尝试着口语叙述体和古典抒情文类之间的结合， “八月风高 成兄困居于此 来因不明 言词寡淡/列席摆酒/谈些/昨夜春风不语的传闻 李白嗜酒 于坚啰嗦/朵渔题诗于革命的画笔 盛世豪情已衰”（《远行》）。在四字短句之中穿插一两句稍长的句式，将尚义街式破碎的“狼嚎”骈文化，显示出了如添良好的驾驭语言的功力。
口语叙述体的流行与消费主义来临，神话和乌托邦退场有直接的关联，在一个感觉庞杂破碎的时代，散文显然更能够容纳当前的经验。因此，如添试图在破碎啰嗦的口语之中展开不无宏大的历史情怀，对其才力的考验应是相当严酷。而吉嘉琦显然是一直走在利用口语叙述体表述庞杂破碎的经验之路上。嘉琦2013年上大学，因为热爱文学，2014年从外语系转学到中文系。地缘的关系，他跟蒋浩走得比较近，一度迷恋蒋浩《说吧，成都》的口语化抒情，后来又学习臧棣的学院式口语思辩诗。近年来，吉嘉琦积极钻研蒋浩的“游仙诗”，在意象的破碎和混杂方面有着更为鲜明的表现，“气温骤降，游戏远未结束……这更像是必要的弯曲/把肠道里的隔夜饭/排出体外，一如今天的太阳/被秋天的枝头忽略不计”（《仿李白》），整齐的节奏和和破碎的意象相互混合，有着比较明确的“游仙诗”的特征。但是嘉琦并没有“游仙诗”创造抒情形式体系的企图，他依然是走在利用口语和破碎的日常意象进行即兴抒情的路上，表现出了比较突出的青春气息，“但太阳还没有放弃，即使/短裙换了长裤，想象中/曲线浮动，隐私忽然出现/作为目击者之一，月亮/不只给李白留下了喝醉的机会”（《仿李白》）。口语叙述体、日常意象和即兴抒情的结合，在这群闽江诗群之中是比较常见的风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年轻诗人们对抒情形式的偏好，这应该是后浪漫主义时期校园诗歌的另一个鲜明突出的表征。如仇松锋、谢木森、成业包括谢世明都有着这方面的尝试。仇松锋最初学诗的时候走得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道路，进入晨笛后，他在口语诗方面也下过不少功夫，而且表现出色，“去往敦煌时我没有说话/离开时我没有说话/我用舌头抵住上颚，形成一个小周天”（仇松锋《沉默者》）。口语、身体、抒情和抒情的混合是松锋的典型形态。
从口语叙述体、下半身到垃圾派，从崇高宏大滑落下来的诗歌一步步走向庸常甚至“低下”，其中下半身对谢世明的影响是最为具体而深入。谢世明是中学生式的浪漫抒情出身，在自然意象面前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情怀，“松林外是我的住所，面向湖泊/松子快跑，松子，松子/三颗就是幸福/它们不住在一起”，意象和语言来自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里面的老旧词汇，“明日，舟子沉船/湖水等身/我们为兄弟们唱湖水的歌/我们断裂，分列极地”。进入大学后，世明融合了朵渔的下半身和口语叙述词句，并因此写出了不少精彩的叙述句，“我对自己说/要虚怀若谷/冷静走路/我对自己说要/早睡早起/明天好前往省图书馆/但到了端午我发现/我已被语言的丝线捆绑/沉在节日的水底/是该难过吧/好像腐朽的/不只是自己的身体/也有老迈的人只可以在岸边/看龙舟划过”（《我：2014年2月到六月》）。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世明的主要贡献不是口语叙述，而是将下半身、口语叙述句和融入了宋词的意境和词句，形成了一种又有着古典的华彩、浪漫即兴又有日常意象破碎感的抒情风格，“眼睛、鼻孔、嘴唇、优美的/脖子、肩膀、柔滑的手臂/以及/居住在手掌上鲜花般的指头/它们自上而下滴落，雨水/让候鸟驮着秋天面向南方”。这种文类实验让世明以古典词人的忧伤表述消费时代城市的声光化电，在绍兴工作期间，以《三月入京有感》、《与友人自沈氏园回书圣故里》为代表的诗作无疑奠定了谢世明作为一名优秀青年诗人的地位。毕业后，世明游历四方，几乎走遍了中国，他的诗歌一度企图脱离城市抒情，向着神秘的边缘、荒地走去。这样的诗歌究竟成效如何，还需进一步观望，毕竟青年时代最有感触的东西总是有一个疆界，很多东西超出了年轻的诗人们理解范围之后，强行的进入很多时候是需要认真考量之事。
在新世纪以来的高校文学、文化氛围之中，最有时代特色的应是二十世纪革命文化的再阐释，革命文化在校园里获得新的接受形式，敏感的晨笛和山鹰诗人们对这种时代风气自然不会无视。成业、世明、木森包括嘉琦对此都有过细密的尝试。其中成业和世明两人对此道的经营比较突出。成业精通理论，发表过不少诗歌评论著作，最初也是学习朵渔下半身，一直难以找到适合的词风，后来转向历史抒情后，他的理论和历史知识方面的积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浪漫主义时代的历史哲理思辨、追求凝练的词风以及对全球化主题的关注，三者相互结合是其革命抒情诗的主要特色，“十九世纪的雾霾是窗外的往事/年末，城市只想听到讲话的声音/我们马不停蹄地向着未来奔跑/一个伐木工砍断了她国度里所有的树木”（《马克思第一章》。当然仅仅是通过断句和隐喻制造哲理凝练，并不是这些年轻人的喜好，日常的意象利用象征隐喻的方式跟宏大历史联系在一块，体现了成业臧克家之后的时代特色，“那时，头颅上空/还挺干净/新鲜的玫瑰如同某种幻觉/农场的落日让人类疼痛/又带给我们能量/一场迟钝的性爱趣味盎然/那条忠诚的老狗/它的皮毛态度坚硬/像是乌鸦的落羽”（《12月26日，想起古巴》）。相比于成业的日常意象和凝练短句，世明的革命文学抒情更有着浪漫主义激情特色，“在这神色仓皇的五月铁牢，囚禁我的是祖国的边疆/天空中高悬月亮的病体，让我的骨骼在幽蓝的火中/失去性命，像有桂树自我的脚底生长……就让我以此种方式走向黎明的部落/在太阳里放牧祖国，放牧一切垂死的思绪”（《五月想起镜中的卡斯特罗》）。如果成业在日常意象之中寻求凝练籍此发展革命抒情，那么世明则是在浪漫主义的雄浑之中加上象征主义的晦涩，两者在革命现实主义的抒情方面做出文类尝试都值得关注。
从浪漫主义、海子大地抒情、口语叙述、象征主义的晦涩、下半身、崇低主义、古典风格到二十世纪的革命抒情，闽江学院年轻的诗人们游走在这些跨度极大的词句形式和文类惯例之中，但是抒情的主线总在其中，后浪漫主义的抒情特性或许就如此混合多样。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