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索拉里斯》作者斯坦尼斯劳·莱姆的《完美的真空》的最后一章。
网上弄到手的原文是西班牙文，很囧……
所以这篇翻译的过程是这样的——靠着一点皮毛的西班牙文，以及GoogleTranslate从西班牙文翻译成的英文，然后凭借着对全文的大致了解，就硬生生地凑出了一篇中文翻译文……
但个人感觉比此后别人告诉我的商务出版社的翻译文还是要好的，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新宇宙演化论[1]
（本文所提到的所有人及所有书都为作者Stanislaw Lem所虚构。）
这篇文章是Alfred Testa教授在获得诺贝尔奖时所演讲的讲稿，选自他的纪念文集《从爱因斯坦宇宙到特斯塔宇宙》。我们在获得了出版商学术有限出版社的允许下，在这里将它重新刊出。
尊敬的陛下，女士们，先生们。我有幸获得这个机会，在这个极富特殊含义的讲台上，来给各位介绍一下一个崭新的宇宙模型的诞生背景，以及，伴随着它的诞生，一个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与以往所认识的截然不同的位置是如何被发现的。这里我用这些极富诱惑性的话语，所要描述的并不是我个人的研究，而是对一位已经不在于世的故人的缅怀，一位真正值得被写入今天这条新闻（获得诺贝尔奖）中的人。
我之所以要如此缅怀这位故人，是因为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却已经发生了：在与我同时代的人看来，我的所谓工作已经将这位故人，Aristides Acheropoulos，的功绩全部掩去了。这种误解是如此之甚，以至于理应被视作真正科学史家权威的Bernard Weydenthal教授在他最近的著作《博弈与阴谋的世界Die Welt Als Spiel und Verschworung》中写到，Acheropoulos的旷世杰作《新宇宙演化论A New Cosmogony》只不过是一个连作者自己都不确信其真实性的、没有任何科学前提的纯文字幻想而已。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Harlan Stymington教授的著作《博弈新宇宙》中。Harlan教授表达了这么一种观念，即如果没有Alfred Testa，也即本人，的工作，那么Acheropoulos的想法将只是一个空泛的哲学概念，就如同Leibniz的预定和谐的单子论（Leibnizian world of pre-established harmony）[2]一样，是一种以精确性著称的科学理论界所不会去认真考量的模型。
因此，基于如此现实，有人认为我将原作者自己都不曾认真对待的概念重拾并给予了严肃且认真的思考；也有人认为我给予了一些与非经验哲学概念相混淆的、晦涩难懂的纯思辨概念一个看上去合理的科学基础。这些错误的观点需要被加以澄清与解释，而我在这里也有责任来做这件事情。
诚然，Acheropoulos是一位自然哲学家而非物理学家或者宇宙学家，而且他也采用非数学的方式对其理论进行阐述。也确实，他的关于宇宙演化论的纯直接图景与我的形式化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这些都不能掩盖这么一个事实，即即便没有我Testa，Acheropoulos也一样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因此我的工作就要归功于Acheropoulos。这点与大众认识的不同远非平庸。为此，我请求各位的耐心与专注，以更好地理解这个区别。
在20世纪中叶，有一群宇宙学家已经开始认真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即所谓的“星际文明（cosmic civilizations）”。当时他们的这份努力着实可以说是位于天文学的边缘的，无足轻重。学术界也将这个问题视为一堆离经叛道者的个人癖好，毕竟怪人哪都有，学术也一样。因此，学术界虽然并不明确反对那些对来自星际文明的信号的探寻，却也并不认为星际文明的存在具有影响我们可观测宇宙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有某位天体物理学家斗胆声称诸如脉冲星的辐射光谱，或类星体的超高能量，或星系核所表现出的某种运动现象，居然是某个星际文明的有意识活动的证据，那在这个领域的所有有名望的权威中不会有任何一人将这种宣称当做真正的科学假说来看待，更别提研究了。
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对所有这些论题都充耳不闻，这种漠不关心的状况在理论物理界更甚。科学家们信奉这么一条范式，即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一块钟表的结构和运作机理，那么这块钟表的齿轮与钟摆上是否有细菌就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细菌显然无法影响钟表！同理，我们也认为智慧生命不可能影响到宇宙整体的运作及其背后的根本原理，因此在对宇宙的研究中，智慧生命的存在对宇宙的影响这种可能性是被完全无视掉的。
纵使在当时有物理学家相信在宇宙学与物理学将要发生一场与宇宙中存在智慧生命相关的巨大变革，我也认为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即如果我们能找到星际文明，或者我们能从他们那里接受到通讯信号，从而了解到关于宇宙与自然的全新知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地球上的科学才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在没有如上所诉的那些接触，甚至于在没有足以给物理学带来极大革新的“天体工程学(Astro-engineering)”的丝毫迹象的情况下，认为天体物理学将给我们的宇宙学理论带来巨大变革的想法甚至从来没有在当时的任何一位“权威”的梦乡中出现中。然而，就在这些著名的“专家”都还在世的时候，Aristides Acheropoulos发表了他的《新宇宙演化论》。
当我还在瑞士大学科学院攻读PhD的时候——那里也正是Albert Einstein曾经供职过的专利局所在的城市，他曾在工作的闲暇之余创立了相对论——一次有幸让我获得了这位故人的这本著作。那是一本翻译成蹩脚英语的很薄的小册子，并且位于科幻小说一栏中，而且它的出版商除了出版科幻小说以外别无其他。很久之后我才听说，就是我手上的这本也已经被删节了差不多一半的内容。无疑，正是这本书的这种窘境（Acheropoulos本人显然对此也无能为力），给人造成了这么一种错觉，即尽管他写下了《新宇宙演化论》，但他自己其实对其中内容却并不怎么在意。
出于这种窘境，使我不得不感到担忧，在如今这种焦虑浮躁、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恐怕没有一位科学史家或者传记作家会去打开《新宇宙演化论》的扉页，而只有那些自诩学富五车的深闺学者才会识得这本杰作的名字，或者听说过这位杰出的作者——而这已经是关于这部著作以及这位伟人的全部了——从而，他们将错过了自己一生中最为独特的一段经历。
不单单是《新宇宙演化论》的内容在我的脑海中依然犹如21年前我初读时那么历久如新，那种初读完时激动的心情也一样在心中久久不能散去，这是一段无与伦比的时光。一旦读者把握住了作者的观念，即，当宇宙作为一个由彼此永远格格不入的、我们看不到的玩家群构成的巨大宇宙博弈游戏副本的观念在读者的脑海中成型的时候，那种强烈的震撼将是难以磨灭的，读者将发现自己正在接触一种震撼人心到使人浑身颤栗的崭新的概念。
与此同时，却也有人认为这种全新的概念应该具有一种用自然科学的语言，或构筑人类历史的牢不可破的古老神话的语言，所书写的抄本，总之不可能既是科学的，又是生命的。我认为，这种令人不安甚至惹人恼怒的想法源于我们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即任何将物理与自由意志混淆而谈的做法对于任何理性的头脑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我甚至可以说，是被认为为粗鄙且不入流的。而对神话体系而言，如果这种概念，也即宇宙的演化，只是自由意志的一种投影，便又变得可接受了。古代宇宙神话用一种庄严的语调、以一种失乐园般的纯真，告诉我们世间万物是如何从各种具有被传说赋予了不同形式与化身的造物元素的彼此冲突中萌芽并发展而来的；告诉我们世界是如何从对神与魔兽、神与精灵或者超人之间的爱恨交织之中诞生的；并且提出了这样一种怀疑，即那种创世元素之间的冲突正反映了从人类对宇宙之谜的未知到那些造物元素的人格化的映射——而《新宇宙演化论》作者Acheropoulos所采用的概念原型正是这种从物理机制到神格欲望的约化映射——这种怀疑永远都无法被彻底证明或者证伪。
如此看来，《新宇宙演化论》可以被“证明”为一种无以明言的旧宇宙演化论，但所有那些试图用经验主义来阐述这种论证的尝试却又显得是如此地凌乱不堪，将各种互不相关的概念与范畴交织在一起。
在Acheropoulos的时代，这本著作被小部分重要的思想家阅读过，我现在知道这点是因为我曾从其中部分人士那里获知，这本著作中的观点使他们感到气恼与愤恨，并付之一笑了之——可能，那些人从来都没有真的将这本著作通读过一遍。我们并不应该对这种先验的惯性的思维感到太过忿恨，因为那本著作中的部分观点本身有时的确显得极度混乱，而且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它展示给我们一些以物质实在形式出现、戴着人类面具的神明，并且用干瘪空洞的逻辑命题来表述之，同时宣称自然定律就是这些神明相互发生冲突与斗争所衍生出的结果。这使得我们必须同时澄清两样东西：一个是被当作超然的完美而存在的宗教信仰，而另一个则是代表了诚实、现世以及客观性的自然科学。因此，面对如此混驳难清的尴尬处境，我们最后将什么都无法得到：所有的逻辑前提，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都将自身的不可适用性展露无遗。这使得阅读这本著作的人会感到无所适从，在既非宗教亦非科学的迷雾中被剥夺了深入思考的能力。
这本著作在我脑海中所产生的这种破坏是无法用言语来表明的。诚然，作为一名学者，我们有义务去质疑科学中的每一位权威，对每一条假设提出质疑，但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同时对所有的一切都提出质疑——但Acheropoulos却做到了这点！。
Acheropoulos也许避而不谈自己的伟大，但他的工作却实际上太有效了！
这位杰出的学者虽然完全默默无闻，只是小国百姓，在物理与宇宙学方面也完全没有任何专业资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所研究的领域里是真正地前无古人，他的杰作就如此横空出世了！对于每一位思想者来说，每一个精神思想上的突破性革新总需要某位先驱者来进行指引与引导，并且这样才能最终超越这位前人。可是，这位希腊人，却就如此单枪匹马地跃上了历史的舞台，他用他的一生证明了，真正的先驱必然是前无古人孤立于世的。
我并不曾结识过这位先驱，对他可谓知之甚少。他似乎对于如何才能养家糊口漠不关心。他在33岁的时候完成了《新宇宙演化论》的第一版，当时他已经是一位哲学博士了，但他却并不能出版这篇著作。他淡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的失败——同时也是他人生上的一次挫败。很快，他便放弃了出版《新宇宙演化论》的努力，因为意识到这种努力必将是徒劳无功的。他在他就读的大学担当守门人，在这里他曾因比较研究古代宇宙演化论出色工作而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当过糕点师助理与运水员，并在此期间函授学习了数学。那些与他接触过的人从来没有听他谈起过他的《新宇宙演化论》，他对此守口如瓶，而且也毫不关注那些与他最为亲近的人，甚至他自己。而如今，正是他在谈论到科学与信仰时的极度语带轻蔑以及对此的毫无顾忌，他的这种泛异端的说辞，源自智慧与勇气的针对宗教的全面亵渎，使得他的几乎所有读者们都弃他而去。我可以想象，当他接到来自英国的出版商的出版协议时，其情形就仿佛一位被困荒岛的落难者向海中扔出求救的漂流瓶一般——他希望他的杰出思想可以为后人所了解，因为他很确信他的思想是正确的。
尽管遭受到了拙劣的翻译与无知的删减的摧残与肢解，《新宇宙演化论》依然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Acheropoulos颠覆了一切，是真正的一切，科学与信仰用数百年建立起来的一切，只留下了一堆被他彻底击碎的过时概念堆砌出的瓦砾废墟，以便在这片废墟之地上从头开始，打造一个全新的宇宙观。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壮举将我们置于一个如此的守势，即我们认为，作者要么是一个彻底的疯子，要么就是一个彻底的笨蛋。
他的学术资质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从而人们可以由此来攻击他以获得心理平衡。而我与那些别的《新宇宙演化论》的读者不同点在于，我不会如此来对待他。如果一个人不能将这本著作完全否定掉，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全然彻底地予以否定，那么他就必将陷入无法将自己从这本著作中解脱出来的困局中。这里，如果说存在什么准则来帮助我们判断Acheropoulos究竟何人的话，那就是一条排中律：如果，他不是一名疯子，也不是一枚笨蛋，那他就只能是一个天才。
这样的结论是难以接受的！随着读者眼前的文字不断地变化，读者不由得注意到，这种冲突-遭遇模型，也即星际博弈模型，正延续了任何一种没有完全摆脱摩尼教[3]式原教旨的宗教信仰的形式框架——而，的确，哪又有完全摆脱摩尼教思想的宗教呢？
我的兴趣爱好以及以往所受的训练，让我成为了一名数学家，而Acheropoulos则让我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没有Acheropoulos，我对物理的认识将永远停留在杂乱无章、漫无目的且空洞乏味的深渊。他将我完全转变为一名物理学者，我甚至可以指出《新宇宙演化论》的哪些字句具体做到了这点——那就是这本著作第六章的第十七小节，这里作者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牛顿们、爱因斯坦们、金斯们和爱丁顿们居然可以接受自然定律的数学表达，并且作为纯逻辑演练产物的数学竟然可以提供一组可与宇宙比较的结果。如爱丁顿、金斯这样的伟大智者相信，造物者自己就是一位数学家，而我们则利用与造物相同的方法来描述造物主的各种个性特征。Acheropoulos敏锐地察觉到理论物理其实早已知道关于现实世界，数学形式体系要么告诉我们太多，要么告诉我们太少[4]，因而理论物理将对数学的这种迷恋很好地藏在了背后。数学，作为一门关于宇宙结构认识的近似的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从来都无法正中问题的核心，往往都会偏一点。我们认为这样的窘境只是暂时的，但Acheropoulos不同意，他认为物理学家无法创建统一场论，他们也无法建立起描述微观与宏观世界中的各种现象的一致性理论，虽然这一刻总需要面对。数学与现实世界终将殊途同归，但绝不是通过对数学体系的进一步重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数学与现实世界的这种合流将在造物主的造物伟业完成之时实现，而现在，这一伟大的工作仍在进行中。自然的法则不是它们“被假设”的样子，不是数学的完美或者正确让自然法则是这个样子，而是整个宏宇宙（Macrocosmos）的真实演化导致自然法则变成这个样子。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看过的所有异端学说中最伟大的一个！它深深地迷住了我。在同一章的稍后一点的内容中，Acheropoulos说，宇宙的物理法则恰恰只能是（宇宙中）星际文明发展的产物与结果，不多不少，不偏不倚。但为了恰当且正确地理解这条如此粗暴地摧残了我们以往认识的结论，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稍为基本的问题。
Acheropoulos的思想的独立于世，在人类各种思想的发展史中是独一无二的。《新宇宙演化论》的思想概念与各种其它的形而上系统以及各种现有的自然科学理论都是毫无关系的——虽然我之前提到过，有人认为它的理论具有某种神学或者科学的版本。将他的理论理解为各种科学或者神学的副本来解读，那都是读者源于自身思维概念惯性的错误想法。这种思维的惯性反映了这么一种情况，即我们认为整个现实物质世界必然处于这么一种尖锐对立的二分状态：要么世界是有某人创造的（因此，站在信仰的角度，这个某人就是绝对存在、上帝、第一推动，等等），或者，对立的，世界并不由任何人创造而来。这就意味着，当我们以科学家的身份来谈论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造物主。然而，Acheropoulos却说：间途存焉（Tertium datur）[5]。没有人创造了宇宙，虽然宇宙被创造了；但与此同时，宇宙却有着一群塑造者。
为何Acheropoulos会前无古人呢？他的基本概念其实非常简单，因此如果有人说他的想法在博弈理论或者冲突结构的代数理论之类的理论兴起之前是无法被表述清楚的，那将与事实相左的。他的基础理论体系其实在19世纪前半叶里就已经被建立了起来，如果这个时间不是更早的话。因此，为何从来没有人做到这点呢？我认为，一个原因是科学在将其自身从宗教教条的束缚中释放出来的过程中，却也变得对概念极度敏感与拒斥。
起先，科学与信仰相遇并发生了碰撞，产生了大量为人所熟知的、往往也是极糟的后果，这些后果现今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耻于谈及，即使科学已经以沉默的方式对这种早先的迫害予以原谅。后来，一种如履薄冰的平衡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建立了起来，双方都尽量不越过界。而就是在这种敏感、紧张到极致的共生状态下，科学的盲区便出现了，《新宇宙演化论》得以萌发的土壤的存在正是这种科学盲区的最好证明。而这片土壤与宇宙的意向性这一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也就是与对人格化神的信仰的部分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正是这些有关意向性的概念构成了这种信仰的基础。毕竟，根据宗教理论，神是按照某种意志与想法来设计并创造了这个世界，而这就是说，创世是具有意向性驱使的。因此，科学宣称对这种观念持怀疑甚至彻底否定的立场，从而在科学体系中，这种观点就变成了一种禁忌，人们不得哪怕是最低限度地关注类似的观点，以免人们堕入对科学的非理性叛道的罪孽深渊之中。这种忌讳的恐惧使得科学家们不但对此闭上了嘴，更对此关上了脑。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可以被称为一切开端的地方。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6]，“寂静宇宙[7]”疑难开始逐渐被普通大众所知，从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经过早先的一些试图获得来自宇宙中的文明信号的尝试与努力后（比如来自绿岸[8]的Drake[9]），更多尝试便接踵而来——这种情况同时在苏联与美国出现。然而，虽然我们用最精密的仪器来探测一切来自星空的电磁信号，但宇宙却依然对我们秘不露声——除了来自恒星的电磁辐射与噪音以外，任何可能是文明的声音都了无踪影。宇宙就如寂渊静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由于从来没有发现过来自“异族”的信息，更没有观察到过任何“天体工程[10]”的迹象，因此这就在科学上引起了阵阵不安。生物学家们已经发现自然条件有利于让生命从无生命物质中形成，甚至在实验室中成功地验证了他们的生命演化学说；而天文学家们则证明了行星形成的常发性，并且观察到大量恒星都具有行星系统，这无疑支持了他们的观点。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得出了一个确凿的结论，即生命是在宇宙的自然运动过程中诞生并演化的，并且这种诞生与演化在宇宙中是一件很稀疏平常的事情.又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Physical Order of Things），这棵演化之树的顶峰，便是有机智慧生命，因此宇宙中应该充满了智慧生命[11]——然而，这点却与我们的观测事实所直接矛盾。
按照这种理论，我们的地球应该（在天文尺度上）被大量文明星球所包围，然而事实观测结果则告诉我们我们周围的四面八方寂寥荒芜寸草不生。对这一疑难的第一位认真研究者提出，两个星际文明之间的平均距离可能太长了，比如有50到100光年之遥——这一数值在后来还被增加到了1000光年[12]——从而星际文明之间难以交流。到了70年代，随着射电天文学的兴起，我们已经可以探查数万光年范围内的射电信号，但是很不幸地，与过去一样，我们能探测到的除了恒星喷流的怒吼外，一无所有。在持续不断地观察了17年后，我们所收获的文明信号数量依然为零，甚至连哪怕只能提供一星半点儿间接支持证据的信号都没有。
Acheropoulos因此对自己说：这些观测事实肯定是正确的，因为事实是知识的土壤。那么，难道我们所有的科学理论都错了吗？难道有机化学、分析生化学、与进化论相关的生物学、行星学、天体物理学，以及所有别的相关理论，无一例外地都错了？当然不了！至少也不可能都错。在“寂静宇宙”疑难中，我们所看到的（以及尚未看到的）事实不应该把所有理论都判处死刑。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假设，来合理地解释所有的观测数据与我们已有的理论。Acheropoulos便找到了这样一种假设，以弥合理论与现实的裂缝。
在20世纪，我们对于宇宙年龄及体积的认识与概念在不断地翻新修正，而所有这些修正的方向都是一致的：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总是错的。而当Acheropoulos开始撰写《新宇宙演化论》的时候，又一次这样的新概念翻新与修正之旅也开始了。这次，宇宙被认为已经至少有120亿岁[13]，而且（可见范围）有100到120亿光年那么大（半径）。然而，我们的太阳系只有50亿岁，所以显然太阳不是第一代恒星[14]。因此，解开“寂静宇宙”疑难的关键就在这里：第一代恒星出现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但同时也很有趣的事情。
即便是最富想象力与勇气的人也难以想象对于一个已经有近百亿年寿命的文明（也即“第一代文明”）而言，他们到底会以哪些领域、哪些目标作为文明演化的目标，又是如何朝着这个目标演化的呢？然而，让人颇感不快的是，这个无人能想也无人敢想的问题，却一直被众人所无视。事实上，没有一位宇宙演化学家对这种超古文明的发展发表过只言片语。对此，一些大胆的设想认为类星体与脉冲星应该都是强大的星际文明的杰作。而通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发现如果地球上的人类照着现在的发展步伐继续走下去的话，在几千年后就有能力做到这种极富夸张色彩的“天体工程奇迹”。那在此以后呢？一个已经绵延了上亿年的文明会做些什么呢？一些致力于这一问题的天体物理学家宣称那些文明便将会无为度日，从而看上去仿佛他们不存在一样。
那些超级文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德国天文学家Sebastian von Hoerner认为他们都最终自我毁灭了。是啊，如果哪都找不到他们的话，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但Acheropoulos说不。真的哪都找不到他们吗？那只是因为我们无法感知到他们的存在罢了，而这又是因为，他们，或者更可以说是他们的科技结晶，事实上已经无处不在了。
在全无生命的120亿年前，第一颗生命的种子在最初的第一代恒星周围的行星上发芽。而在时光飞逝后，这枚最初的宇宙原胞却已经杳无踪影了。因而，如果认为所谓“智造的”是指被一个活动的智慧生物所塑造修饰过的，那么包围着我们的整个宇宙都是智造的。如此耸人听闻的结论立刻就引起了反击：我们当然知道什么是“智造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是智慧生命利用各种工具创造出来的！如果说我们周围的宇宙都是智造的，我们头顶的苍穹星幕都是智造的，那么航天飞船在哪里？Moloch机器人[15]在哪里？那些足以制造这一切的庞大技术设备又在哪里？
这些问题看似很有道理，但其实却是因为一种错误的惯性思维而导致的误解——正如Acheropoulos所说，认为高超的科技一定需要大量的高科技设备，这只对还处于幼儿期的文明才有效，比如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一个上亿岁的超古文明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正是自然定律本身！物理自身就是那些超古文明的“高科技设备”！物理根本就不是“现成的设备”！物理这台仪器（显然这里的“仪器”和工程上的“仪器”没有丝毫相关性）已经建造了有上亿年，虽然已经非常高级，但其实还远没有最终完工！
这种让人毛骨悚然且尽显无礼的亵渎行为、令人极度厌恶的公然背叛，使得读者愤然地将这部著作扔进了垃圾桶，而且再也不会去翻动它。我很肯定，很多人都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但这只是作者在这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离经叛道之旅上踏出的第一步。
Acheropoulos将“天然”（由自然所造）与“智造”（由科技所造）之间的差异模糊化了，同时甚至也抛弃了既定法规与自然定律之间的不言自明的巨大差异——他否定了是天然还是智造是物质世界客观属性这一基本概念。《新宇宙演化论》的这位作者宣称，将天然与智造视为客观属性的泾渭分明的两边这样的想法与信念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根本错误，而这种错误的来源则是一种他称之为“概念域的边境线（the seal of the conceptual horizon）[16]”的一种现象。
Acheropoulos认为，人们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来学习自然定律。我们观察自由落体之物，观察光线，观察火焰燃烧，自然界总是导师，而人类则是学生。随后，我们开始观察并模拟自己的身体——从而有了生物学。但即便如此，我们，就如同古时的穴居人一样，依然将自然界作为最完美的极限。人们的终极野心，就是能有朝一日——或许这要经历极度漫长的时间，但总有这么一天——人们可以掌握（或者几乎掌握）自然的一切行为，而一旦这一天来到了，那这条漫长的学习之路也就走到了尽头。再沿着这条路往下走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所有一切存在的结构，比如原子、太阳、生命体、人的大脑，所有这一切结构是永远都无法被修改或者超越的。因此，“自然”给出了智慧生命所有“智造”行为以一条明确的边境。“这条边境，”Acheropoulos说，“就是‘概念域的边境线’。”
所谓“大自然是完美的极致”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就好比素描画上两根长长的铁轨看上去似乎会在某一点相交一样，这种交点是不存在的，所以“概念域的边境线”也是不存在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大自然一样可以被我们彻底改变。就好比如果我们可以操控原子，那我们就可以修改原子的性质，而在这个过程中，问这样一件已经被我们人为修改过的东西是否不如原本自然的状态下“更完美”是一个很没意义的问题。这修改前后的两样东西只是不同罢了——事实上，因为我们的修改操作是带有目的性与明确意图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修改过的东西“更优越”，从而也可以认为“更完美”。甚至于，当宇宙被彻底重构以后，还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优越”的呢？或许，“多种不同的自然规律”与“各种不同的宇宙”会是“绝对优越”的东西，但这里面只有一种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种宇宙与这一种自然定律中[17]。因此，所谓“自然定律是不可更改的”只对如地球人类文明这样的婴儿文明才成立。按照Acheropoulos的想法，我们之前所说的文明学习与发展之路，事实上起源于文明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之始，终结在文明对自然规律的修改之时。
这就是在那些超古文明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也是现在宇宙各地的超级文明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的宇宙早已不再是各种基本力原始盲目地创造恒星系然后毁灭恒星系的舞台了，现在的宇宙也早已不能区分何者是“自然的”、何者是“智造的”了。谁是宇宙演化的推动者？是第一代恒星所孕育的超古文明们。以什么方式呢？这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还太琐碎有限。
那我们如何才能证实这种说法呢？
Acheropoulos认为，如果超古文明从一开始就可以自用地行动、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如同宗教概念中宇宙的造物主一样，那么确实，我们将永远无法找出这种对自然的修改在哪里发生。毕竟，用宗教的话来说，神明通过自己纯粹的意志创造了这个世界，不受任何限制与束缚，而且行为及其自然，自然不会被我们找到他是怎么做的，在哪里做的。但这种情况对于智慧文明来说却略有不同，因为宇宙的各种属性约束了各个文明的行为能力。因此，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可以从宇宙演化的这种跼促行为模式中间接地得出各文明所处的初始条件。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因为无论这初始条件是什么，文明在改造宇宙的过程中都不可能一直保持不变——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不可能改变宇宙的同时自己什么都不变。
Acheropoulos采用了如下模型来阐述这个问题。
我们将一些菌群放在一个琼脂培养皿中，在一开始，这些菌群还彼此独立，培养皿这一环境也是“自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发现细菌的生长繁殖过程会改变培养皿中的环境，各不同菌群之间会彼此渗入彼此吸收，从而导致琼脂酸碱度与粘稠度发生改变。这些改变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皿环境开始有了不同原始的化学性质，从而导致菌群中出现一些全新的细菌类型，与以往历代都不同。这些新产生的细菌并不是简单的所有不同代细菌及培养皿所构成的“生物演化”的结果。如果前几代细菌没有改造琼脂这一生存环境，那么新的细菌就不可能出现——这才是真正的“博弈”。而从另一方面说，不同菌群之间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直接交流——它们之间通过相互渗透扩散、改变培养皿的酸碱平衡来相互影响。很明显，在这里，旧的博弈关系趋向于被新生命之间更高质量的博弈关系所取代。如果我们将这里的“琼脂”和“菌群”换作“始宇宙（protocosmos）”与“始文明（protocivilization）”，那我们就得到了简化版的《新宇宙演化论》。
从贯穿人类历史的科学角度来说，上面所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不着边际的胡诌。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可以说智慧文明不会按照上面所设想的方式来演化，只要这种设想是符合逻辑的。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宇宙-博弈”模型，那按照逻辑，我们就必须回答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急需回答的一个问题便与上述模型机制相关：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出始文明的一些情况呢？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出始宇宙的一些环境呢？Acheropoulos断定这是可能的。作为文明最初诞生之地，星际博弈最早萌发之所，始宇宙必须具有明确客观的自然规律——既然存在确实存在的规律，那我们就应该可以感知到。
然而，这些规律却很可能不是普适的，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宇宙完全可能不是物理上均匀的，可以是由许多不同性质的物理区域混杂而成的，不同地方的物理规律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甚至于在同一个空间位置，不同时候的物理规律也是不同的！Acheropoulos认为始宇宙的物理就是如此“混杂斑驳”，从而文明只能在其中少数几个时空区域存在，而且彼此相隔遥远。在他的理论中，始宇宙（或者物理）就如同一个蜂窝，蜂窝的每个孔胞（也即“时空畴”[18]）都是一个物理相对稳定的区域，即便是相邻的孔胞，其中的物理也是截然不同的。每个文明都在一个时空畴中萌芽，而且不同的文明之间相互隔离。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宇宙中孤独的唯一，怀抱着这样的想法独自发展壮大，并且试着向四周拓张势力范围，甚至于通过将自身所处时空畴的物理定律推广扩张出去的方式来扩张时空畴。在独自于时空畴中拓张了很长时间后，不同的文明便开始了相互接触（从时空畴的边界上开始）。起先是发现一些和自己的时空不同的独特现象，接着就是相邻时空畴中的另一个文明。按照Acheropoulos的观点，此时星际博弈的第一阶段即预备阶段结束了。文明虽不能直接进入另一个时空畴与对方接触，但一个时空畴的物理却可能在拓张的过程中渗入另一个时空畴。
这些不同时空畴的物理定律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因为不同时空畴的物理定律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不然不同的文明也就不可能相隔不同的时空而存在。那些独自存在的文明起先还无法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再孤单，他们已经开始触及另一个刚发展起的有意识的星际工程领域——其他文明的物理。两种不同的物理的相互渗透中，两种文明逐渐理解了对方的物理。而这就决定了，虽然不可能同时在所有地方都发生，博弈游戏的第二阶段正式拉开了序幕。
为了得到足够确切的模拟论据来支持这个猜想，Acheropoulos在《新宇宙演化论》中引入了大量的思想实验来描绘那个不同物理相互冲突的宇宙时代。在两种不同的物理相互冲突的最前沿，不同类型的自然规律相互湮灭与转化一定会引发巨大的能量喷射与爆炸，据推测，这种强烈的冲突所产生的能量爆炸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即使是在如今的宇宙中也依然余音不绝于耳。比如我们的天体物理学家们在六十年代所发现的微波背景辐射，被认为是宇宙大爆炸之后所留下的最后的激波残留[19]，这样的大爆炸模型被许多人所接受并赞扬，但事实上却极有可能就是那些不同时空畴中的物理在始宇宙中冲突交战的“杰作”。
随着不同时空畴中物理定理之间的激战的白热化，不同时空畴的文明逐渐发现，他们并不是在与自然本身做斗争（别忘了是他们在将自身所处的物理定律向外拓展，从而本就需要与自然定律做斗争），而是在与另外一股文明进行较量。到了这个时候，继续主导事态发展的就不再是物理定律的转化与抗争了，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文明之间需要交流，但又几乎没可能直接进行这种交流，因为生命不可能从一个时空畴来到另一个时空畴而不灭亡[20]。
因此，无论哪个文明，都必须由独自奋斗开始，以寻求突破。继续之前的发展策略就算不是彻底危险的，至少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们与其冒冒失失地与一个新时代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做正面冲突，还不如先设法进行沟通，从而结合成一个个文明联盟，虽然这种联盟并没有被事先安排过。再一次，这样的一种情况并不是同时在全宇宙发生的，但最终引导那些始文明们走向了星际博弈的第三阶段，而这一阶段延续至今。事实上，整个宏宇宙（所有不同时空畴构成的整体，也就是发展过的始宇宙）中所有超古文明联盟之间的博弈都在朝着一个越来越团结也越来越规则的方向演进。每个超古文明联盟就好比一艘大船，联盟中的超古文明又好比这艘大船上的船员，而这艘大船正在风暴肆虐惊涛迭现的汪洋中挣扎前行——虽然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别的船的情形，但直觉告诉他们——怎么不会呢？——团结在一起才能掌握优势。
在这场星际博弈中，每一位玩家都会遵守“最大-最小原则”，即每位玩家都朝着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的方向来修改周遭环境。因此，现在的宇宙就是这场星际博弈的产物——每个集团每个文明都试图以最大-最小原则来修改物理定律，其最终结果就是没有一个物理定理会占据优势，从而导致现在的宇宙和始宇宙中时空畴林立的景象截然不同，变得均匀且各向同性[21]。这就是爱因斯坦所发现的我们的宇宙的基本属性，其实是各不同超古文明相互博弈的结果——那些超古文明虽然相隔亿万光年，但由于在一开始就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占据了特殊的优势，从而最终博弈的结果却是彼此不得不站在相同的环境中，从而宇宙整体上来说是处处相同的（对自然规律而言）。并不是唯一的物理定律给出了这场星际博弈的战术策略，而是这场星际博弈的战术策略给出了唯一的物理。为者宇宙，利者宇宙（Id fecit Universum, cui prodes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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