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文诗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喜彼钓叟，得鱼忘筌。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
至人远鉴，归之自然。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
含道独往，弃志遗身。
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形恃神立，神须形存。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
守之以一，养之以和。
绥以五弦，无为自得。
越名任心，是非无措。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字叔夜，因做过曹魏政权的中散大夫，也称嵇中散。公元224年，嵇康出生于谯郡钅至县(今安徽宿县)一个儒学世家。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和兄长抚养长大，所以他的一生对母兄有极深的感情，曾在母亲和长兄死后写过一首催人泪下的《思亲诗》：
奄失恃兮孤茕茕，内自悼兮啼失声。思报德兮邈已绝，感鞠育兮情剥裂。嗟母兄兮永潜藏，想形容兮内摧伤。……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穷约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无依，睹遗物兮心崩摧。
嵇康自幼修习儒学，然而当时的儒学不仅不能解救时弊、救民水火，而且成了统治者相互倾轧和惩治异己的工具。天资聪颖而性格刚直峻急的嵇康，目睹这种种荒谬而残酷的现实，自然逐渐失去对儒学的信仰，而把目光转向猛烈批判过儒学的老庄道学。当时，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一批正始名士已掀起了复兴道学、崇尚玄谈的风气，青年嵇康在这种风气中成长，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他与好友阮籍、向秀、山涛、吕安等人经常饮酒清谈、追踪于虚实有无之际，或结伴出游、徜徉于山水林泉之间。由于他娶了魏沛穆王曹林的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成了曹魏宗室的女婿，所以被人们视为曹魏集团的成员。但实际上，当时曹林一系并未进入权力中心，嵇康只补了个郎中的小官，后来迁任的中散大夫一职，也是个七品的闲职，所以嵇康离权力中心还很远，况且嵇康无志于仕途，就是这个七品的闲官也从来没有认真地做过，他立志要过一种任情适志、优游山水的生活。嵇康仿佛天生就具有名士的风度。《世说新语》曾这样记载了与嵇康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赞美：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他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修养：他是杰出的思想家，著有《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管蔡论》、《释私论》等论文，析理精微、逻辑严密且规模宏伟、词藻华丽，其思想深度和文体独步当时；他是诗人，其诗作感情真挚而又富有哲理；他是音乐家，精于弹琴，并创作了《嵇氏四弄》、《风入松》等琴曲；他的书画水平也很高。唐人张怀于《书断》中列嵇康的草书为妙品，称赞说：“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韦续在《墨薮》中说：“嵇康书，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翔，群乌乍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嵇康有《狮子击象图》和《巢由图》等绘画作品传世。除了具有全面的文化、艺术修养外，嵇康对养生之术极为热衷，他曾跟随隐士孙登、道士王烈到深山远林采药炼丹、养身服食达三年之久。他还有一些极为奇特的爱好，比如锻铁，常与向秀在他洛阳住宅中一棵大柳树下制作铁器，而且技艺非常精湛。他还喜欢挑水灌园，喜欢饮酒和钓鱼。就这样，他在玄思、艺术、交游、养生、锻铁、灌园、饮酒、钓鱼等活动中贯彻其庄子式的人生理想，在这种生活中，他领略到玄远的旨趣，领略到诗情画意，领略到宇宙和人生的真谛：
息徒兰圃，禾朱马华山。流石番平，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喜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
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宿兰诸。邕邕和鸣，顾眄俦侣。俯仰慷慨，优游容与。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弃之八成。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在肆志，纵心无悔。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泽雉穷野草，灵色乐泥蟠。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
生命是这样的有限，迷妄的人拼命追逐外物，追求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结果失却生命的意义，被外物所囚系，不若抛开这一切外在的东西而返归内心，返归自然状态，返归与道同游的境界。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由外向内、由人为向自然的复归呢?关键在于摒除贪欲，保持心灵的宁静：
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夫。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生，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之以灵芝，顺之以醴泉，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质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养生的要领在于外不贪求富贵，内不沉溺于情欲，既不受外物奴役，也不受内欲奴役，这样才能身心俱泰、内外自由，以至于获得长寿。嵇康把这种人生观归结为“越名教而任自然”：
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乎可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可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曾一度把这一人生观付诸实现，从而形成了一种琴诗风雅、潇洒飘逸的生活方式和名士形象，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这种生活方式和名士形象对于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嵇康一时名声很大，成为许多人效仿的榜样。
二、非汤武而薄周孔
但是，逃离社会、返归自然，摒弃外物、返归内心，这只是嵇康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后人传说嵇康“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这种说法只看到他的表面性格，就其深层性格而言，他是入世的和刚直峻急的，而且正因为嵇康深知自己这种个性，深知这种个性在一个险恶社会的命运，才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才力求做到“喜愠不形于色”，才追求一种和平宁静的人生境界。可惜，尽管他在理论上深谙老庄学说并且自己还写出《养生论》这样的名著，尽管他曾一度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深切地体会到那种出世生活的自然和优美，但他最终没有扼制住心中的那匹野马，他最终难以捆缚住那激情冲动、刚直峻急的个性，他最终没有做到老庄和自己那套去喜怒、无爱憎、齐是非的养生理论，而让自己猛烈爆发了。这就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本来，“越名教而任自然”并非一定要与统治集团相对抗。例如，阮咸和刘伶已经非常纵情任性、放浪不羁了，但他们却对人间的是非不闻不问、置之度外，他们只求放纵自己而并不去反对社会，他们只是把名教弃置在一边而并不去攻击它，因此他们并不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和妨碍，统治者能够容忍他们。再如孙登、王烈，则干脆避开人世，岩居穴处，与树林鸟兽为伍，当然更没有什么危险了。又如阮籍，其志向也是返归自然、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却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领域之中，他采取的全身之策一是缄口不问政事、不评论人物，二是佯狂、酗酒，所以虽然何曾等坚决维护名教的人想置他于死地，而司马昭却认为他无害于己，而且保留这样的名士于朝廷，还可以为自己点缀门面，显示自己的宽宏和大度。独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采取了与世俗社会和权贵集团相对抗的形式，这就把他从超越名教、返归自然的愿望中拉回到世俗的敌对者的位置上，这就使他由社会的逃避者变成了社会的批判者和反抗者，这就使他违背了自己的养生理论和人生理想，使自己由飘逸俊雅的名士变成了一个血染刑场的悲剧英雄。对于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斗争，嵇康本来是置身事外的。嵇康三十多岁时，司马氏集团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司马氏之杀戮异党，手段是极其残忍、血腥的。从司马懿杀王凌并夷其三族起，到马司炎杀张弘而夷其三族，二十余年间夷三族竟有六次之多，而司马氏却以忠孝的名义治理天下，这不能不说是对儒学的一个极大的讽刺。对于司马氏集团来说，忠孝、仁义之类名教纲常不仅仅是掩盖其残忍的伪饰和招牌，而且直接成了杀戮异己的工具。何曾请杀阮籍，是因为他在居母丧时饮酒食肉，犯有“不孝”之罪。 一帮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疯狂追逐权力的人却在高谈仁义忠孝并用它们惩治异己，这使嵇康不由得对儒学深恶痛绝。他在给山涛的绝交书中承认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不信儒学而推崇道学，这在魏晋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但直接攻击儒学及其圣人，嵇康则是第一人。嵇康对儒家经典持否定态度，说“六经未必为太阳”、“何求于六经”；又说周公妄诛管蔡二人，对孔子则更为不敬，说他是：
修身以明污，显智以惊愚，藉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卷力谈议，身疲磬折，形若求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利害之端，心惊于荣辱之途。
除此以外，嵇康还有什么“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文献上没有流传下来。肯定还有更为激烈的言谈，才会激起司马氏的恼怒。要知道司马氏正以周公自居，以孔子学说治天下，并准备进一步援引汤武“革命”，取曹魏而代之，而嵇康却竟敢非薄汤武周孔，这不是往司马氏的刀口上撞吗?言论上大胆放肆也许不至于大祸临头，嵇康竟又在实际行动上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合作。首先，他得罪了司马氏智囊团的重要成员钟会。钟会对玄学很感兴趣，有一次，他乘骏马、衣锦绣，随从如云，造访嵇康，求教玄理。嵇康正在大柳树下扬锤锻铁，钟会来了后，他视若无睹，挥锤不止。过了一个时辰，钟会自觉没趣，便欲离去，嵇康头也不抬地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倒也反应很快，回答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一说嵇康问：“君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钟会答：“我从来处来，要到去处去。”)钟会遭受如此傲视，从此深恨嵇康。司马氏取得胜利后，嵇康离开洛阳，到河东山阳隐居不出。这时，“竹林七贤”已经开始分化瓦解了。最先靠拢司马氏集团的是山涛。不过山涛做官倒还算清正，他仍然对嵇康的人品和才华很推崇，但他不了解嵇康的志向，所以先后两次向司马氏推荐嵇康。第一次是在他任选曹郎时，他认为嵇康比自己更能胜任，因此请嵇康代替自己，遭到嵇康拒绝。到了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即嵇康三十八岁那年，山涛任吏部郎，又推荐嵇康，他认为嵇康刚正不阿，最适合于担任吏部郎，为朝廷选贤任能。嵇康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奋笔写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篇真正的奇文：《与山巨源绝交书》。没有一个作家对嵇康的个性能像嵇康自己描写的那样真实生动了。在信中，他列举了自己的性格与官场、俗世的种种格格不入。他说，人伦有礼，朝廷有法，对此我有“七不堪、二不可”：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签，则犯教伤义，欲身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几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之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嵇康说，我有这么多毛病，怎么能够做官呢?“又闻道士遗言，饵木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乐而从其所惧哉!”在信的末尾，他再一次重申自己的志愿：“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忄良忄良，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故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嵇康的这封信不仅表示了自己与司马氏集团的公开决裂，而且从其社会背景而言，表现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司马氏集团的不合作和对抗的态度。而司马氏正好要借一名士的性命来弹压这一批知识分子，使之俯首听命于自己的统治。所以嵇康这封绝交书，注定了自己被害的命运。只不过司马氏碍于嵇康的名声，不敢仓促下手而已。令人感叹不已的是，嵇康对这样的结局也早有预感。由于他与曹魏集团沾亲带故，而曹魏集团已处于劣势和衰落状态，这使嵇康很早就有危惧之感。更为重要的是，他深知自己难以驯服自己的个性，而这一个性必然与世俗和当权者发生冲突，从而给自己带来灾难。所以，就是在那些优游的岁月里，嵇康心中有也一种浩茫的忧虑，一种难遣的悲怆：
坎趣世教，常恐婴网罗。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
以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疑。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云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单雄翻孤逝，哀吟伤生离。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已，世路多险。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
凌高远眄，俯仰咨嗟。怨彼幽象，邈尔路遐。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姝颜，谁与发华。仰讯高云，俯讠乇轻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
轻车迅迈，息被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咬咬黄鸟，顾俦弄音。感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乘风高游，远登灵丘。讬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弹琴泳诗，聊以忘忧。
除嵇康自己隐约感到自己潜在的危险外，还有一个人也早就预料到他的结局，这就是隐士孙登。孙登隐居在悬崖百仞、丛林丰茂的汲县山中，嵇康曾从游三年，多次向他流露栖身岩穴的意向，可是这位神秘莫测的隐士却始终没有答应。临别之时，嵇康说：“先生难道无一言相告吗?”孙登这才点醒他说：“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孙登可以说是当时唯一了解嵇康的一个人。到了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时，他对自己的前途已经有很为清醒的估计了。他说：阮嗣宗(阮籍)口不论人过，我总想学习他，但却难以做到。阮嗣宗是至性之人，但与物无伤、与人无碍，只不过饮酒过度而已，但即使如此，已被礼法之士视若仇雠，幸亏大将军(司马昭)保护了他。至于我自己，不如嗣宗之贤而又更为简慢、松弛，不识人情、于机宜，没有万分的谨慎而又喜欢穷尽是非，虽不想惹祸，又怎么可能呢?在指出自己对于礼法的“七不堪”、“二不可”后，嵇康又说：“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三、广陵散绝，千古同悲
这一天很快到来了：就在嵇康与山涛绝交的第二年，即嵇康三十九岁那年，司马氏找到了诛杀嵇康的借口。事情是由吕安兄弟的纠纷引起的。吕安与其兄吕巽，都是与嵇康交游多年的好友。但是有一次，吕巽垂涎于吕安妻子徐氏的美貌，竟灌醉弟妇强奸了她。吕安十分愤怒，要揭露吕巽这个衣冠禽兽，吕巽请嵇康出面调解，嵇康答应了他，去劝说吕安，于是表面上平息了这场风波。哪知不久以后，吕巽倒打一耙，诬告吕安虐待母亲和诽谤自己。因为吕巽得宠于钟会，吕安竟以“不孝不悌”之罪名被囚禁，并被判发配边地。吕安不服上诉，并提出嵇康为证人。嵇康仗义忘危，挺身而出，证实吕安无罪，并立即写了《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吕巽愤然决裂。哪知钟会、吕巽一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嵇康也投入狱中。随后，对嵇康久已怀恨在心的钟会鼓动司马昭说：叛将毋丘俭起兵造反时，嵇康企图在洛阳起兵响应；从前姜太公诛华士，孔子诛少正卯，是因为这两个人蛊惑人心，害时乱教，如今嵇康、吕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为帝者不容，宜应除灭，以淳风俗。从钟会所进谗言可以看出，嵇康被杀有两大罪名：一是“欲助毋丘俭”反对司马氏，这条罪名是钟会罗织的，司马昭心里也清楚。第二条罪名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即“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及拒不与司马氏合作，这才是嵇康被杀的真正原因。嵇康身陷囹圄，恰似卧龙被囚，心情极为沉痛、悲愤，写下了有名的《幽愤诗》。全诗沉痛反省了生平行事，好像一首低回反复、悽怆深沉的长歌，充满了嵇康自责、自伤、自怜、自愤、自叹的心情。他说自己本来“讬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然而却生性急躁，非要辨明善恶、是非(“惟此褊心，显明臧否”)，因此，大祸“匪降自天，实由顽疏”。按照老庄学说和自己的《养生论》，是不用去管人间是非的，然而自己却违反了这一点，结果落得如此下场。然后，嵇康虽然反复自责自己傲世的性格所造成的失误，却不是出于后悔、害怕和屈服，而是出于一种遗憾，即自己没有实现养素全真、复本归道的人生理想。至于面对那些迫害他的敌人，却没有半点奴颜和媚骨，他决不屈服以乞讨自由。公元262年，嵇康被杀于洛阳东市。当时，三千名太学生上书，请以嵇康为师，遭到司马昭拒绝。嵇康临刑神色不变，他顾视日影，索琴弹奏《广陵散》，刹时，一种悲怆激越的乐声充塞于天地之间，闻者无不失声痛哭。曲终，嵇康叹息一声说：“袁孝尼曾请学此曲，我没有传授给他，《广陵散》于今绝矣!”据说，嵇康早先曾游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里，忽有客人来访，自称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乐理，深为投契，便把《广陵散》一曲传授给嵇康，并嘱咐他不要传授给别人。如今，在这生死诀别之际，嵇康没有丝毫恐惧，没有丝毫绝望，唯一痛惜的是《广陵散》这稀世之音的失传，这是怎样一种优美的情怀!在无比悲壮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无比优美，是怎样的使人惊魂动魄而又心向神往!清人谢启昆有诗叹道：
结伴竹林形自垢，逢人柳下坐长箕。《养生论》好醇颜发，服食缘悭石髓贻。鹤在青天罗未远，琴弹白日影初移。三千太学伤东市，一笛山阳怅子期。
康死后，后人广泛流传他“神化”、“尸解”的传说。东晋顾恺之《嵇康赞序》中说，东海徐宁师事南海太守鲍靓。某夜，徐宁忽然听到静室中有美妙动听的琴声，感到十分奇怪，便问鲍靓原故。鲍靓说：“是嵇叔夜。”徐宁不解，复问：“嵇临命东市，何得在此?”鲍靓说：“嵇叔夜形灭而实尸解。”《太平御览》中亦有嵇康尸解成仙的记载。这一传说当然是荒诞的，却寄托着后人对这位奇士的敬仰和热爱。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都在儒学和佛道两个向度寻找精神寄托：或者入世，以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出世，怀佛道之学流连山水、遁入空门。独有一种知识分子，在其儒学信仰破灭后，也想在佛道那里寻求精神解脱，但终因为太有血性、太重感情、太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太有抱负和社会责任感，而不能甘心老死丛林和空无之境，这就使得儒、佛、道三家中任何一家也不能安顿他们的灵魂，这就使得他们成为精神世界的永久的流浪者。这样的人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屈指可数，而嵇康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个。如同那神秘的《广陵散》，不知从何处飘来，又倏然绝响，不知飘没于何处，像嵇康这样的人，也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霍然涌现，向世人昭示了些什么，又迅速地离去。而我们今天还在拼命地想象《广陵散》的内容，并且至今也难以揭示嵇康之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