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没有散场，我们已远走他乡
绿色牧羊人/文
今年五一，是大学毕业十周年，同学们从去年7月就开始张罗聚会了。
时间过得这快，本科毕业即将十年。回头看看，一路的脚印，歪歪斜斜。
去矿大读书，是一场意外。那年莫名其妙地没有被第一志愿的经济金融类录取，而我填的是全部服从调剂，最后就被意外地调配到了矿大的工科专业。有人说，高考是一场以家庭为后盾的综合战争——这一次，现场士兵的表现并不好。等了很久之后，居然又是意想不到的后果，我选择接受这个事实。我的名字终于也被生物老师用黑色毛笔写在学校的红榜上，几乎在那张巨大红纸的最右下角。
经过一段思想斗争，老爸决定带着我提前一周去“报到”——他后来说，“我就是带着你先去看看情况，再决定。”老妈用了很长时间为我们准备行李，最后她还是留在家里。老爸在一天凌晨带着我，先坐火车到银川，又买到两张硬座票。当年，动车和高铁还没有开建，能买到座位票已经很幸运。第二天半夜，一个小偷摸老爸的衬衣兜。我同座的人，用脚踢醒了我，还示意给我——懵懂的我，居然没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小偷呼出的热气，惊醒了打盹的老爸，他醒过来，伸手甩开了小偷的手：“你干什么！”小偷后撤几步，拿出一把水果刀：“我给你放放血。”僵持了一两分钟后，小偷放弃了，扭头离开了车厢。
我们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终于到达徐州，打车去学校。
历史名城，给我们的欢迎相当“热烈”：一个同学出站后，手里一瓶没有喝完的水，被小孩从背后跑过来抢走；另一个同学，自己打车，司机带着他围着学校绕了好几圈；还有的同学，刚到学校，差点掉进南门附近的井里——那条路上的几个地井都没装盖子……这种事情在各地都有，只是对于即将开始大学生活的我们来说，突然而现实，心里有点难以平复。
我们找到报到处，老爸为了了解学校的状况，和每个人都会聊几句。住进学校的招待所后，我倒在床上补觉，他出去在校园里逛——回来告诉我，他绕了一大圈，还爬上了旁边的小山，数了数，学校的楼房还挺多。几天之后，我们退了房搬进宿舍。他带着我买了一些生活用品——毛巾、香皂、洗发水、牙刷、牙膏。他和甘肃同学的父亲谈了很久之后，终于决定可以让我们留下来，于是去交了学费。于是我成了正式的矿大学生，我们也成了正式的同学和室友。
因为害怕找不到回学校的路，我只是把老爸送到了学校西门旁边的公交车站。灯火初上，他自己上车，坐着公交车离开了。夜幕降临，我意识到这回只剩下自己了，所谓的独立生活真的来临了，才开始觉得茫然而孤独。
第一次，我一个人离开父母，开始在陌生的城市生活。
我们的宿舍在3楼，一侧是楼梯，楼梯的另一边是辅导员的宿舍。自某次运动后，辅导员又出现在各个高校里，为了管理学生——这就是城管，至少我们遇到的几个都是这种的。一天晚上，导员把学院的新生都聚集在楼道里，分开两排站立，他在中间来回踱步，摇头晃脑地训话。大意是，我要对你们实行军政，以后再说宪政；换句话说，你们都得给我老实听话，我会好好收拾你们。那种感觉，就像是军阀头目给新兵来个下马威。接着的几天，他突然踹开了我们的宿舍门，上铺的同学被惊得差点掉下来，而他冲过去把六个没有摆放整齐的新刷牙缸子全都划拉到地上，那声音非常刺耳；军训时，同学犯了错，被罚跑了一万米，他说，人的潜力是没有极限的，我现在就是在激发你的潜能；大三，一个同学转发了抵制学校食堂的短信，最后被导员和学院政工领导单独约谈。
新生报到之后就开始军训。几千的学生到了新的环境，是需要让他们“听话”，不能任性胡来，军训大概是最好的方式。教官是野战军侦察连的，带着我们站军姿、练队列、走正步。9月的阳光依然强烈，衣服上经常结了一层盐。经历过军训的同学们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还趴在体育场的跑道上，拿着没有子弹的半自动步枪对着靶瞄了几个小时。打靶那天，同学们排队走到靶场，每人5发子弹。用了几十年的半自动步枪，后坐力很大，刚用机油保养过，一扣扳机，砰的一下，可以看到子弹飞出去，机油立刻飞溅在镜片上。5发很快打完，刚尝到点滋味，就已经结束了。最后的成绩，不知道是多少，只知道至少有一颗中靶——后来全部脱靶的同学被点名，其中一个从此有了“光头”的绰号，一直到毕业。
学了一首军歌，也学了当时的校歌：“我们是能源科技的尖兵，豪情满怀意气风发。肩负着开采光明的使命，壮志飞扬走遍天涯……”我们宿舍楼顶的校广播台里每天播音前都会播放校歌，由大喇叭传播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几年之后，校歌又换成了焦作路矿学堂时期的，这首更名为“矿大之歌”。有时候不得不佩服，一些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呼市的一个同学，军训休息的时候唱了一首《小白杨》，从此成名，后来不但参加各种演出唱这首歌（四年里基本没换过），还入党做了学生干部；至于毕业后的去向，因为不是一个专业的，就不得而知了。他的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是金子就要抓住机会闪光，以后的路才会越来越宽。
三周的军训，最后就是“盛大阅兵”。记得有一段教官们的实战表演，从体育场一端冲到另一端抢占堡垒，有攻有守，没有弹头的子弹砰砰乓乓一顿响，还有烟，场面也很是热闹。几个方阵正步经过主席台后，大家还会在操场坑坑洼洼的草地上跑——蝗虫被赶起来，呼呼地飞。
军训虽然辛苦，但是生活简单。
军训后就是十一，十一后就开始上课。满校园的桂花香，在即使是深秋还绿着叶子的乔木中弥散。
那时候，手机刚刚开始流行，大家还在用随声听和磁带，我们还每天听着校园广播。羽泉的《彩虹》正火热，水木年华的《蝴蝶花》和《一生有你》正在流行，同学弹着吉他忧伤地唱着《那些花儿》。
第一学期参加了一些活动，第二学期就基本上退出了。由于高数成绩亮起了红灯，自己才醒悟过来，即便在“university由你玩世界”里，学习还是最重要的。第二学期，凭着高中的基础轻轻松松考过了英语四级，好像是74分——那时候还是百分制。
一转眼到了大二，和同学们一起考过计算机二级。熬过了各种物理和力学课程（大学物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土力学，工程力学）。继续学英语，六级却依然没考过。大家逃课去看日韩世界杯，可是中国队一球未进，最终小组赛就悲惨出具；其中一场球是0:4输给了巴西，只记得那场比赛里中国队踢出的皮球击中了侧柱，那是几十年里中国队在世界杯复赛圈里离进球最近最近的一次。一些机会，真的是一生只有一次，抓不住就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很多年后到了济州岛，我还去过空荡荡的西归浦球场，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壮阔。
大三第一学期，专业课开始。参加了六级辅导班，也终于考过了六级，好像是63。买了一台组装电脑，老是死机，每次都要到学院盖章开条子，才能拿着出宿舍门，出校门，搭公交车去销售点修理。因为学校有和德国的合作项目，盘算着想去德国，于是去听德语课；可是最后觉得考德福不靠谱，就放弃了，最后只记得几个简单的词语和几句简单的会话。
那一年学院的篮球联赛，我们打了十几场，一场没输，打到最后的决赛。那一场球，我们面对低年级的采矿联队，一直被动，一直落后，最后几分钟还差9分。大家都僵硬了，空气都凝固了。不幸的是，同学在抢篮板落地时摔倒，胳膊骨折，表情十分痛苦。他被送到了医院，做了几次手术，坚持着并没有休学，和我们一同毕业。比赛因意外中断，再也没有继续，我们没有认输，只是“接受”了第二名。发了奖金后，大家去聚餐，一个菜放在玻璃转盘上，转一圈，就没了……如果每人发本证书，也许纪念意义更大一点，或者至少应该有张集体照吧。
大四的第一学期，同学们就已经分化。就像当年的段子里说的：保研的人过着猪一样的生活，找工作的人过着狗一样的生活，我们随大流准备考研的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有几个人则早已退学消失，不知去向。大四了，第一学期还有几门专业课考试，老师们依然看得很紧。同学们去南京参加招聘会，惹得领导老师非常不高兴，因为逃课没有请假。我们准备考研，每天自习。1月份的考试结束后，假期去参加了几次招聘会投了投简历，也没有花多少心思，最后也都没有了消息（如果当时被录用，真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情形）。第二学期刚回到学校，到图书馆上网查了考研成绩，高数单科成绩没过。打电话回家，老妈说：“给你几条路，你自己选吧：工作，考研，出国。”我考虑了几天，选择了现在的道路。老妈对我说，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我们支持你。真的很感谢父母和家人，让我多了一种选择的机会。我们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每个重要的选择都会影响或决定之后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生走向。
最后一学期，同学们大多有了毕业后的归宿，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学院的领导找来两张就业协议，我们也算是就业了。那几个月里，大家做毕业设计，几乎每个宿舍里都挤着6台电脑，几台风扇，日光灯都黯淡得像雾霾里的太阳。每次集体跳闸停电后，大家都光着膀子走到楼道里，看看，谁的电脑还没有重启？！
6月底，徐州已经很热，一些同学已经离开，宿舍开始不断地停水。
散伙饭，吃得没有喝得多，大家抱在一起哭，因为大家知道，分别后，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
7月初的毕业典礼，又搬着板凳坐在主楼的广场上。不记得有什么人，讲了什么话，只记得太阳很毒，特别热。只有“优秀毕业生”才会穿着学士服，上台从领导手里领到证书。讲话结束后，“普通学生”要在主楼的办公室里排队领取毕业证和学位证。几年后，硕士毕业时，才和所有的同学一样，由校长拨过帽子上的穗子，握手并听他轻声说“Congratulations”后，才从他的手里接过学位证书和毕业证明信。
我们又在宿舍里待了几天，走之前，找了个小照相馆拍了几张学士照，背景是人工湖、主楼、保洁的老大爷和三轮车……陆陆续续送走了许多同学，把电脑桌和电扇送给了留校读研的同学，电脑和大部分教课书都托运回家——毕业生的宿舍已经是难民营，楼道变成了垃圾场，楼下有人摆摊收成堆的被褥、书本和生活用品。在学校规定离校的最后一天，我们把宿舍打扫干净，锁门，交钥匙。那一刻，好像昨天刚刚入学，今天就要彻底地告别；这个学校，仿佛我们从来都没有来过，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在留校读研同学的出租房里住了两天，办好了需要的文件和手续，收拾好行李。
那天早晨，我还记得离开时的某些情形，大家5点多都起床，一起打车去火车站。车窗外的天空一片阴沉，绕过学校一角，学校的几幢楼已经能辨清颜色。又是一个假期，只是这个假期不再会有结束的一天。我在火车站的检票口，和最后的几个同学一一告别，也告别了我们的大学生活。
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入学。校庆百年，我们已经离开。作为全国搬迁次数最多的高校，“历经14次搬迁、12次易名”：从晚清的焦作路矿学堂，到抗战时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解放后的天津矿院，建国后的北京学院路八大学院之一——北京矿院，文革时的四川矿院，再到1978年后的徐州侯山窝煤校——中国矿大。四处辗转，如同个人的生活轨迹。毕业后，我们又散落各地。曾经的系主任也早已去上海的高校任教，当时的校长也远走川大高就，盛传多年的矿大北上计划和南下愿望最终都没有实现，而是悲情地继续留在“革命根据地”徐州新建了南湖校区。所谓的新校区，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我们的生活，都留在了矿大文昌校区里。
那几年，男女篮校队就经常在宿舍旁边的体育馆里比赛。和这几年里没有去过单位旁边的五棵松篮球馆一样，我也从没去过文昌校区体育馆看过比赛。那几年，北大清华还守着自己的大超联赛，矿大已然是CUBA的传统强队。女篮获得了第二届的冠军——据说因不合规的球员，成绩被最终取消。男篮是多年的江苏省冠军，打进全国四强后，比赛还在央视五套转播。赛前，学校领导特地争取到几分钟来做矿大的宣传介绍。2009年，建校一百年前，男篮也拼到了第一个CUBA冠军。
矿大后来的一切，却都陌生得更像是别人的学校和别人的故事了。
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注定的，大家只是由于各种机缘巧合同时聚集，在一起生活和学习。记忆里的碎片，无法代表过去的时光，也永远不会让我们再回到那个年纪。不论是痛苦和伤痕，还是幸福与荣光，都将被慢慢忘记，过去的似乎都只剩下美好。对于学校而言，我们只是文凭流水线上的一件件产品，只是一个个学生，老师们或许早已忘记了大多数人的姓名和容貌。不管怎样，对于我们而言，那始终是一段无法抹去的生活、经历和记忆。感谢那些同学，那些老师，那所不断改变的学校，感谢那段带着一些迷茫的青春时光，让我们有所成长，让我们有所记忆。
青春没有散场，我们已经远走他乡。带着怀念和纪念，我们重新聚集——这将是我们的毕业十周年聚会。
2015年4月10日至18日北京