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二公民》改编自经典的法律题材电影《十二怒汉》，植入了当下中国的部分社会矛盾，由话剧导演徐昂执导，北京人艺与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参演。这些因素都使本片具有了一定话题性。
一、借鉴：
《怒汉》是1957年由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拍摄的作品，主线是十二个陪审员针对一起杀人案的嫌疑人进行罪行认定讨论，在一个多小时的剧情中，他们通过对证据的合理怀疑、推理、论辩，由十一票赞成有罪达成了十二票赞成无罪的结论。该片深刻体现了严肃的法律精神，获得奥斯卡奖多项提名。《公民》的剧情即与上述大致相同，且在人物、场景与推理方式上有明显的借鉴痕迹。
1.陪审员：清一色的男性角色，相似的人物功能
不论是《公民》还是《怒汉》中，十二名陪审员均为男性。在1950年代，女性不能参政议政、参与投票，所以尚无资格进入陪审团，电影的人物设定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在几十年后，女性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不再受到歧视，应当出席陪审团环节。比如1991的日本版《12个温柔的日本人》里，女性就加入了陪审团，给影片增加了众多有关日本社会的思考。对于《公民》中女性角色的缺位，导演徐昂在其手记中解释了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自身掌控能力不足，他认为女性的出现会使电影中出现不需要逻辑推理的时刻，而他无法处理这种“无逻辑”的状况，“女性的美有时候会通过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思辨”；二是他认为本片的焦点在贫富分化，不宜再延伸到性别议题，“即使你有很多兴趣点，仍然需要提炼核心进行简化。”
通过比较美版与中国版的“怒汉”可以发现，十二个人的戏剧功能是相似的。从辩论开始，陪审团就分为有罪、无罪两大阵营。在两部电影中，1号是负责秩序的陪审团团长；8号陪审员是主角，第一个提出无罪的人；在8号的推理下，首先出现了9号陪审员表示赞同，这位老人就是帮手；再出现了5号，被8号说服的正角；还有2号与6号，脾气好、性格冷静，逐渐倒向无罪阵营；7号和11号，两位矛盾不断的丑角；以及三位反角，愤怒的3号，逻辑严密的4号，满怀偏见的10号，他们是8号最主要的对手。
2.场景：十二人密室非杀人事件
与原作一样，《公民》遵循了传统戏剧的“三一律”原则。影片的主要场景在一个废弃的体育场馆内（单一房间），房间内的十二个人围着一张桌子进行辩论，辩论沿着少年弑父案（单一情节）展开。影片充满高密度的戏剧冲突，剧情紧凑。所以本片也被导演调侃为“十二密室非杀人事件”。
在《公民》的剧本中，可以发现几场外景戏，包括陆刚与妻儿的互动、陆刚被大学生打的情节、警察抓捕嫌疑人的过程、检察院内的聊天日常。[]但这些都被导演做了“室内化”处理，尽数删去。“外景戏中，一部分是展示犯罪嫌疑人的，另一部分是我想让大家看到8号检察官被打的经过。我们当时有一场戏，发生在另一个空间里，拍的是一个被拆迁家庭的孩子，在抡起砖头打了8号检察官以后，和他之间发生了一次争吵。”最终的《公民》，室内场景占绝大部分，和《怒汉》保持了一致。
《公民》同《怒汉》一样，也都遵循了传统戏剧的“整一性”要求，在闭锁式结构内，讲了一个“头部-中部-尾部”完整的故事：十二人接受任务进入房间讨论-进行无罪VS有罪的激辩-十二人达成一致，最后全部人离开。中部以几次投票为标志可再分成几小段，每段冲突均有完整的发展脉络，以投票来首尾过渡——首先是1:11，经过一番说理，变成2:10，老人陈述想法；3:9，陪审团内部开始骚动，证据疑点逐渐被挖出；……6:6，变成平局，出现随众者；……11:1，影片高潮，最后一个反角剖白内心，改变主意；12:0，大家意见统一。在两部电影里，这些情节环环相扣，十分紧张，十二位陪审员间的矛盾冲突次第凸显。而引起争端的元素——浓妆女人和行动不便老人的证词、犯罪嫌疑人车里特别的刀，这些证据被怀疑、引起争执、最终被推翻的过程也都借鉴自《公民》。
3.推理：理性出发，感性并用
从8号陪审员号召大家“动脑子”起，片中的论争、尤其是8号、5号、2号、4号、6号等人的论辩，都用了理性推理。例如，陪审员们反复争论两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女证人是“通过城铁的后两节车厢看见人被杀的”，8号陪审员就以城铁通过同一定点的时间，推测出老人不可能在命案发生前一刻听到父子争吵；同样，根据老人的行走步速，推测出他也无法跑到窗口看到杀人犯逃跑。而9号陪审员通过女证人捏鼻梁、眯眼睛的动作，推测出她是近视眼，在黑夜不戴眼镜也许无法看清城铁背后住宅楼内发生的事。
这些都属于用生活经验思考证据可靠性的做法，本身符合学生家长的定位，但其中也有过于巧合的因素。如辩论双方对于嫌疑人的刀的使法争执僵持不下时，5号陪审员出面，以自身经历说服了大家：他使过这种刀，他的哥哥也是被这种刀捅的。“就这种刀，我小时候我们那儿的孩子几乎人手一把”，“侧挑根本就不像他们那么使，还得倒一下手”；这种生活经验是小概率事件，安插到某个学生家长头上，未免过于戏剧化。
导演还提供了不少基于个体情感的推理思路。比如10号陪审员质疑赞成无罪一方推翻证据的做法，“他为什么要撒谎呢？”9号陪审员给出了理由：老人穿着的衣服开了线，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一直夹着胳膊，生怕被人看出来。也许是由自身的感受类比，他认为老人长期被家人轻视，想要受到重视，“人生中第一次被人采访上电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将被万千观众所聆听和重视，甚至将左右一个年轻人的生死，他并非故意撒谎，但内心会无意识地相信”。还有就是3号陪审员。他一直坚持嫌疑人有罪，不看大家的争论结果，直到只剩他一人。坚持的原因是他对于当下年轻人不敬老的成见：“现在的孩子，可不能以我们小时候的标准衡量他们！他们一点儿规矩都没有，打都没用，那心里边冷极了！”而究其根本，还是六年前他的儿子和他发生激烈冲突，离家出走。
片中，推理从两个维度生发，一是对富二代弑父案的推理过程，二是对陪审员立场的溯源推理，完成对人物前史的交代过程，发展方式和《怒汉》类似。
二、本土化：
1.故事背景：
众所周知，《怒汉》发生的基础是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团制度。这项制度可以追溯到1166年的《克拉灵顿诏令》中，适用于英美及英联邦等英美法系国家，还有极少数大陆法系国家。这种制度要求在本国公民中挑选6至12名成员组成陪审团（刑事案件为12名成员），参与案件判决。成员来自不同阶层、种族，在重大刑事案件的判决中，美国陪审团制度要求12名陪审团成员必须做出完全一致的判决。
《公民》之前，俄罗斯、日本等国家也有过对《怒汉》的翻拍（分别是《十二怒汉：大审判》和《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这两个大陆法系国家都引入了陪审团制度。但中国没有这样的现实土壤。
所以《公民》的背景设定在了北京一所政法大学里，几个学生需要进行英美法课程的补考，组建一个模拟法庭，而学生家长需要配合工作，组成陪审团来裁决一位谋杀案嫌疑人的生死。虽然影片中案件是真实的，但模拟的陪审团还是将《怒汉》中的生死裁决承载的严肃性消解了。
参加陪审团的人员都是补考学生的家长、恋人，他们都想让孩子顺利毕业；或是对法律有高度热情的小保安，受制于学校政策的小商贩，所以他们配合完成陪审工作是无疑义的，但虚拟的、没有现实作用的讨论难以让不情不愿的家长入戏，影片的开头，家长们一听到这个任务，也没法儿当真，或多或少有调侃：3号说“西法西法，能往咱东方人身上用吗？学了半天到最后不及格……这还有逻辑吗？”；10号陪审员不耐烦8号让大家讨论讨论的做法，说“我们在这儿判决半天，起不了什么真的作用”。他们没有手握生杀大权，也不懂无罪推定原则，当8号陪审员首先提出质疑后，大家的反应是让他证明嫌疑人为什么无罪，或者说出真凶到底是谁。这是导演的一个难题。
2.人物
《公民》中的十二个角色承载的功能和《怒汉》大体相同，但身份设置很有中国特色，蕴含了每人籍贯、职业、阶层可能带来的矛盾，其中8号也有了超越个人形象的作用；嫌疑人的身份也改变。
（1）十二角色
本文在第一部分谈论人物功能时，已大概涉及了人物在影片中的功能。而具体到个人身份，《公民》对比《怒汉》则有了本土化的设定。《怒汉》中的陪审员有橄榄球队教练、商户、底层移民、建筑师、钟表商、广告策划等职业，存在阶层差异，但趋于中性；而《公民》里，中国各阶层的代表在人生经历、价值观上差异巨大，个人的故事感更强（导演让他们独白也着意强调了这一点）——
1号：法学院助教，负责组织陪审团讨论，不急于表达，形象相对符号化；
2号：大学数学教授，温和少言，理性思考优势明显；
3号：北京出租司机，脾气暴躁，嗓门大，语言尖刻，偏见严重，屡次引发激烈冲突；
4号：房地产商，穿着讲究的富裕阶层，讲逻辑讲道理，对以有色眼镜看待他财富和爱情的人介怀；
5号：外表阴郁，少言寡语，有过入冤狱的经历，清楚冤枉人的后果；
6号：温和的急诊科医生，严谨、重视数据，关心案件本身而非情感在案件中的投射，具有尊重生命的意识；
7号：学校小卖部商贩，有生存压力，油嘴滑舌，被校方拉来做陪审员，对案子毫无热情，始终带着烦躁的情绪；
8号：检察官，具有法律精神和公民意识，在他的坚持下大家逐渐进入审议过程，是司法的代言人；
9号：空巢老人，性格宽容平和，政治运动中受迫害坎坷的经历使他认同8号对生命的尊重态度，赞成大家坐下来讨论；
10号：吃瓦片的老北京，收房租为生，坚定的地方歧视主义者，认为大量外地人涌入北京剥夺了儿子本该有的更好的教育机会；
11号：来自河南的学校保安，两次考研未遂，对法律具有热情，对案件关心；
12号：保险推销员，立场摇摆不定，思想容易游移。
由上可看出，《公民》中的十二个角色有了更为鲜明的（也可以说是标签化的）身份，更容易制造矛盾。
（2）8号的特殊作用
8号可说是影片中的司法代言人。首先，他是这场讨论得以开始和继续的带领者和推动者。这点和《怒汉》中的8号建筑师设定类似。其余陪审员们在开场时并不情愿进入讨论状态，“咱们要赶紧的，早完早散啊”；“他要再这样没完没了，我告儿你们，你们的孩子就没成绩了哈。”他们认定了嫌疑人有罪，还下起了五子棋；正是在8号的强烈坚持下，陪审团开始真正进入较为严肃的审议进程；他给其余陪审员科普无罪推定、合理怀疑每个认定富二代有罪的证据。
其次，他的举动暗示了这场讨论的价值。在片尾，讨论结束，所有人走出室外，8号返身从椅子上捡起他遗落的检察官证。随后，出现了两行字幕：“公安机关提出复议后，检察院依然维持存疑不起诉的决定。一个月后真凶落网。”观众得到了隐秘的暗示：这场虚拟的讨论某种程度上干预了现实，十二公民的决议影响了真正的审判。
还要提到的是，8号的作用远远超越了正常的个人角色，建筑师换成检察官，司法的力量很直白。在剧本中他是法律的化身这一设定更为明显。剧本的末尾，他对11个人亮明了身份牌，还进行了长篇的独白，直面自己的职业道德，在这里，他代表的已不是个人，而是检察官系统：“那种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这场虚拟的法庭里是无法想象的”[]；“作为一名检察官，我更要义无反顾地坚守我的职业道德。检察官不仅仅是担当着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职责，还有着体现客观公正的义务……”上文提过，电影中没有检察院的日常场景，而在原始剧本中，他和检察院同事说到这场虚拟讨论，其时他已经掌握了嫌疑人无罪的证据，讨论并无推翻检察院决议的作用，更大的意义在于官民交流，科普法律——“这不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沟通机会！”
（3）嫌疑人身份
还有一点改动是嫌疑人的身份。《怒汉》里贫民窟的孩子在《公民》中摇身一变成了富二代。在《怒汉》中，陪审员们（尤其是3号和10号）对贫民窟很有偏见：“他生于贫民窟，那是犯罪的温床”；“那就是他们天生的劣根性……他们有暴力倾向”；“富二代”在中国语境中，也确实特殊。这个词最早见于2004年《中国新闻周刊》刊登的“富人二代”专题，后来被广泛用于只带中国富裕阶层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他们不用和十几亿人奋斗，就可跻身金字塔顶端。[
]而近年来（从2009年“杭州胡斌飚车案”发生之后），媒体对富二代的报道多为负面，炫富、凌弱、醉驾等等，而无爹可拼的大众也存了这般固有印象。影片中，3号就说：“富二代，从小娇生惯养，惯出一身臭毛病！”
3.社会冲突
“富二代”的符号一出现，《公民》的剧情就接上了中国现实的活水。在十二个人的对话中，各类社会问题通过人们对案情的不同看法、各人的职业和阶层触发。偏见充斥着整个影片，这也是导演有意要展现的。
（1）贫富分化
嫌疑人的富二代身份起到的作用是，挑起了几位陪审员的阶级偏见，以及不同阶层陪审员间的冲突。
陪审团成立伊始，几位陪审员就表态，富二代必定作恶，这个理由足够充分，无需再行讨论。
4号房地产商也比《怒汉》中的投资经纪人更有社会象征意义。虽然和3、7、10号处于同一阵线，也起了“内讧”：4号被认为属于可以拿钱解决问题的“资本家”队伍，和3号产生了冲突——
3号：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啊！我提醒你！这里是劳动人民的天下！没资本家说话的份儿！
4号（站起来）：什么？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都是你定的？你啊哟不愿意，咱俩比划比划。
上文说过导演眼中的焦点是贫富分化。透过影片，从4号的澄清与自辩，确实能看出导演想要打破民众刻板想象的意图，“带观众做一回催眠”。
（2）地域歧视
10号陪审员担任了地域歧视的功能，在片中，因为富二代的生父和养父都是河南人，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外地二道贩子”，从一开始就和旁边的11号河南小保安起了冲突。如下面两段对话：
A：10号：一般人家的孩子，干不出来！你得看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他亲爹就不说了，河南人……再瞧这后爹，河南农民……这一儿子俩爹——可都是河南人！北京市怎么开始乱的……
11号：你凭啥这样说，河南人招你啦？
B：10号：太对了！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这外地二道贩子养大的，他能是好人吗？
5号：嗨，哥们儿！外地人招你了？
10号：怎么了？混混：你说怎么了？河南人偷你的了？
10号：没偷。
5号：抢你的了？
10号：没抢。我愿意说，我。
5号：你再说一个试试？
7号：他在那儿说事儿呢。不是冲人。
5号：你怎么知道他不冲人啊？小卖部老板：他那说我呢。您太敏感了！
11号：凭啥不敏感！
而地域歧视的因由何在呢？随着讨论的进行，10号也坦承，河南人挺好的，但外地人入京让他儿子上学难，“一只脚已经踏进民工队伍里啦！”
（3）教育和代沟问题
这就又牵扯到了教育问题。除了教育资源紧张、学生竞争激烈以外，学生家长帮忙补考的构思也是中国教育的一角：“有跟你说话的功夫，我早把那房租收了，真是的。我要不担心我儿子毕不了业，我才不在这儿闲聊呢！”
还有比较重要的亲子代沟问题。3号是长在皇城根下、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北京，言谈中甚至说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样的话。这个传统伦常的固守者也是最坚定的有罪支持者，他如此坚持的背后，是他和儿子六年前关系崩裂的真相。
因此，本片牵涉出诸多当下转型社会的矛盾与问题：贫富分化、地域歧视、教育问题、代沟问题、历史遗留问题、法律问题，呈现了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常识、通识和偏见这些问题。[]
三、
私以为这部电影虽然套用了一个经典的好本子，但相似的躯壳之下，呈现出的作品却是失败的。
1.法律精神的弱化
（1）虚拟的法庭
首当其冲的就是虚拟的陪审团制度。可以看出，导演已尽力解决如何让家长们入戏的问题，也可以理解讲陪审团制度也许无法做得更聪明，但影片里大篇幅出现的是8号各种科普法律常识，1号不停维持秩序，3号、7号、10号等陪审员不听从道理和逻辑，纵使8号强化成了司法符号，但这些不在乎、不专业的行为让法律精神消磨殆尽。
（2）血缘亲伦的放大
在片中，中国传统的血缘亲伦被放大，并作为影响片中对案件一致性判断的最大障碍。3号陪审员这个“最后一个反对者”坚持的原因，便是其笃定的“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百善孝为先”“爹就是爹，不能反对”，并据此力争，不惜最终“以一敌十一”地争执。就连3号陪审员的最后妥协，与其说是妥协于理性与公正，不如说是因对自己与儿子关系的自责自悔，而“深度地妥协于对血缘亲伦的更悲凉的皈依”。他和其他人的冲突也早不关于有罪还是无罪，而是关于父子代沟、关于人生。
但这些或许并非导演最关心的，导演徐昂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说：“我没想拍法律戏，我就想拍十二个中国人坐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
2.思想深度的欠缺
（1）就贫富分化问题而言，影片只是展现了陪审员对“富二代”的偏见，以及普通群众对富裕阶层的偏见。这是一副肤浅的有色眼镜，而影片的结局，也只是说明这个富二代没有杀人，在房间外的阳光里，贫富阶层暂时握手言和。
贫富分化的核心问题没有真实暴露，止步于浅显的“仇富”：4号被曝光是替小女友来参加陪审后（7号别有深意地表示那是他干女儿），澄清二人是奔着结婚去的恋人关系，这个细节似乎有意地改观早被固化的土豪形象；他被质疑是资本家时，又奋起反击，喊着“你们仇富是不是？那要叫你这么说，这事儿还真容易了，捋着福布斯往下逮不就完了吗，挨个杀呗！……没有人不让你致富……看见女孩子从好车上下来就管人家叫傍款，你那是嫉妒！”他一通话就把7号带酸味的话语给摁了下去，后者也没有再掀起讨论。
用富人阶层对普通大众喊话的方式，只能表浅地说出这个偏见的存在和一位富人的反感，除此之外并无更深刻的含义。
（2）而片中最关键的一点，富二代案从11个人认为有罪到最终12个人认为无罪，这一过程并没有让那些带有偏见者摘掉了标签，理性的人从头至尾理性，带偏见的人结尾也没有改变。有的人是进入了情境，在逻辑中从有罪倒向无罪，比如4号，一开始以为“就是走一形式嘛”，但却是最认真辩论的陪审员之一。从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老人的证词、最后女人的证词，他以逻辑来反驳，也被逻辑说服。但大部分陪审员都并非如此。即使对法律有一腔热情的11号小保安，一开始也十分武断：“他不守规矩，绝对不是啥好人！”他选择站在“无罪”一方的直接原因，也是被地域歧视的行为气到，改变的逻辑仿佛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最早选择无罪的9号，动机是想起了自己在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所以也愿意尊重生命。
7号为了小买卖，不得不迎合校方，表面积极参与，内心巴不得赶紧结束，所以嬉闹、煽风点火。他对法律理解浅薄：“偷东西剁手，杀人偿命，这还讨论什么啊？”等无罪一方票数过半，他也就当了墙头草，“我烦了！”
10号的倒戈完全是出于两方人数悬殊的压力，在他眼里，富二代就是“一群废物！就知道开着跑车在马路上作！”“一法拉利把夏利撞瘪了，你别告诉我你不觉得那是法拉利在欺负人！”
最愤怒的3号，坚持的观点是“我看见那个‘富二代’我就觉得刀子捅进来了，你们怎么都觉不出来，怎么就只有我一个人觉出来了！”因为和儿子吵架，儿子离家出走六年，“这会延伸到他在看到任何不顺眼的人和事时都会愤怒”。他想不通孩子的事，所以把愤怒都发泄在了案件上，罔顾所有证据，认为那位被杀的生父一定是知道错了，是“来北京找自己的儿子认错来了”。
看到影片结束，笔者也没发现这些人的观点有所动摇。充其量，就是以略带段子属性的台词花式展现了偏见。法理并非越辩越明，呈现效果是一方压倒了另一方的情绪。“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发言，但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导演如是描述排演这样一部电影会遭遇没有秩序的困难，电影最终暴露了偏见，宣扬了常识和疑似常识，但并没有做更多。“带着观众做一场催眠，并且在催眠的过程中塞入一些片段”，也就如此而已了。不是法律胜了，也不是常识胜了。
再有，导演虽然表明想关注贫富分化，但实际上说的问题太多，导致了影片的失焦。每个问题都不深入，也没有得到解决。
电影尾声部分，十二个人对案子形成一致意见，离开房间，走入现实。这时的画面有些虚幻诗意，人物走得很慢，“似乎他们借由一场针锋相对、甚至歇斯底里的争论，经历了对自己偏见的窥探后，终于一抒胸臆、互见内心”。放弃偏见、达到和谐的感觉在最后的镜头中被特意强化，然而没有逻辑的支撑，就显得煽情和刻意。
3.过度的戏剧化
该片赋予12名陪审员丰富的个人背景，为每个人的观点补充了一个叫详尽的前史。这样的改编让影片有了中国的现实底色，但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每人的前史经历都是自己口述的，像话剧中的自白，心理治疗一样的自我剖析。有的前史由剧情带动（如5号的经历比较自然地从刀的使法切入），但有的则十分突然，不符合人与人交流的真实情况，如第二轮投票出现10:2的结果，大家都想知道那个人是谁，9号出面，当3号问起为什么改主意，他就直接说“五七年……”，效果突兀。
同样是追溯前史，俄罗斯的《十二怒汉：大审判》采取了闪回镜头的方式来回顾嫌疑人自小的坎坷经历和陪审团成员各自的心路历程，不新鲜，但不容易出戏。
除了独白像戏剧外，过于巧合的事件（如前文所举的5号哥哥被刀捅的例子）也十分戏剧化。
四、
影片脱胎于经典的《怒汉》，改编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也有导演承认的。而正是这些可能让电影的质量尴尬。
1.导演诉求
法律精神隐于诸多社会问题之后，是导演主观能动的原因。正如上文所提，导演要展示社会的偏见、常识、通识，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本片不是为表现严肃的法律精神、公民意识服务的。影片的重点必然是导演所看重的中国现实，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反角改主意的原因大都不是因为法理，他们也没有被严肃的法律精神打动；加上虚拟陪审制度的设定，让法律精神无从依凭。且导演并未成功驾驭起如此庞杂的中国社会，将问题停留在十分表浅的层面。
2.过审要求
如8号陪审员的设置，导演在访谈中承认，“就是为了过审”。虽然影片中已然删去了检察院的片段和8号对检查官责任的大段科普，但观众已然能听到说教意味浓重的台词，如8号在反驳7号指他吹毛求疵时，回应道：“我们现在是坐在一所法律大学的教室里，为了一群将来有可能成为法官的年轻人在讨论一桩谋杀案。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你的孩子，是为我们的孩子讨论一个人的生死，这不该吹毛求疵？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枪毙，这事儿不该吹毛求疵？往大了说，这事关系咱们国家未来法律是否公正，不该吹毛求疵？吃饱了撑的，把孩子送到这里念书！”
比起硬植入说教可能给观众带来的不悦观感，让检察官的角色伟光正一些，会让影片更安全。李玉娇（本片编剧之一，本身是检察长）便认为，陆刚的角色“反映了中国检察官乃至中国官员试图与民促膝而谈，缓和官民之间由于不信任带来的冲突和误解的愿望”[ 《十二公民》，第5页。]。影片同时也向公务员喊话：“如果中国想在现有条件下有所改变，那么国家自身革新的意识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对国家在实质层面上有潜在的期待，就是希望‘公务员’能成为真正的精英阶层、有真正的改革社会的理想。《十二公民》乎在传达中国的这次改革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徐昂也同意这一点。
3.话剧的排演方式
导演徐昂是北京人艺的话剧导演，《男人的自白》《情人》《操场》《喜剧的忧伤》都是他执导的话剧。他执导电影也用了很“话剧”的方法。他选的十二位演员均来自“人艺”和“国话”，在一个话剧舞台般的房间里，念着非常舞台化的台词，带话剧范儿的“饰演”角色的痕迹明显。
而且，他们拍电影的方式是从头到尾一条过，一共就排演了二十八天。徐昂在访谈中也承认，排练的形式可能导致了正式表演生动性的缺失。“电影表演更像是打球，虽然有技术、有技巧，但是你不知道下一刻的球会飞向哪儿，而戏剧实际上是人为地控制了这个球的方向。拍电影时，可以让很多事情自由发生，我们可以全都拍摄下来，再去选择要不要留着。戏剧一定得是严格人为界定和可控的，但是在电影里不可控是很正常的。”
到结尾，十二人离开的动作就像话剧结束后散去的观众一样，每个演员的表情举止都有一种“离席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