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原文链接是 http://techrice.com/2011/12/14/the-future-of-computing-in-china-stories-that-bind/
原作者Tricia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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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技术社区，有关中国计算机行业的未来是个热门话题。就在最近，纽约时报发表了John Markoff 和 David Barboza的 署名文章，文章提及中国的计算机行业发生的种种信号表明，其水平在不远的将来将接近美国。文章的作者提供了很多的例子用以佐证其观点，比如中国的成功的超大型计算机和每年走出高校的大量程序员，虽然其中的很多人都流向国外。
当然也有人提出质疑，James Landay写了 一篇文章来反驳Markoff和Barboza的乐观观点。Landay解释说尽管中国大幅改进其学术体系以培养顶尖的程序员，但是一些固有的问题（如专制的官僚结构、教育系统、专利收入制度）仍然遏制了这些程序员们的创造力。
我对Landay的观点从人文因素和文化因素方面做了一些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谈谈中国的计算机产业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我认为有三件事情使得中国在计算机行业无法产生革命性的创新：
1 个人、群体和机构间缺乏信任；
2 缺乏培育创新和社区的机构或组织；
3 缺乏技术人员、工程师、程序员的成功故事或者案例；
1 关于信任
中国的计算机行业在个人和机构间缺乏信任。Landay及Markoff＆Barboza的两篇文章都提及围绕专利保护的信任问题。但是我要特别指出，我这里所说的信任是以下两种类型的信任。第一，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任（这个关系到团队协作）；第二，个人和机构间的信任。Markoff＆Barboza的文章指出大学间的合作是日益增长的中国计算机行业的指标，但是这些相互间的合作还谈不上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相互独立运作的。正如AnnaLee Saxenian在其 关于加州硅谷的形成的研究中表明，工业社会体系的问题在于其是如何形成的。她的分析指出，在波士顿的高科技公司，分散在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两边并且各自独立运作。而在加州硅谷，高科技公司更为分散，但是它们之间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合作机制。她认为，硅谷正是因为其这种独特的产业结构，即鼓励公司间的合作能够产生更多的创新，并因此良性发展。
信任是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128号公路缺少的东西不是投资和人力成本，而是信任。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各个公司相互之间都是孤立的，而且还阻碍合作的发生。缺乏合作从而阻碍了共享和竞争。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状况更像是128号公路，而不是硅谷。在中国还是有很多创新，但是这些创新者既不联网，也不合作。在中国人们经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Steve Jobs。每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我就会反问自己，如果Steve Jobs在128号公路创建Apple公司，而不是硅谷，那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专家们思考吧。
另外一种缺失的信任是来自于社会机构的信任。除了Landay指出的教育方面的问题，然后就是Markoff&Barboza强调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官僚机构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阻碍了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在一个对信息进行严格过滤和监控的国家，怎样才能开发出可信任的大规模计算系统？当然，从某些方面，中国已经制造了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但是超级计算(super-computing)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或者科学的需要，但是云计算(cloud-computing)的大规模发展却需要考虑信任问题。
云计算是以用户为中心的。Landay的文章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云计算是创新的温床：
引用
“人们似乎看到更多的重要的创新诞生在云计算集群中。这些集群背后是数以千计的商业处理器协同工作，连接世界各地的庞大的数据中心。Google、Microsoft、Apple、Amazon以及其他的网络计算巨头提供这样的平台和技术，然后以廉价的方式提供给每一个web站点或者移动应用来使用云计算服务。用云计算架构比用超级计算更能适应大范围的应用使用。“
如果以云计算作为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的标杆，那么最近发生在中国的云计算项目的爆发性增长，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Ge Jin的 中国泡沫观察报告：
引用
”在2011年4月，重庆市政府宣布投资40亿元人民币，建设一个亚洲最大的云计算中心。该计划被称为‘云端’。接下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纷纷效仿。上海计划建立一个‘亚太云计算中心’，其计划被称为‘云海’，北京有‘祥云’计划，深圳有‘坤云’计划，广州有‘天云’计划，宁波有‘星云’计划，无锡有‘云谷’计划，杭州有‘云超市’计划......
据来自中国高新技术导报的报道，甚至像兰州、廊坊这一类的贫穷城市都加入了这一类云计算中心的建设中。廊坊，河北省的一个二三线城市宣布要建立一个云存储中心，其规模至少比现存的位于芝加哥的世界最大的那座存储中心还要大两倍。“
据来自中国高新技术导报的报道，甚至像兰州、廊坊这一类的贫穷城市都加入了这一类云计算中心的建设中。廊坊，河北省的一个二三线城市宣布要建立一个云存储中心，其规模至少比现存的位于芝加哥的世界最大的那座存储中心还要大两倍。“
但是在中国，发生的如此之快的任何事情都是值得怀疑的。Ge Jin透露，云计算其实只是较大的房地产开发计划的一部分。
引用
”在中国，人们对于云计算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云计算的建设是国家投入在驱动。一旦中国的技术官员发觉了云计算的概念，他们立即就会看到这样一个神奇的可利用的潜在模式，那就是‘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补贴+便宜的贷款’，因为所有的云计算方案均会涉及到大规模的物理基础设施“
中国在云计算上的努力主要都是政府资助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建立在一些不太明确的关系基础上，资金的流动并不明晰。
Ge Jin的文章揭示了中国云计算项目的根本问题，其中也包含了关于信任的问题。一个中国的互联网用户面对自己的个人信息，相比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他们更信任国外互联网公司。大多数中国用户告诉我，他们不信任中国的云基础设施或者服务，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信息放在上面，因为这些信息得不到应有的隐私保证。此外，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是一种常见的反应。由于已经习惯于世界上最严格的信息过滤和管制，用户对于把信息存放到云端普遍抱不信任态度，这个也是中国大规模推广云计算项目的障碍。
2 关于推进创新的机构
中国需要一些机构来促进跨软件、硬件、社会边界的创新。
Markoff & Barboza指出中国机构间的合作是中国蓬勃发展的计算机行业的指标。我会谨慎的理解为这些衡量创新的指标，是突破性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Michele Hoyman & Christopher Faricy的研究“ 应该建立一个关于创造力、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模型用于研究三者的关系”中。他们反驳Richard Florida的观点，后者指出创造力和经济增长是互相排斥的。Michele Hoyman & Christopher Faricy的工作告诉我们，中国可以继续体验到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计算的进一步发展，虽然没有出现创新的枢纽。即便Florida提出相反的观点，即创造力和经济增长不总是正相关的。
这个并不是说我没有看到中国惊人创造力下的泡沫。 Silvia Lindtner关于合作工作和合作空间的研究，比如说“ 新单位”和“ 新车间”这种那个协作社区的出现，还是证明了中国并不缺乏创造性思维。但是这些具有创造力的社区能够成为大型高科技产业吗？那中国的公司能够做到这点吗？我现有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是不行的，至少目前如此。
在Jofish Kaye的一份 关于旧金山湾区黑客交流社区的研究中，我看到了在不同的创意空间之间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一个在facebook工作的人可能会出现在“ Hacker Dojo”的活动上，而一个在初创公司工作的人会在“ Noisebridge”活动上讲授一个课程。但是我并没有在中国的这类协作空间的活动中看到这种情况。在中国此类的协作空间还处于起步阶段，很难想象一个腾讯的工程师在本身已经繁忙的工作时间之外能够参与此类活动。我在中国的这类刚刚形成的协作空间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艺术家、设计师、外国技术人员，基本上看不到来自公司或者学术界的计算机程序员。
我并不想低估这些新生协作社区的价值，但是仅仅这几个散布在各地的社区并不能带来什么改变。在中国，缺少一个机构，它能够削减横向或纵向的官僚层，屏蔽地区差异，并打破软硬件企业及相关机构的交流障碍，让人们分享并合作。
在美国我们有这样的组织，其使命就是建立和维护一个让不同产业和机构的人们参与、分享和合作的社区。由 O’Reilly组办的会议，不管是Web2.0，还是 Foo Camp，总是能够吸引计算机行业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到一起讨论，分享并乐在其中。在中国已经存在的组织，比如“ China Great Wall Club ”，加入它是有条件的，只有移动互联网服务商才可以加入。当然还有些别的这样或者那样的组织，但是他们都做得不好，通常都是关心收了多少会员费，而不是社区发展的如何了。中国需要一个类似与O’Reilly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它能够把学者、研究人员、程序员、社会学家、黑客、艺术家、设计师和作家聚集到一起。前面提到的Landay启动了一个建立全球研究中心的计划。
3 关于成功的案例
在中国计算机行业，需要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参与者的成功故事，这样子对诞生伟大的创新者是有意义的。成功案例的缺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具有一定凝聚力的计算机文化。
在Morgan Ames的关于“ One Lap Per Child”的研究中，她研究了那些技术人员和程序员讲述的关于自己如何成长的故事，那些计算机编程界的小伙子们在其成长过程中很早就学会独立，并且能够很自由的接触计算机。在他们的故事中，程序员们的讲述都倾向于忽略那些让他们成长的社会或人口统计学因素，比如种族、性别、阶级，又或者其父母鼓励他们使用计算机，又或者在学校可以接触计算机。尽管每个人都倾向于说自己的成长是依靠自我的约束和努力，当然这的确是重要原因，但不得不说这些共同点让很多计算机程序员能够聚集到一起。正是这些成长的共性，让人们可以建立一种跨越时间、空间、社会地位的信任。但是在中国，有什么样的故事能够引起程序员们的共鸣呢？至少我目前还没有发现。
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自于移动产业，这就是山寨。在中国的南部，一些不知名的移动硬件厂商为了避免政府的高额税收，模仿现有产品并且添加新的特性，同时却以更低廉的价格贩卖，最终形成了整条山寨产业线。山寨厂商满足了Nokia、HTC、Samsun、Motorola这些大厂商不能满足的数百万的低端手机用户，而且还推出很多大厂商没有的新功能。山寨手机逐渐吞噬了像Nokia这种大厂商以往的低端用户市场。山寨是一种模仿文化，虽然也可能形成跨越，最终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革新，但是这种方式在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太容易被程序员社区所接纳。
所有的故事里面都有一个敌人。对于中国的山寨厂商，他们的敌人就是收取高额税收的政府。而对于西方世界的黑客，他们的对手就是阻止他们自我学习的教育体系。中国的程序员们，你们眼中的假想敌是谁？
尽管我提出当前中国的计算机工业存在信任、创新、成功故事等障碍，但是我并不认为缺乏这些因素中国就不能成功。不过，是否会出现中国的128公路或者硅谷，仍然有待观察。
像Landay和有些人的看法一样，我对持续变化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 。因为整个状况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改变，远远超出本文所讨论的，并且很多改变还会面临阻力。在美国，全民义务教育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而在中国，从1986年才开始。美国的教育体系已经运行了100多年，而中国才开始20多年，并且它的教育体系面对着更多的人口压力。
我目前的研究告诉我，中国的技术创新模式是不同于西方的。比如，在西方，在1980年拜度法案之后，大学和公司就建立了互助互利的伙伴关系以便更好的使用IP传输网络。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David Mowery 和 Bhaven Sampat的研究( The Bayh-Dole Act of 1980 and 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A Model for Other OECD Governments)提醒我们要从全球范围内扩展美国大学与企业的伙伴关系模式，因为拜度法案的成功严重依赖美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教育和高科技产业。最近来自Paul M. Swamidass 和 Venubabu Vulasa的文章指出， 为什么大学的发明很少产生收入？大学里的技术转换的瓶颈是什么？问题在于大学里的研究是否适应市场需求。这些研究都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创新在不同的环境或条件下是不同的。
计算机行业的未来在于个人和团体能够打破社会和行业壁垒进行合作，而在中国如何打破这个壁垒是一edu/~lindtner/]Silvia Lindner[/url] 的研究的迷人之处，因为她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创新不太可能出自我们知道的公司，而是可能来自于那些松散的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都能有自由的时间可以从事设计、艺术或者技术，并且成员当中应该有具备国际背景的华人。我的研究着眼于非精英分子和山寨文化，变革应该是从下而上，最终影响整个行业。我们的研究都表明在中国的创新动态是不同于在西方世界看到的。
在此期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讨论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前景，希望有像Markoff 和 Barboza这样避免以西方观点看待中国的作家，也希望有像 James Landay这样的圈内人士的独到视点。我们可以见证中国是如何建立信任、鼓励创新、涌向更多的成功故事，并最终挑战旧有的全球秩序，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在Neil Stephenson的小说《Snow Crash》中，他写到，即便美国处于一个经济衰退的时代，但是
引用
“还是有四件事情我们做得比别人好：音乐、电影、软件、快速的披萨递送”
。
按照技术产业先知所说，尽管美国经济衰退，但是这个国家还是能够源源不断浮现成功的故事、好的软件以及服务。而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