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党争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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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士地位高，思想自由，但是政治文化生活中，源起于士大夫不同组合之间内在分歧的党争激烈、文字狱迭起。其朋党之争的原动力在内不在外，政治观点和理念是朋党分化的重要因素，即所谓“同道为朋”。余先生说宋代党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熙宁变法，是国是法度化下的党争，第二阶段是朱熹时代的党争，始于孝宗后期，终于庆元党禁。

国是法度化下的党争是如何的呢？熙宁变法令党争激化，原因有二，一是士大夫因学术思想与政治观念不同而形成的内部分化到了很高的阶段，熙宁变法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新旧两党对峙尖锐，元祐时期，旧党执政也是一样。二是国是法度化将皇帝不复能置身于党争之外或之上，皇权已与执政的士大夫的政治主张联为一体，令党争更为激烈，相权以国是为进退。施为党锢，最为有名的例子是秦桧，高宗依秦桧执行和议，故而支持其国是法度化的非常相权。不由困惑，是理想绑架了政治，还是政治绑架了理想？

熙宁时期，皇帝在党争中尚可为仲裁者做最后调停，执政党派和在野党派虽互有胜负，但大体还能长期共存，熙宁之后，因国是的法度化，持异议的反对党派就成为了镇压和打击的对象，而国是和执政党派的地位借由国是这一最高政治纲领的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而长期盘踞权力中心。

朱熹时期的党争跨越孝宗、光宗、宁宗，朱熹及其道学都是风暴的中心。朱熹时代党争有三个背景缘由，一个是国是难改，高宗禅位于孝宗，对孝宗改国是是极大的障碍，二是官僚结党固权的阻力，非常相权镇压异议，三是以朱熹的道学为中心开展党争，借由学术之争实施党派、政治、权力之争，以朱熹的政治进退为争执之信号。

如何“反道学”呢？

《宋史.王淮传》“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请诏痛革之.”叶适《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臣始得以始末参验，然后知其言熹罪无一实者，特发于私意而遂忘其欺尔”由此可见“莫须有”罪名是宋之传统，“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罪甚”，

所以所谓反道学，反朱熹，绝不仅是思想上的冲突，党派立场分歧才是其核心，这也是莫须有罪名的实质，“其后伪学之禁，实权舆于此”。

为什么思想上的冲突在政治层面上愈演愈烈呢？以至于到淳熙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封杀所谓道学士大夫的仕进之路呢，道学一派又是如何反击的呢？余先生列举非常多的例证，但多数是政治整治和迫害的记载，而他们在思想层面的争论和分歧就很少介绍，也多为反道学方执政的迫害行为，朱熹一方执政是否也有相应对等的迫害行为呢，不得而知！也许是比较少吧。所以余先生依这样的史实（如果没有其他更有力的史料的话），判定与以朱熹为首的道学派对峙的是职业官僚士大夫。

据记载，朱熹这样形容：

“下以事上，固不敢稍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唯其私意之所在，则千涂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

关心治道与追求仕宦是当时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两个基本成分，一是理想，一是现实，所以这是理想与现实的争斗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